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融通儒释道的千古奇文《无名君传》—北宋·邵雍

“心无妄思，足无妄走。人无妄交，物无妄受”在中国思想史上，北宋邵雍的《无名君传》堪称一部融会贯通的千古奇文。这篇看似短小的文章，却凝聚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从老庄的自然无为，到禅宗的明心见性，再到阳明心学的良知本体，均在这篇短文中找到思想的萌芽。

《无名君传》 收录于《皇朝文鉴》，是邵雍借“无名君”自喻的思想自传。文中，邵雍以精炼的笔触勾勒出一个理想人格的成长历程。

无名君传

无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岁，求学于里人，遂尽里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学于乡人，遂尽乡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岁，求学于国人，遂尽国人之情，己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学于古今，遂尽古今之情，己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学于天地，遂尽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无得而去矣。

始则里人疑其僻，问于乡人曰：“斯人善与人群，安得谓之僻？”既而乡人疑其泛，问于国人曰：“斯人不妄与人交，安得谓之泛？”既而国人疑其陋，问于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器，安得谓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质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终始无可与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对。当时也，四方之人迷乱不复得知，因号为无名君。

夫无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则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则斯人无体乎？曰：有体，有体而无迹者也。斯人无用乎？曰：有用，有用而无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无迹无心者，虽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况于人乎？

故其诗曰：“思虑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谁？”

能造万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极也。太极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极。太极者，其无名之谓乎？

故尝自为之赞曰：“借尔面貌，假尔形骸，弄丸余暇，闲往闲来。”

人告之以修福，对曰：“吾未尝不为善。”人告之以禳灾，对曰：“吾未尝妄祭。”故诗曰：“祸如许免人须谄，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宁烦祷，无妄生灾未易禳。”

性喜饮酒，常命之曰“太和”。诗曰：“不佞禅伯，不谀方士。不出户庭，直际天地。”

家素业为儒言，身未尝不行儒行。故其诗曰：“心无妄思，足无妄走。人无妄交，物无妄受。炎炎论之，甘处其陋。绰绰言之，无出其右。羲轩之书，未尝去手。尧舜之谈，未尝虚口。当中和天，同乐易友，吟自在诗，饮欢喜酒。百年升平，不为不偶；七十康强，不为不寿。”

其无名君之谓乎。

这段文字揭示了人格完善的渐进历程，从地方到国家，从当下到古今，最终与天地相融。这种思想，与庄子“吾丧我”的境界、禅宗“见性成佛”的追求以及阳明“致良知”的工夫，皆有异曲同工之妙。

邵雍的思想汲取了老庄思想的精华，老庄哲学强调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提出“心斋”“坐忘”，追求精神的超脱。邵雍描绘的“无名君”正是这种境界的体现：“夫无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

这种“有体无迹”“有用无心”的境界，与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及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思想一脉相承。邵雍将这种道境融入日常生活，成就了“安乐窝”中自在超脱的生活态度。

在《无名君传》结尾的赞中，邵雍更是直接道出了自己的追求：“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这种将自我视为天地间暂时寄托的思想，源于庄子“假于异物，托于同体”的观感，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邵雍虽为理学家，但其思想深受禅宗影响。他提出的“心为太极”观点，与禅宗“即心即佛”的思想有深刻共鸣。

邵雍在《无名君传》中写道：“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谁？”这种对心体未发状态的描述，与禅宗“不思善，不思恶”的本来面目何其相似。禅宗强调“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邵雍则通过“观物”来实现对自心的认知，他所著的《皇极经世》中强调“观物”思想，其核心正是“以物观物”，破除主观成见，从万物本性出发体察天道。

在修养方法上，邵雍也融汇了禅宗的心性功夫。他提出：“心无妄思，足无妄走。人无妄交，物无妄受。”这“四无妄”与禅宗的“无念、无相、无住”的修行理念相通，都是为了达到心灵的清净无染。邵雍诗中表达的“虚室清明都是白，灵台莹静别生光”，正是禅宗心性本净、自性光明的诗意表达。

邵雍的“心为太极”论，实为宋代心学思想的先声，对后世阳明心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将宇宙本体归结于心。而邵雍早在北宋就已提出：“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在邵雍的思想中，太极是宇宙的本源，而心又与太极相通。他认为“心为太极”，实质上已经架起了心与宇宙本体的桥梁。这种思想经过发展，最终演变为阳明心学的完整体系。

邵雍在《无名君传》中表达的心性修养论，也与阳明心学相通。他写道：“人告之以脩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这种不重形式而重心地的态度，与阳明“只求于心，不求于外”的立场如出一辙。

阳明强调“知行合一”，邵雍则在诗中表达了类似思想：“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这种知行并重的态度，正是宋明理学家的共同特点。

《无名君传》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思想深度，更在于它展现了中华文化融通三教的气度。

邵雍的思想，以儒家为体，道家为用，佛家为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他“家素業為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却又能“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这种包容并蓄的态度，正是中国思想智慧的精华所在。

程颢评价邵雍：“雍内圣外王之学也。”这一评价点出了邵雍思想融通三教的特色。邵雍将道家的自然境界、禅宗的明心见性与儒家的经世情怀融为一体，开创了独特的安乐哲学。

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邵雍的《无名君传》有着特别的启示意义。邵雍提出的“无名”境界，是对功利主义的超越。他说：“不可得而名，而况於人乎？”这种不为名利所累的生活态度，为现代人提供了一剂清凉药。

邵雍的“观物”思想也启示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如何保持心灵的宁静与明澈。他的诗歌表达了对这种境界的向往：“当中和天，同乐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

这篇千古奇文告诉我们，真正的境界是无名无待的。如邵雍所言：“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而太极之本，终归于心。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