古代食品安全法：卖假货后果很严重

提起食品安全，不少人以为是现代才有的话题。但翻阅史料便知，中国古人早已对食品造假、售假深恶痛绝，从周代到明清，历朝都出台过严苛的 “食品安全法”，小到短斤少两，大到售卖有毒食品，处罚力度之重，甚至能让人付出生命代价。这些法规与执行案例，不仅见证着古人对食品安全的重视，更藏着朴素的民生智慧。

最早的食品安全规定可追溯至周代。那时商品交易以初级农产品为主，统治者最关注食品的成熟度与来源。《礼记・王制》明确记载：“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意思是未成熟的粮食果实、不在狩猎季节捕获的鸟兽，一律不准在市场出售。这并非小题大做 —— 未熟果实可能引发食物中毒，非时宰杀的禽兽或许携带疫病，古人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的禁忌，成了中国最早的食品安全红线。不过周代的规定多靠道德约束与市场监督，尚未形成明确的刑罚体系。​

真正将食品安全纳入律法严惩的是汉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肉类、粮食等加工食品增多，变质食品引发的事故时有发生。为此，《二年律令》专门制定条款：“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与盗同法。” 简单说，只要肉类变质可能致人中毒，必须立即焚烧销毁，无论是民间商贩还是官府经营的肉品，一旦违反，肇事者和监管官员都要按盗窃罪论处，轻则罚没财产，重则服劳役。这种连坐制度，倒逼官员不敢懈怠监管职责。​

到了唐代，食品安全法规更趋完善，处罚也愈发严厉。《唐律疏议》堪称古代 “食品安全法典”，不仅细分了犯罪情节，还明确了不同后果的刑罚标准。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西市、东市商贾云集，食品交易频繁，也成了监管的重点区域。​

天宝年间的一个清晨，长安西市的肉市刚开张，负责市场监管的 “市令” 就带着差役例行检查。走到张记脯肉摊前，市令嗅到一股淡淡的酸腐味，掀开盖肉的油布，只见肉案上的脯肉已泛出暗褐色，苍蝇在周围盘旋。市令当即质问摊主张某：“此肉已坏，为何仍在售卖？” 张某慌忙辩解：“刚从库房取出，许是天热捂坏了，尚未有人购买。” 市令让人查看库房，发现角落里还藏着十几斤变质脯肉，且有顾客投诉昨日吃了他家脯肉后上吐下泻。​

按照《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张某明知脯肉变质仍打算售卖，且已有人受害，市令当即下令将其押回衙署。最终，张某被判处杖刑九十，打完后还要服一年徒刑，变质脯肉全部当众焚烧。围观百姓纷纷议论：“这才是杀一儆百，看谁还敢卖坏肉！” 这样的场景在唐代并不少见，正是靠着 “杖刑”“徒刑” 的威慑，西市的食品安全才得以保障。​

唐代对假药的打击同样毫不手软。唐宪宗元和年间，被贬永州的柳宗元身患脾疾，需用茯苓调理身体。他让仆人到集市买药，回来后却发现买到的 “茯苓” 质地松软，味道寡淡，服用几天后病情反而加重。柳宗元精通医理，仔细辨认后发现，所谓的 “茯苓” 竟是用外形相似的芋类假冒的。​

怒不可遏的柳宗元当即带着假茯苓去府衙报案。刺史亲自审理此案，查明商贩李某长期用芋类冒充茯苓售卖，已有多位患者受骗。按照当时的律法，售卖假药致人病情加重，属 “令人病者” 范畴，应判处徒刑一年。最终，李某被押赴刑场打了八十大板，再投入大牢服刑，其家产也被查抄赔偿给受害百姓。柳宗元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市有伪药，官能严惩，此乃民之幸也。” 这起案例，正是唐代打击食品药品造假的生动写照。​

宋代商品经济更为繁荣，食品安全问题也愈发复杂，除了继承唐律的严苛规定，还创新引入了 “行会监管” 制度。当时的商贩必须加入对应行会，比如卖肉的入肉行、卖酒的入酒行，行会首领 “行老” 要对商品质量负责，相当于现代的 “行业担保人”。《宋刑统》明确规定，售卖有毒食品致人死亡者绞刑，与唐代一致，但行会的存在让监管更接地气。​

汴梁城的东角楼街巷，酒肆林立。有个新开的王记酒肆为牟利，往酒里大量兑水，顾客喝后纷纷投诉。酒行行老得知后，先上门查验，发现酒的度数远低于标准，当即上报开封府。府衙派人核查属实，按照 “行滥而卖者，杖八十” 的规定，店主王某被打了八十大板，酒肆被勒令停业，行老也因监管不力被罚俸三月。此后，汴梁酒行定下规矩：每月互查酒品质量，一旦发现掺假立即举报，行业自律与官府执法形成了双重保障。​

明清时期，食品安全法规进一步细化。明代《大明律》延续了 “变质食品速焚” 的规定，还针对粮食掺沙、油脂掺假等行为增设条款，处罚多为 “杖六十” 至 “杖一百”。清代则在行会基础上设立 “牙行”，负责评定商品成色，一旦发现假货，牙行需配合官府追责，连坐制度再度强化。​

纵观古代食品安全监管史，“重典治乱” 是核心原则。从汉代的 “与盗同法”，到唐代的 “绞刑” 处罚，再到宋代的 “行会追责”，古人用严厉的手段遏制造假行为。他们虽不懂 “食品安全标准” 的概念，却从无数教训中总结出 “防患于未然” 的智慧 —— 既要严惩肇事者，也要压实监管者责任，更要靠行业自律形成约束。​

这些古代的 “食品安全法” 告诉我们，打击假货、保障民生，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比起现代的检测技术，古人的手段或许简陋，但那份 “零容忍” 的态度，至今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毕竟，无论古今，食品安全都是底线，谁触碰了这条底线，就该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