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的文化身份困局

“一京二卫三通州，比不上获鹿旱码头”的旧谚尚在耳畔回响，“火车拉来的城市”已成为石家庄最鲜明的官方注脚。1907年京汉与正太铁路在此交会，钢轨如动脉般穿起枢纽地位，让这座昔日村落“一夜城郭起”，从华北腹地的货物集散地蜕变为工业重镇。如今，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载着“河北制造”跨越亚欧大陆，官方着力打造的“国际庄”标签，正是对这份铁路基因的现代延伸——它指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藏着“通衢天下，利尽四海”的雄心，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当代名片。

然而，在官方的现代化叙事之外，民间却弥漫着一股“言及过往，气短声微”的文化焦虑。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文化休克”：当人们单独提及鹿泉的传说、正定的古迹时尚能侃侃而谈，一旦聚焦“石家庄”本身，便难免陷入“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沉默。这种底气不足的根源，在于城市建制史的短暂——相较于周边邯郸、保定等“千年古都，文脉绵长”之地，石家庄的现代崛起不过百年，恰似“朝菌不知晦朔”，缺乏连贯的历史叙事作为文化支撑。外来人口的涌入与县域文化的割裂，更让本土文化话语权不断弱化，最终催生了对“历史厚度”“根脉所系”的迫切渴求。

为填补这份文化落差，东垣古城的考古发现恰逢其时地成为民间叙事的重要支点。这座位于市区北部、面积达2.76平方公里的古城遗址，经考古证实为战国中山国重要城邑，秦代恒山郡治所，汉代真定国都城所在，出土的“真定长乐”铭文瓦当与“回”字形宫殿基址，印证了其两汉时期高等级郡国中心城市的地位。遗址中战国至魏晋的路网、水系、作坊等337处遗迹，清晰勾勒出太行山东麓早期城市“薪火相传，城脉未断”的发展脉络。但在民间传播中，这份扎实的考古成果却逐渐偏离学术轨道：从“将城市历史上推至战国”延伸为“追溯五千年文明源头”，将区域文化根脉的梳理放大为“历史正统的独占”，陷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认知误区，形成考古事实与民间想象的错位。

更令人费解的是“石家庄是汉族发源地”的说法流传。从历史考据来看，汉族的形成是“多元一体，融合共生”的漫长过程，其文化源头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紧密相关，恰如“江河万里，非一源之水”，并无任何权威学术研究将这一源头指向石家庄地区。这种极端化的表述，本质上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文化自卑心理投射——当无法在常规历史叙事中找到优越感时，便试图通过建构“源头性”身份来“扬眉吐气”，却反而暴露了对自身文化“底气不足，信心不坚”的短板，落得“画蛇添足，徒增笑柄”的尴尬。

事实上，官方的“火车叙事”与民间的“古城追寻”本可“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火车拉来的城市”并非文化浅薄的代名词，中欧班列的轰鸣延续着旱码头“商旅辐辏，货通天下”的基因，工业遗址的改造承载着城市“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记忆，这正是石家庄独有的现代文化标识，藏着“时势造城，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核。而东垣古城的价值，不在于“牵强附会，拉长年限”、虚构文化身份，而在于印证了这片土地上“文明不绝，薪火相传”的积淀——它证明石家庄的崛起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太行山东麓城市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

遗憾的是，无论是官方对文旅融合的探索，还是民间对历史的解读，都尚未找到“平衡古今，贯通内外”的路径。从“摇滚之城”的喧嚣到工业遗址的开发，管理层的文化打造常陷入“热闹有余，底蕴不足”的困境，如“浮光掠影，转瞬即逝”；而民间对历史的过度解读又难免走向“闭门造车，妄自尊大”的极端。其实，石家庄的文化自信无需依赖虚构的“千年光环”，也不必回避“百年崛起”的历史特质。正如古人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当火车的现代节奏与古城的文明遗存真正对话，当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形成共鸣，这座城市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既不是“邯郸学步”式刻意仿古的“伪历史”，也不是“空中楼阁”般缺少根基的“空现代”，而是在古今碰撞中生长出“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独特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