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故里之争的历史考据与当代启示

——基于文献、礼制与行政史的综合辨析

摘要

司马迁故里之争源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对“龙门”的注释矛盾，形成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两说。本文通过梳理西汉至清代文献考据、国家礼制遗存、行政命名沿革等核心证据，指出河津说具备文献一致性、礼制正统性与行政确认性；韩城说则源于明代张士佩修志时的选择性叙事建构，存在学术硬伤。争议本质是地方文化资源争夺中“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的割裂，未来需通过跨学科学术论证、文旅协同开发实现共生。

司马迁故里；龙门；文献考据；礼制遗存；文化资源争夺

一、引言

司马迁故里归属的争议绵延四百年，核心症结在于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对《史记》中“龙门”的两处矛盾注释：注《太史公自序》时称龙门在“同州韩城县”（今陕西韩城），注《货殖列传》时又指其在“绛州龙门县”（今山西河津）。明代韩城籍官员张士佩编纂《韩城县志》时，刻意回避该矛盾，选择性援引史料建构“司马迁为韩城人”的叙事，引发清代考据学者的集中批评。这一争议不仅涉及地理与文献辨析，更折射出地方文化认同与现实利益驱动的复杂博弈，亟需通过严谨的学术考据厘清核心问题。

河津 东汉国祀大禹庙

二、争议核心：文献、礼制与行政史的证据辨析

（一）河津说的三重核心证据

1. 文献考据的一致性：西汉杨雄《河东赋》记载汉成帝祭汾阴后土（今山西万荣）后巡游河东（黄河以东，今山西），“回望龙门”的行程与河津的地理归属完全契合，而韩城地处黄河以西，与“河东巡行”逻辑矛盾。西汉孔安国注《禹贡》、东汉《辛氏三秦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权威文献，均明确“龙门山在河东”，且河津在西汉属河东郡皮氏县，与文献记载精准对应。宋代《禹迹图》、清代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及现代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亦一致将西汉及以前的“龙门”标注于河津。

2. 国家礼制的正统性：东汉在河津修建的大夏禹王庙被列为“国祀”，由朝廷主持祭祀，而韩城禹庙始建于元代，仅为地方信仰遗存。大禹“凿龙门”的传说与禹庙选址直接关联，东汉官方祭祀选址河津，印证了其“龙门正统”的地位，与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大禹治水的记载形成互证。

3. 行政命名的确认性：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河津地区被正式命名为“龙门县”，行政建制延续至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长达647年。这一国家层面的命名，是对河津“龙门”正统性的官方确认；而韩城历史上从未有“龙门县”的行政建制，仅与龙门存在地理邻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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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城说的叙事建构与学术漏洞

1. 志书编纂的刻意取舍：明万历《韩城县志》是韩城说的文献起点，但编纂者张士佩回避《史记正义》中“龙门在绛州龙门县”的注释，仅援引“同州韩城县”的表述，且书中提及的“高门”“华池”等司马家族遗迹无汉代考古佐证，被《大清一统志》明确记载“无考”。

2. 实物遗迹的叙事转换：韩城司马迁祠墓被视为核心证据，但现存最早碑刻为北宋李奎《司马太史庙诗》，且元代该祠被称为“望祖庙”，朝向河津龙门，暗含“遥望祖地”之意，直至清代扩建后才重塑“出生地”叙事，本质是纪念性建筑而非故里遗存。

3. 清代学者的集中批评：顾炎武《日知录》承认唐代“龙门属河东”的主流认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直指地方志“附会史实”，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更是驳斥张士佩“强指河西韩城为龙门”，指出其无视东汉河东禹庙的礼制遗存，混淆州界。

国祀后土祠

三、争议本质：文化资源争夺中的双重割裂

（一）历史叙事的工具化倾向

韩城说的维系源于“需求导向”的叙事逻辑：从张士佩修志时的“以论带史”，到现代选择性援引学术观点，均先确立“司马迁属韩城”的结论，再反向筛选证据，背离了“多证互勘、客观中立”的考据准则，使争议沦为地方利益的附属品。

（二）“历史真实”与“文化真实”的冲突

韩城的“文化真实”（公众对司马迁祠墓的认同、地方文旅经济依赖）与“历史真实”（文献与礼制的严谨考据）形成割裂。2024年数据显示，司马迁祠年接待游客超120万人次，贡献韩城文旅总收入的35%，核心IP的经济价值进一步固化了其叙事立场，导致学术漏洞被忽视。

（三）争议化解的路径梗阻

晋陕两地分属不同省份，缺乏省级协调机制；学术层面形成“晋陕学派”的隐性对立，难以达成跨区域共识；地方媒体的单向宣传则强化了“非此即彼”的认知，阻碍了“共尊共享”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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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决路径：从对抗到共生的转型

1. 建立权威学术论证机制：建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织考古、历史、地理等多学科专家，系统梳理“龙门”地名演变、司马氏迁徙轨迹等核心问题，形成中立的学术共识。

2. 推动文旅协同开发：借鉴“龙门文化旅游带”构想，整合河津“故里文献价值”与韩城“祠墓纪念价值”，开发“史圣足迹”跨区域旅游线路，实现文旅互补。

3. 回归文化传承本质：将竞争焦点从“出生地归属”转向《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弘扬，通过学术研讨、文化节庆等活动，让两地在传承史学精神中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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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司马迁故里之争的核心的是文献考据与叙事建构的博弈，河津说具备文献、礼制与行政史的三重支撑，韩城说则源于刻意的叙事取舍。在文化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唯有超越“非此即彼”的对立，以学术真实性为基础，推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才能让这场四百年争议回归文化本质，避免历史被工具化利用的遗憾。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 史记[M]. 中华书局, 1959（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2] 张守节. 史记正义[M]. 中华书局, 1959（附于点校本《史记》后）.

[3] 郦道元. 水经注校证[M]. 中华书局, 2007.

[4]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5]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贺义杰

2025年11月11日于福建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