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黄永玉与汪曾祺》

黄永玉，著名画家、作家、篆刻家，他设计的第一枚生肖邮票《猴》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已出版《永玉六记》、《醉八仙》、《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多种画册和书，有一代“鬼才”之誉。

汪曾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其代表作《大淖事》、《受戒》等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尤其在小说散文化方面开风气之先，被称为“京派小说的传人”。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黄永玉与汪曾祺之间的交往跨越了半个世纪。作家李辉在对黄永玉进行了20多年的交往与采访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其新作《传奇黄永玉》中详尽叙述了这两位文坛大家的友情，以及随着偏爱、志向、生存环境的改变，彼此之间关系由近至远，甚至有所隔膜的前前后后。

1947年，上海。从夏天到秋天再到冬天，每逢周六周日，热闹的马路上，多了三个年轻人结伴而行。三个人都还不到三十岁——黄裳，1919年出生，28岁；汪曾祺，1920年出生，27岁；黄永玉，1924年出生，23岁。

他们要么走进咖啡馆，要么走进电影院，要么干脆就在马路上闲逛，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回这头。漫无目的地看街上风景，兴致勃勃地评说天下，臧否人物。三个人普普通通，不显眼，不夸张，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要好好地多看上几眼——除非有人能预测到三个人后来在中国文化界的特殊影响。

无拘无束的交往只有一年左右时间，1948年，三人各奔东西。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以各自的成就在文化界确立了特殊地位——黄裳是散文家、文史专家、藏书家；汪曾祺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黄永玉是画家、作家。从这一意义上说，称他们为“三剑客”，看来相当妥帖。他们手上，都有一把锋利宝剑。不一样的剑，不一样的剑法，挥舞出一样的风流。

三个年轻人最终都成了老头。1997年，汪曾祺因病去世，还不到80岁。“三剑客”，如今剩下黄裳、黄永玉两位京沪遥望。

几年前，黄永玉新写《黄裳浅识》一文，第一次叙述了他们“三剑客”的上海故事：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

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浪漫而令人回味的友谊，却少见黄永玉直接写到汪曾祺。问他，他不假思索，即摇头：“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答得认真，也含蓄而委婉。

为什么他不专门写一写汪曾祺呢？两人之间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困惑且遗憾。

文章虽未写，汪曾祺却一直是黄永玉的话题。“我的画只有他最懂。”谈到汪曾祺，黄永玉常爱这么说。

多年来，他不止一次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年汪曾祺在上海，给表叔沈从文去过一封信，信中说，如果现在有人在黄永玉身上投资，以后肯定不会后悔。”说完，他再补充一句：“这封信表叔后来交给我了，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未料想，2008年，这一重要信件真的找到了！六页稿纸，实为同一天写的前后两封信。据信中内容推断，汪曾祺信写于1947年7月。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见面，应是受其恩师沈从文的委托。黄永玉儿时曾在凤凰见过沈从文一面，即沈从文1934年回故乡探望重病中的母亲之际。黄永玉当时只有十岁，匆匆一见，问一声“你坐过火车吗”，听完回答转身跑开而已。十二年过去，抗战胜利之后，沈从文意外得知年轻漂泊者黄永玉已成长为一位木刻家。1947年2月，在所写关于黄永玉父母故事的长文《-个传奇的本事》中，沈从文写到战后在北平初次看到黄永玉木刻的经过与印象：

抗战到第八年，和平胜利骤然来临，睽违十年的亲友，都逐渐恢复了通信关系。……忽然有个十多年不通音问的朋友，寄了本新出的诗集。诗集中用黑绿二色套印了些木刻插图，充满了一种天真稚气与热情大胆的混合，给我崭新的印象。不仅见出作者头脑里的智慧和热情，还可发现这两者结合时如何形成一种诗的抒情。对于诗若缺少深致理解，是不易作出这种明确反映的。

一经打听，才知道作者所受教育程度还不及初中二，而年龄也还不过二十来岁，完全是在八年战火中长大的。更有料想不到的巧事，即这个青年艺术家，原来便正是那一死一生黯然无闻的两个美术教员的长子。十三四岁即离开了所有亲人，到陌生而广大世界上流荡，无可避免的穷困，疾病，挫折，逃亡，如蓬如萍的转徙飘荡，到景德镇烧过瓷器，又在另一处当过做棺材的学徒，却从不易想象学习过程中，奇迹般终于成了个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

为了这个新的发现，使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苦难命运，感到深深痛苦。我真用得着法国人小说中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人生。”

两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从此延续下去，长达四十多年，直到沈从文1988年去世。

黄永玉最初发表作品时还是用本名“黄永裕”，是沈从文建议改为“黄永玉”，“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透，寄寓了沈从文对一个艺术家未来的厚望。从此，“黄永玉”这个名字得以确定，沿用至今。

回到汪曾祺信本身。六页信纸已泛黄，字很小，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写了差不多五千字。汪曾祺首先向沈从文通报与黄永玉的见面经过以及对其木刻作品的印象：

昨天黄永玉（我们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

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跟他同来的是两个“小”作家，一个叫王谌贤，一个韦芜。他们都极狂，能说会笑，旁若无人。……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23岁），充满任何可以想像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

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汪曾祺的艺术敏感与艺术理解力令人叹服。正是基于他对黄永玉艺术个性的分析与解剖，他才郑重地说出了应该往年轻的黄永玉身上“投资”的话。他还在信中另一处将黄永玉称作“天才”，他这样强调说：“黄永玉不是那种少年得志便颠狂起来的人，帮忙世人认识他的天才吧。”

高山流水，知音难寻，对于当年的黄永玉来说，有汪曾祺这样的知音，实值得终生怀念。

黄永玉在上海逗留一年多之后，1948年3月与张正宇结伴而行，前往台湾。几个月后，因台湾出现政治险情，他又逃往香港。在香港，他居住了四年，直到1953年2月移居北京。

香港四年，是黄永玉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其艺术创作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创作形式由木刻、漫画向速写、油画等多品种拓展。在这里，他举办了一生中最初的三次画展；在这里，他得到最早而又最集中的名家嘉评与推广；在这里，他又招致来自左翼文化阵营的指责与批评……

一切都在香港四年发生。一个在抗战期间开始学习木刻的年轻漂泊者，至此，终于脱颖而出。这是黄永玉的最初成功，并为他未来六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这一角度说，汪曾祺这一知音的出现，对于黄永玉有着特殊的历史意味。

五十年代初，当远在北京的汪曾祺，为黄永玉在香港举办的个展写来文章表示庆贺时，正处在走进新时代的兴奋之中。他与沈从文一样，也建议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他向黄永玉发出召唤：“希望永玉能带着他的画和才能，同到祖国来，更多的和更好的为这个时代，为人民服务。”

一年多之后，黄永玉真的离开香港来到北京，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新时代。自此，以后的岁月里，当年上海“三剑客”中的两位——汪曾祺、黄永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友谊的延续与加深，似乎有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

然而，后来的变化却非如此。数十年间，复杂而变化莫测的历史演变，成了所有人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大背景，无一人能超然于外。特别像汪曾祺、黄永玉这样一些作家艺术家，在种种主动或被动、有意或无意的情形下，热闹与沉寂，耀眼与黯淡，此一时，彼一时，谁又能预料和把握？

自五十年代初开始，汪曾祺先后在文工团和《说说唱唱》杂志工作，他停止了小说写作，转向戏曲创作。他的文学修养与造诣，使戏曲创作界多了一位高手。而正是这一特殊才能，使他能够进入到“样板戏”的主创人员行列,甚至一度风光，享有国庆节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名字列在《人民日报》名单上的殊荣……

黄永玉1953年来到北京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在版画系任教。他兴奋不已，一次又一次扎进森林写生采风，到荣宝斋向老艺人学习木版水印，以水印套色木刻《阿诗玛》等作品为代表，其艺术创作进入新的境界。六十年代初，与美术界前辈相比他显得那么年轻，却有了与他们一样的资格，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学工作室。1957年，他没有像汪曾祺那样遭遇冲击，却没能逃过“文革”初期的批斗与1974年突如而至的“猫头鹰黑画”风波……

两位老朋友的几十年，就是这样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以时而相似、时而不同的方式向前走着。但当年在上海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日子，已不可能重现。

另一位“剑客”黄裳，自五十年代后一直生活在上海。黄永玉时常在书信里向黄裳通报汪曾祺的消息。兹摘录几段如下：

曾祺常见面，编他的《说说唱唱》，很得喝彩。（1954年6月12日）

曾祺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另一方面，工作得实在好，地道的干部姿态，因为时间少，工作忙，也想写东西，甚至写过半篇关于读齐老画的文章，没有想象力，没有“曾祺”，他自己不满意，我看了也不满意，也就完了。我常去看他，纯粹地挂念他去看他，谈谈，喝喝茶抽抽烟（我抽烟了），这种时间颇短的。（1954年6月26日）

赵头牌（即在《沙家浜》剧中扮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与曾祺已赴重庆体验红岩生活，退软卧而睡硬席，身背行军背包，大有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之感。《沙家浜》我看过，传说好成这个样子，至今还觉得又惊又喜，因曾祺吾友也，至少妙处何在，望之弥高，候行家如吾兄看戏积劳成疾之人定夺，表示意见，才能相信。（1965年4月1日）汪兄这十六七年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约七十年代后期7月18日）

从这些书信片段，不难读出随着各自取向和形势的变化，黄、汪的交往虽然继续着，但关系已渐趋疏远，并在“文革”期间增加了新的不解与困惑。

汪曾祺与黄永玉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6年冬天。这是黄永玉自1989年春天旅居香港七年后的首次返京，几位热心人为欢迎他的归来，在东三环长虹桥附近的德式餐厅“豪夫门啤酒”，先后举办了两次聚会。其中有一次，由黄永玉开列名单，请来许多新老朋友，其中包括汪曾祺。

那一次，汪曾祺的脸色看上去显得更黑，想是酒多伤肝的缘故。每次聚会，他最喜饮白酒，酒过三巡，神聊兴致便愈加浓厚。那天他喝得不多，兴致似也不太高。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那一天的主角自然是黄永玉，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那种场合，他们来不及叙旧，更无从深谈。

不到一年，1997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三个月后，同年8月，黄永玉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从香港重又回到北京定居。

“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黄永玉这样感叹。

2008年岁末，在北京东郊的庭院万荷堂，黄永玉先生从容地漫谈汪曾祺：

我认识他时，他在致远中学当老师，是李健吾介绍去的。表叔来信让我去看他，就这样认识了。每到周末，我进城就住到他的宿舍。与他住在一起的是个在《大美晚报》工作的人，总是上夜班，这样我就可以睡他的床。那是一张铁条床，铁条已经弯了，人窝在那里。记得他在写给表叔的信中说过，“永玉睡在床上就像一个婴儿”。

在上海，他的口袋里有多少钱，我能估计得差不多，我口袋里有多少钱，他也能估计出来。他的小说，《邂逅集》里的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前，我每篇都看过，有的段落还背得出来。

他当时学着画一点儿康定斯基的抽象画，挂在墙上。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我刻了一幅木刻《海边故事》，一个小孩爬在地上，腿在后面翘着。他就说，后面这条线应该怎样怎样翘上去再弯下来，我按照他的意见刻了五张。

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有一天，我打电话到他的单位找他，接电话的人问我谁？干什么？我说我是他的朋友黄永玉，请他今天晚上来我家里吃饭。半年后，他见到我，说你真大胆。原来那天他正在挨批判。

“反右”后，他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在那里有好几年，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他就来封信，需要什么就要我帮忙买好寄去。他在那里还画画，画马铃薯，要我寄纸和颜料。他在那里还继续写小说。写了一篇《羊舍一夕》，出书时，要我帮忙设计封面和配插图。我刻了一组木刻，有一幅《王全喂马》，刻得很认真，很好。一排茅屋，月光往下照，马灯往上照，古元说我刻得像魔鬼一样。

“文革”开始后他们剧团整他，造反派们到关押我的牛棚来调查他的情况，审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还是朋友！”他们就用手里拿着的康乐球杆捅我的腰。

后来，他参加样板戏的创作，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孩子们想去看《沙家浜》，找他。孩子们本来兴冲冲去的，总在外面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我觉得，当你熟悉的人这么渴求的时候，是可以关心一下这些孩子的。

“文革”结束后，他来找过我两次。我对他很隔膜，两个人谈话也言不由衷。1996年我回到北京，有一个聚会，把老朋友都请来了。我也请了汪曾祺。他来了，我问他：“听说你又在画画了？”他说：“我画什么画？”这是我们讲的最后一句话。

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那天晚上，黄永玉一边抽着烟斗，一边从容道来。语调中，有留恋，有伤感，有失落……

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诗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新的境界，全是诗。有点像钱默存想打通文艺批评古今中西之间的境界一般。可惜中道殒殂，未尽其志。“未尽才”，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