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随学：不能用中国 “信史” 的模式套西史

近期以来，西史辨伪的争论早已变味：质疑亚里士多德著作真实性被骂 “反智”，考证希腊雕塑为近代仿品遭围攻，揭露西方古史漏洞被贴 “民科” 标签。这群攻讦者捧着西方编撰的古代史，用中国 “信史” 的标尺衡量一切，却忘了最基本的常识 —— 中国古代史是 “实录史”，字字句句源于史官记述、考古印证；而西方古代史是 “构建史”，是近代为迎合政治需求 “制造” 出来的产物。用信史的严谨去套构伪史的逻辑，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中国史学界盲目崇西的悲哀。

一、西方古史：政治操盘下的 “变色龙”

中国信史的核心是 “实录”，司马迁写《史记》“其文直，其事核”，哪怕触怒汉武帝也不改其志；历代史官 “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成就了绵延五千年的连续史证。而西方古史的核心是 “迎合”，就像爬行纲避役科的变色龙，随政治气候、种族诉求变换自身底色。

圣经史观时期，西方学者为贴合宗教叙事，编造诺亚之子殖民世界的神话，宣称中国帝王伏羲从西方习得文字。启蒙时代，为彰显 “理性精神”，伏尔泰、黑格尔转而盛赞中国是 “最古老、最可靠的国家”，将中国历史作为西方编年的参照。浪漫主义与殖民扩张时期，为塑造 “欧洲优越论”，西方突然将古埃及抬为 “最古老文明”，为殖民掠夺披上文明传承的外衣。当发现古埃及文明可能源自非洲黑人，西方学界又集体转向，让苏美尔文明 “登顶”，罗列 39 个 “世界第一” 强行坐实 “文明源头” 地位。

马丁・贝尔纳一针见血指出，西方古史构建是 “Fabrication”（捏造），19-20 世纪的历史学家为摆脱黑人文明的 “魔障”，不惜同时否认古埃及人的黑人身份与文明成就。这种随政治需求反复横跳的 “历史研究”，哪里有半点求真精神？中国信史若如此，恐怕夏商周会被时而否定、时而前移，二十四史要按当下舆情重写 —— 这在中国人看来荒诞不经，却是西方古史的常态。

二、绝对年代：无凭无据的 “空中楼阁”

中国信史的年代考证讲究 “多重印证”，甲骨文与文献互证商王谱系，碳十四测年与考古层位吻合，天文记录与历法推算呼应，形成闭环证据链。而西方古史的绝对年代，从头到尾都是 “估算+臆测” 的产物，所谓的 “科学依据” 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遮羞布。

碳十四测年技术出现前，西方靠 “破读死文字”、“估算地层厚度” 定年，误差动辄上千年。以黍的起源为例，1911 年德国学者在西亚发现黍粒，未做科学检测就宣称有 7000 年历史，将 “西亚起源说” 写入教科书。2003 年中国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出土 7600 年前的碳化黍粒，联合美、加、日等国用高精度仪器测年，结果坚实可靠。后续基因研究更证实，全球黍类都携带中国特有的 “黏性基因突变”，西亚黍的真实年代不早于 4500 年前。

可笑的是，面对铁证，西方学者仍狡辩 “多地独立驯化”，试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年代体系。以此为标尺反观西方古史：所谓 “公元前 3000 年的苏美尔文明”、“公元前 2500 年的金字塔”，真实年代恐怕要大幅后移。中国学者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测年标准，对考古全程规范操作、连续取样，却因会推翻西方主导的年代体系而遭冷遇。这种 “只许西方臆测，不许全球验证” 的双重标准，与中国信史的严谨考证形成鲜明对比——用信史的年代标准要求西史，无异于让童话里的城堡接受工程质量检测。

三、编年体系：偷来的 “文明框架”

中国信史的编年体系是 “自产自销”，从黄帝纪年到甲子循环，从《竹书纪年》到《资治通鉴》，形成独立完整的时间轴，延续四千余年未曾中断。而西方古史的编年体系，竟是 “偷来的孩子套自家的衣服”，将中国编年史改头换面，包装成西方 “科学史学” 的基石。

西方历史学奠基人约瑟夫・斯卡利杰，被牛津大学研究员诺沙夫特直指 “伪造了通行的历史时间轴”。这位 “史学祖师” 的核心操作，是将中国帝王年表、天干地支纪年法与圣经叙事结合，编造出西方古史谱系。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将伏羲、尧等帝王与亚当、诺亚对应，斯卡利杰则照抄中国编年框架，为希腊、罗马、埃及 “补写” 朝代年表。美国学者詹姆斯・伯克斯坦言，斯卡利杰将中国编年史视为 “相对可信的蓝本”，却刻意隐瞒这一来源，谎称是 “科学考证” 的成果。

更讽刺的是，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这段黑历史：彼得・伯克指出中世纪欧洲 “不存在历史感”，米哈伊洛夫揭露斯卡利杰用伪造文献作为古典史基础。而中国学界却将这套偷来的、伪造的编年体系奉若神明，把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的虚构谱系写进教科书，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中国信史讲究 “无证不信”，而西方古史是 “无据偏信”，用信史的溯源标准审视西史，只会发现其所谓 “文明传承” 不过是一场偷天换日的骗局。

四、中国学界：捧着伪史当圣经的 “治史病夫”

最荒诞的不是西方编造古史，而是中国史学界将这套 “构建史” 当作信史，用中国的治史标准要求质疑者，却对西方古史的漏洞视而不见。这种 “只许解构中国，不许深究西方” 的双标，正是马丁・贝尔纳所嘲讽的治学 “病夫”。

民国时期 “古史辨派” 可以宣称 “大禹是条虫”，当代学者可以断言 “女娲是蛤蟆”，这些解构中国信史的观点被奉为 “思想解放”。可当有人质疑亚里士多德百万字著作如何在无纸张的古希腊留存，有人考证金字塔建造的人口悖论，却被学界扣上 “反智”、“破坏学术团结” 的帽子。中国考古学家用几十年时间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西方一句 “没有成熟文字” 就被否定；而西方仅凭文艺复兴时期的抄本、近代修复的遗址，就能宣称 “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学界却集体沉默。

西方学界尚且有人反思 “现代考古学家仍在使用种族主义者建立的模式”，中国部分学者却将西方古史视为 “不可动摇的权威”。他们忘了中国有乾嘉学派 “无证不信” 的考据传统，忘了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治史精神，反而把偷来的编年、臆测的年代、政治化的叙事当作真理。这种放弃自身学术传统、盲目跪拜西方标准的行为，比西方编造古史更令人不齿。

结语：跳出信史执念，直面历史真相

不能用中国 “信史” 的模式看西史，不是为西方古史的漏洞辩护，而是要认清两者本质的不同：中国信史是 “记录历史”，西方古史是 “塑造历史”；中国信史服务于求真，西方古史服务于政治。西方古史并非毫无价值，但它需要的是批判性审视，而非盲从式接受。

中国史学界该醒醒了：放弃 “西方标准即真理” 的执念，用考证中国史的严谨去审视西方古史，用中国的辨伪传统去揭露其漏洞，用国际统一的科学标准去验证其年代。真正的学术自信，不是将西方古史奉为圭臬，而是敢于质疑、勇于求真；不是害怕争论，而是在争论中逼近真相。 当有一天，中国教科书不再照搬西方编造的文明谱系，当学界不再将质疑西史视为 “异端”，当科学测年取代政治臆测，才能真正读懂世界古代史。毕竟，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而不是用谎言堆砌的 “文明神话”—— 用信史的尺子去丈量伪史，只会让自己陷入荒诞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