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苏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解

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司马迁一直被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苏镇教授认为，司马迁所谓的“一家之言”，本意应指以“《春秋》之义”为核心的汉家之言，亦即由孔子制定、经公羊家阐释、又经《史记》进一步论述的汉家治国理民之道。这样理解司马迁的抱负，更符合他的性格、学识和时代。不过，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在理论上新意不多，既不如董仲舒的学说系统深刻，也不如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的论述明确清晰，因而司马迁自己极为看重的《史记》的这一价值，并没有得到后世学人的重视。相反，作为揭示上述思想之手段的史实叙述，却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司马迁意外地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本文原载《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解

文 / 陈苏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主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在后人眼中是一部史书，司马迁之“家”自然就是史家了。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南朝裴駰赞同此说，认为《史记》一书“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家，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也”。唐张守节释“勒成一家”曰：“编勒成一家之书矣。”唐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以《史记》为首，又有“《史记》家”，以司马迁为创始者。可见，后世学者皆以司马迁所言“一家”为史家。近代治史学史的学者更认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主要表现为创立纪传体，史学称“家”亦始于司马迁。

司马迁和《史记》在史学领域的贡献是不容质疑的，但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的本意似不在史学方面。细读《报任安书》之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史记》全书即“百三十篇”的主要内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则是基于前者的又一项任务。对这一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较详细的表述：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观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

陕西省韩城市南乡芝川镇司马迁祠墓

前引《报任安书》之文显然是对这段文字的简化。前者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至“凡百三十篇”，大致对应后者之“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至“为《太史公书》”，前者之“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致对应后者之“序略”至“整齐百家杂语”。如此看来，“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为“序略”安排的任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自序》中作“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是司马迁赋予“八书”的任务。

对照八书，“礼乐损益”显然是《礼书》和《乐书》的内容，“律历改易”显然是《历书》的内容。“兵权，山川，鬼神”一句，司马贞《索隐》曰：“兵权，即《律书》也。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今《律书》亦略言兵也。山川，即《河渠书》也，鬼神，《封禅书》也”。同样，“天人之际”和“承敝通变”也不是泛泛之言，而是各有所指。正如王先谦所说：“‘天人之际’谓《天官书》，‘承敝通变’谓《平准书》也。”

《天官书》的内容主要是占星术。司马迁认为日月五星等天体的运行与祸福吉凶、治乱兴衰等人事高度相关，“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他还总结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统治者明此“天人之际”则是为了指导现实政治，“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这套说辞显然与《春秋》公羊家的灾异学说有关，但基本思路更接近民间流行的方术。

▴

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二十八宿星图》

《平准书》主要讲汉初以来农商本末之事。大意是说，汉初经济凋敝，故重农抑商，轻徭薄赋，经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积累了大量财富，故武帝时“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富足的生活使得“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然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负面现象很快出现。“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其后，武帝开边改制，大事更张，耗尽了汉初积累的财富，使“县官大空”。为了支持对外战争，武帝又对商贾下手，白金、皮币、盐铁、算缗、均输、平准等相继出台，又卖官鬻爵，加之严刑峻法，长吏惨急，致使风俗日坏，“百姓抏弊以巧法”。武帝虽“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平准书》后半部内容，以卜式和桑弘羊的对立为中心线索，描述了武帝一朝的基本政策。桑弘羊“言利事析秋毫”，积极推进武帝开边改制的事业，卜式则是位“朴忠”的“长者”，反对盐铁、算缗等制度。最终，武帝“不悦卜式”而重用桑弘羊。司马迁的立场显然在卜式一边，故于《平准书》结尾处写道：“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卜式说出了司马迁的观点。最后司马迁总结说：

《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敝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

司马迁认为商汤和周武王都曾“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而其后世皆“陵迟衰微”。汉朝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太史公曰：

▴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出土西周克盉、克罍及铭文

北京市首都博物馆藏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以《平准书》的内容为背景，所谓“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应理解为仅指汉初而言，武帝时期的政策则是“物盛则衰”、“陵迟衰微”的表现。

汉魏人盛传司马迁曾批评武帝。如东汉卫宏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东汉明帝说司马迁“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汉末王允也有“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之语。曹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因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则述其事曰：“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由于景、武二纪原文早已不存，司马迁在其中是如何批评武帝的，今已不得而知。《太史公自序》“孝景本纪”条曰“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今上本纪”条曰“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都未见批评之语。司马迁未必会因受刑而“非贬”武帝，但他对武帝的政策有所不满也是事实。《平准书》的上述内容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

滇王金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司马迁用来“成一家之言”的序略，系指《自序》后半部的内容，即《史记》百三十篇的内容提要。这些提要集中表达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是非褒贬。如《五帝本纪》条称讚五帝“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夏本纪》条称讚“维禹之功……德流苗裔”，又批评“夏桀淫骄，乃放鸣条”；《始皇本纪》条称讚始皇“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又批评他“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高祖本纪》条称讚刘邦“子羽暴虐，汉行功德……天下惟宁，改制易俗”。《孝文本纪》条称讚文帝“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世家》部分则每每言及“嘉”其某事，明确表达褒扬之意。

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说是否确切，暂且不论。司马迁的思想以儒家为主，应是不可否认的。司马迁明言，他“成一家之言”的方法是“拾遗补艺”，目的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对“拾遗补艺”的“艺”，《集解》引李奇曰：“六艺也。”《索隐》曰：“谓补六艺之阙也。”观下文所言“六经”云云，这种解释是符合司马迁原意的。祝总斌先生指出：“证以司马迁惯用‘六艺’指‘六经’，李奇之说极是。”毫无疑问，司马迁所谓“一家之言”与儒术高度相关。其实，司马迁在《自序》中已经阐明了这一点。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

《索隐》曰：“太史公，司马迁也。先人，司马谈也。”司马谈在这裡提到的《易》《春秋》《诗》《书》《礼》《乐》，正是司马迁所谓“六艺”。司马谈所谓“明世”当然是指汉朝。这表明，司马迁的“拾遗补艺”就是通过“绍明世”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绍明世”和“继《春秋》”又更为重要，故司马迁在上引文后接著写道：

上大夫壼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其中“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是《春秋公羊传》语，“董生”则是《公羊》大师董仲舒。可见，司马迁深受当时盛行的《春秋》公羊学影响，他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的依据，便是《公羊》家所阐释的用以“别嫌疑，明是非”的“《春秋》之义”。

▴

[清]吴历《人物故事图》册

选材于《史记》

故宫博物院藏

根据汉代《公羊》家的解释，《春秋》是孔子为汉制法之作，其主要内容是为汉朝制定的拨乱反正之法。那么，司马迁“继《春秋》”又是什么目的呢？壼遂恰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司马迁答道：

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我们不知道壼遂是真的提出过上述问题，还是司马迁借壼遂之口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希望阐明这一问题。但这个问题十分敏感，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显然很危险。我们不知道司马迁作《史记》是否处处“实录”，也不知道武帝“削”《史记》是否及于《自序》，但上引文字中对武帝的评价似乎言不由衷，未体现出“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以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表达的观点为基础，我们可对司马迁的这段话做进一步解读。

首先，“先人曰”提到的《易》、《书》、《礼》、《乐》、《诗》、《春秋》，即所谓“六艺”，都是和某家王朝对应的，是该王朝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司马迁所谓“拾遗补艺”是想在“六艺”之外再增一艺，即用《史记》对应汉家王朝。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想法并不是司马迁独有的。当时的人们都将汉朝看作五帝三王之后的一家王朝。如窦太后欲以景帝之弟梁王为嗣，群臣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方今汉家法周”，故“不得立弟，当立子”。武帝封禅、改正朔时说：“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司马相如临死留遗书，劝武帝举行封禅大典，“而后因杂缙绅先生之略术，使获曜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祓饰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文颖注曰：“使诸儒记功著业，得观日月末光殊绝之明，以展其官职，设错其事业也”。又曰：“六经加一为七也”。孟康注曰：“犹作《春秋》者，正天时，列人事也。言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也。”司马相如不仅认为汉朝是继五帝三王之后的一家，还认为汉朝应继“六经”之后再“作《春秋》一艺”，使六经增为七经，而这部汉家《春秋》应是“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之作。这同司马迁所谓“拾遗补艺”如出一辙，正可用作司马迁之说的注脚。

▴

宋刻宋印《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卷第十九）》

宋蜀刻中字群经本

其次，司马迁强调《春秋》既“采善”，也“贬恶”，“非独刺讥而已”。言下之意，《史记》亦非仅“力诵圣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同时也有所“刺讥”，只是后者不便明言。事实上，司马迁反对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兴利之臣”的主张，对武帝的许多政策持批评态度，而这正是当时深受《公羊》学影响的多数儒生的共同立场。董仲舒反对国家“与民争利”，明确提出“盐铁皆归于民”。在稍晚的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人的争论，更对武帝一朝以对外战争为中心的内外政策提出激烈批评。儒生阶层的这种看法，绝非武帝死后才形成的，只是武帝死后才能公开表达出来。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表达的观点与之类似，只是迫于政治压力，採取了比较隐晦的表达方式。

第三，司马迁强调他作《史记》只是“述故事”，与孔子“作《春秋》”不同。这不是自谦。孔子在汉武帝时已经被塑造成圣人了，司马迁不会自比孔子。但《史记》又确有比附《春秋》之处。例如孔子曾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作《史记》也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又如：孔子作《春秋》至“获麟”绝笔，而《太史公自序》说《史记》亦“止于麟止”。《集解》引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记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再如：《春秋公羊传》末尾曰：“君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董仲舒也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以待后圣。”而《太史公自序》末尾也说要将《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不过，孔子的《春秋》之道是用来纠正周道之弊的。董仲舒所说，“周道衰废”，孔子作《春秋》“以达王事”，就是这个意思。司马迁说得更明白：“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这是汉代普遍流行的说法，刘向《说苑》：“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王充《论衡》：“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然而司马迁作《史记》却不是因为汉道已亡，也不是要为下一代王朝制法，他通过“述故事”或“绍明世”而论证和揭示的还是孔子的“《春秋》之义”。因而他所期待的“后世圣人君子”绝不是下一代“新王”，而是武帝以后的汉家君臣。他希望日后的汉朝统治者能接受儒生们的主张，纠正武帝的错误，使汉家政治真正走上孔子指引的道路。

综上所述，司马迁所谓“一家之言”，本意应指以“《春秋》之义”为核心的汉家之言，亦即由孔子制定、经公羊家阐释、又经《史记》进一步论述的汉家治国理民之道。这样理解司马迁的抱负，更符合他的性格、学识和时代。不过，也正因如此，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在理论上新意不多，既不如董仲舒的学说系统深刻，也不如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的论述明确清晰。因而司马迁自己极为看重的《史记》的这一价值，没有得到后世学人的重视，相反，作为揭示上述思想之手段的史实叙述，却得到后人的高度讚扬。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司马迁意外地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