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现代书法“边城”：从沈从文书法实践说起

文 / 刘 媛

摘要：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少有的跨界文化大家，在煊赫的作家、学者声名之外，还有一重不为世人所熟悉的书法家身份。近年来，随着他生前书法作品的公开和相关新史料的披露，沈从文的书法实践逐渐为学界所正视。他早年对古雅文人传统的追摹，盛年时呼应时代议题的章草实践、强调审美价值的书法论说、彰显文人品格的书法活动，以及晚年一扫常规的书风与书法文化史研究，呈现了一位兼具多方面才华的现代文人以书法实践回应时代变革、实践文艺理想、实现生命意志的复杂历程。

关键词：沈从文 书法 章草 跨界

Abstract: Shen Congwen (1902-1988) stands as a rare cross-disciplinary cultural figure in 20th-century China.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isclosure of his calligraphic works and newly uncov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Shen’s identity as a calligrapher—beyond his prestigious roles as a writer and scholar — has gradually gained academic recognition. This paper traces Shen’s lifelong engagement with calligraphy: his early inheritance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i tradition; his middle-aged exploration of zhangcao resonating with contemporary discourse, his theoretical emphasis on aesthetic value, and his calligraphy-related activities that highlighted literati ethos; as well as his late-life works, alongside his research on calligraphic cultural history. Collectively, these phases illustrate how Shen, as a modern literatus of multifaceted talents, employed calligraphy to respond to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realize his artistic ideals, and express his life’s purpose.

Keywords: Shen Congwen; calligraphy; zhangcao; cross-disciplinary

沈从文（1902—1988）是20世纪中国少有的跨界文化大家。他前半生立足故乡风土，成就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典范之作，小说《边城》被誉为“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1〕；他后半生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倾心于“花花草草，坛坛罐罐”，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从事工艺美术研究的学者之一。然而，在他煊赫的作家、学者声名之外，沈从文还有一重不为世人所熟悉的书法家身份：尚在湘西之时，沈从文就在古雅文人传统浸润下成长为小有名气的少年书法家，留下了早年墨迹《段治贤碑》〔2〕；20世纪30年代起，沈从文书艺日臻成熟，不仅精研章草回应汉字改革的时代议题，更积极参与书法论争，多次发起书法义卖，参与讽喻时弊的书法题咏；生涯晚期，沈从文更以惊人的生命意志成就独特的晚期风格，写作书法文化史诗。

沈从文去世后，他的书法作品曾入选《中国现代美术全集》〔3〕等重要作品集，但更多的作品仅在有限的作家、学者群体流转，成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潜在写作”。近年来，随着一件件蒙尘书作的公开〔4〕和相关资料的披露，沈从文的书法实践逐渐为学界所正视：他对中国文人传统的转化、呼应时代议题的章草实践、强调审美价值的书法论说、彰显文人品格的书法活动、一扫常规的晚年书风与书法文化史研究，无疑成就了一座独特的书法“边城”。

本文试结合新资料，以沈从文生命轨迹、事业转折的重大时刻——1923年秋前往北京与1949年转向学术研究——作为关键点，划分沈从文生命的少年、盛年、晚年与书法生涯的准备期、成熟期、晚期，勾勒这位兼具多方面才华的现代文人以书法回应时代变革、实践文艺理想、实现生命意志的复杂历程。

一、边地古雅文人传统的滋养

1902年，沈从文出身于湘西凤凰的军人世家，本名沈岳焕。湘西深处内陆，远离时代浪潮的中心，古雅的文人传统在此流脉深远，直至20世纪初仍滋育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知识分子，构成他们精神世界乃至人格无法忽略的底色。1916年，少年沈从文进入凤凰当地的高级小学，授业于国文老师、南社诗人田名瑜。田名瑜旧学功底深厚，“书学黑女志，诗文习唐宋”〔5〕，沈从文的书法、诗文随之大有长进。1917年，沈从文告别学堂，在家人的安排下入伍。因为擅长书写，沈从文被拔擢为上士司书，备受鼓舞的他愈加勤奋地收集、研习字帖，常以“读书人”自居。

1921年，沈从文前往芷江谋生，投奔时任警察所长的堂舅黄巨川，并通过这位雅好诗文的长辈结识了芷江一地的文人乡绅。其时，沈从文的姨父熊捷三也在芷江城，黄巨川、熊捷三时常组织“雅集”，吟诗唱和，沈从文为二人誊抄诗文，勤研小楷。在与当地文人乡绅的交往中，少年学会了刻图章、写草字、作旧体诗，并在警察局师爷邓其鉴〔6〕的引导下，研习王羲之的《上虞帖》《兰亭序》，王安石的《楞严经旨要卷》、苏轼的《新岁展庆帖》，很快成长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少年书家。这年春天，沈从文受地方长官之托，为芷江因公殉职的警备队长段治贤书丹立碑。

图1 段治贤碑拓片

段治贤碑（碑文拓片见图1）现存芷江沈从文旧居陈列馆，是目前所发现的沈从文最早的书法作品。碑文共641字，标题“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为篆书，正文为楷书。从书迹看，沈从文的书写态度极认真，“每天写几个字，写了40天”〔7〕。20世纪80年代初，段治贤碑碑文拓片流转至沈从文的表侄、画家黄永玉手中。黄永玉惊叹：“那时候的表叔才十八岁，书法不仅成熟，结体典雅婉约之处，几乎令我出不了气”；黄永玉也从少年落笔的成熟与典雅，看出湘西边地古雅文脉的滋养，直言：“从小爱写字，这就看出他继承的是我们家乡传统中宝贵润雅的紧要所在。”〔8〕（黄永玉跋见图2）。

图2 黄永玉跋

值得一提的是，段治贤碑的落款之一——“渭阳沈从文书丹”——也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沈从文”这一名字的记录。“从文”，不仅暗含了沈从文对未来生涯的期许；作为书法的落款，它还提醒着后世，“文”的内涵并不限于通常被理解为“文”的文学（以文字为媒介的修辞艺术），还包括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文”的书法（基于文字形象的视觉艺术）——甚至后者才是他最先显露出天赋才华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从文”之“文”不仅指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文学传统，还指向了宋代以降的“诗书画一体”的古典文人传统，反映了20个世纪初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交织乃至相反相成的复杂面向。

1922年春天，沈从文前往湘西保靖谋生，因书法特长成为“湘西王”陈渠珍〔9〕部队中特出的书记官。在军中，他坚持临摹字帖，用王羲之《曹娥碑》字体誊录公文。同年夏天，他受命移防川东，随身携带的物品包括“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10〕。在川东，他更加勤奋地临帖、练字，房间中贴满了自写的字条，其中一幅字条上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11〕，昭示其书法上的雄心。1922年年底，沈从文从川东返回保靖，负责为陈渠珍收藏的图书、字画、碑帖、古董编纂目录。受这位雅好书画收藏的“文人”将军的影响，沈从文得以进一步浸润于古典文脉。闲暇时，他“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取出，挂在壁间来独自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价值”〔12〕，积累了关于中国传统书画的知识。借由这些古董收藏，沈从文对“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13〕有了初步的认识——这里的“种种艺术”包括书法，也由书法扩展至中国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

与田名瑜、黄巨川、邓其鉴、陈渠珍等湘西文人的交往，沈从文对边地保有的古雅文脉有所采撷，滋育了最初的书法才华。但现代的浪潮已不可扭转。初任书记官时，沈从文常以胶墨在石印纸上写公文，端正秀雅的楷书石印本保存至今（图3）。到了1922年年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影响湘西，陈渠珍为了实现地方自治，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设立新式报馆，引进铅字排版印刷取代手写石印。沈从文被调至新成立的报馆，工作内容由手书变为校对；不久，他又通过一位来自长沙的印刷工人接触到新式报纸杂志，很快被“新的人生智慧光辉”〔14〕吸引。1923年秋，沈从文和同时代许多受新观念、新思想的感召的青年一样，前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寻求新路。此后的人生，沈从文以新文学作家、学者身份成就伟绩，但在湘西养成的用毛笔书写的习惯仍保持终身，“诗书画一体”的文人传统仍长久地滋养着他的精神和人格。

图3 沈从文誊写公文石印本

二、呼应汉字改革·强调审美价值·淬炼文人风骨

（一）呼应汉字改革的章草实践

20世纪30年代起，沈从文迎来文学创作的巅峰，书风也逐渐成熟。沈从文的盛年书法多为章草，属帖学一脉，偏于纤丽，“从元明书家中取法，伴以简牍风韵，在他深厚的文学底蕴的支撑下，书风洒脱自然”〔15〕。盛年的书法作品《草书汉〈古诗十九首〉三首》〔16〕（图4）、《草书晋郭璞诗〈游仙诗〉之七》〔17〕（图5）、《题跋〈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18〕（图6）也和他同期反映中国乡土的文学创作一般，散发秀雅纯粹的韵致。沈从文倾心堪称“冷门”的章草，原因格外复杂：有个人的审美趣味，有前辈学者、书法家林志钧的直接影响，更与文字改革的时代议题密切相关。

图4 沈从文 《草书汉〈古诗十九首〉三首》

图5 沈从文 《草书晋郭璞诗〈游仙诗〉之七》

图6 沈从文 《题跋〈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

1925年5月，沈从文与前辈林志钧〔19〕相识，并结下终身情谊。林志钧不仅对沈从文的新文学创作予以点拨，还启发了他对章草的兴趣。沈从文“用毛边纸作毛笔字,写蝇头章草”的书法风格师承林志钧。〔20〕林志钧等一批现代文人以章草为蓝本的文字改革主张更深刻影响了沈从文。因为林志钧等人的推介，章草——这一“盛行于东汉，至魏晋、唐、宋每况愈下”，“经明代宋克等书家一道努力”，“一度重返书坛，清代又呈式微局面”〔21〕的书体——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短暂的复兴〔22〕。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与科举相关的事物如馆阁楷书的反对、摈弃态度也随之而生”〔23〕，一批文人知识分子力图寻找比楷书更古老的资源，作为替代馆阁楷书的书写方案；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更引发汉字存废的争议。改革文字与维护传统文化的双重诉求，让历史悠久、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章草成为时代的选择。1889年，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出：“若欲复古，当写章草。”〔24〕这直接推动了20世纪初章草的发展。1905年，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再提“一欲使速于书写，则人人当兼知章草”〔25〕。到了20世纪20年代，林志钧常与卓定谋〔26〕、罗复堪〔27〕等京城中研习章草者雅集，倡言章草在现代的前途；1930年，林志钧更作为核心骨干，成立了国立北平研究会字体研究会，研究章草简体方案，“意在将研究之结果，供为将来实行改革字体之准备”〔28〕。在林志钧的影响下，沈从文一方面精研章草名帖，另一方面也利用新式报刊积极推广章草。1933年，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曾邀卓定谋写作《章草之研究》；1934年，沈从文担任《大公报·艺术副刊》主编，他在发刊词《〈艺术周刊〉的诞生》中也提及将邀请林志钧、卓定谋写作草字研究的专题。

（二）强调审美价值的书法论说

近代以来，汉字改革乃至彻底“革”汉字“命”的呼声不断，书法作为一门高度依赖汉字形象的艺术，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文化运动后，书法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现代书法的评价标准曾引起激烈讨论。沈从文虽未与同时代书法家“争鸣”，但也充分发挥在文坛的影响力，参与作家、学者圈的书法论争，在一些新文艺报刊上发表公开的书法评论——他反对机械的语言文字工具论，强调汉字书写应兼顾功能性和审美性，并肯定中国书法传统中的造型美。

1933年，一批活跃于京津地区的新文学作家、学者曾围绕“书法是否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展开讨论。郑振铎、冯友兰持“书法非艺术”论，宗白华对书法的艺术价值则有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29〕，朱自清是中间派〔30〕，沈从文、朱光潜〔31〕等学者则肯定了书法的艺术价值。1937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发表书法专论《谈写字（一）》〔32〕，重提了当年作家、学者圈的书法论争，并重申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他认为，中国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章草、今隶——“始终有一种造型美的意识存在”〔33〕；部分现代学者、艺术家否定书法在现代的艺术价值，否定汉字书写的审美内涵，是一种短视、机械的工具论，将汉字简单地视作发挥政治功能、教化作用的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虽然肯定书法艺术在现代的价值，但他并不认同部分现代艺术家一味“求新”的书法试验。他在1937年发表的《谈写字（一）》中指出，艺术家如在“写字”时过分强调“创造性”，脱离中国书法既有的审美传统，只会给人“视觉上的痛苦”。他以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林风眠“题在画上的字”为典型，批评了当时艺术界一味求新求异的“现代美术字”〔34〕。在沈从文看来，绘画与书法的创作理念和评价标准不尽相同，将“创造性”的绘画语言挪用于书法，很可能招致形式上的失败。1948年，沈从文又发表题为《谈写字（二）》的书法评论，进一步探讨现代书法的发展方向。沈从文在文章中一方面强调现代书法应兼顾表意上的功能性和视觉上的审美性，另一方面基于宋代以来的文人书法，重申书法的审美传统，主张现代书法家“向传统学习”〔35〕。

（三）淬炼文人风骨的书法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沈从文也力图通过书法实践介入现实议题。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书）家幸”，纷乱的战事、动荡的时局、拮据的生活，种种时代重压并没有阻滞沈从文书艺的精进，反倒催迫他熔炼风格、淬炼风骨。沈从文通过发起书法义卖，参与针砭时事的文人题咏，实践着个人对时代议题、对现实危机的担当。

1937年年底，抗日战争局势危急，沈从文随大批北方文化、艺术、教育界人士南下，并于次年春辗转至云南昆明，任职西南联大；1946年下半年，沈从文又北上，任职复校后的北京大学。任教西南联大、北大期间，沈从文曾发起三次公开书法义卖：第一次是在1938年春，沈从文为救助西南联大穷困学生，义卖书法作品20幅；第二次是在1946年上半年，沈从文为筹集援助湖南饥荒灾民的善款，义卖书法100幅，并在昆明《人报》上刊登专门的“鬻字”启事，这篇启事后以《沈从文鬻字赈灾》为题，被《上海文化》转载；第三次是在1946年9月，沈从文为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芦苇（笔名柯原）筹款，义卖书法条幅20幅，并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登出“售书启事”。知名作家、教授“鬻字”赈灾、提携文坛后辈的义举经报刊宣传，无疑成为提振国民精神、鼓舞青年志气的文化事件。〔36〕

1948年前后，玄黄未定，国民党统治腐败黑暗，沈从文也曾参与讽喻时事的书法题咏。1947年年底，反映清代清廉官员暴方子与民众义举的书画长卷《林屋山民送米图》引发北平学者、艺术家关注。暴方子原为苏州林屋山九品官员，1890年因“不媚上官媚庶人”，“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被上司目为“性情乖张，做事荒谬”，撤销官职。暴方子卸任后，生活拮据，无米下炊，远近村民自发负米担柴，给予救助，“一月之中，共收米百四石八斗，柴约十倍于米，他若鱼肉鸡鸭糕酒果蔬之类不可计数”〔37〕。村民的举动，震动官府。苏州太湖一带的文人亦同情暴方子，为歌颂暴方子的清廉与山民的义举创作了《林屋山民送米图》。此后，《林屋山民送米图》不断交由文人题咏，卷轴也一再加长，成为暴家传家宝。1947年年底，暴方子之孙携《林屋山民送米图》进京，学者、艺术家圈随之掀起题咏热潮。朱光潜、冯友兰、游国恩、俞平伯、浦江清、朱自清、马衡、于海晏、张东荪、徐炳昶、陈垣、沈从文、黎锦熙、李石曾、张大千、徐悲鸿等人展读画作后，或题识，或题诗，或作序，或续画，歌颂清官与义民，表达了对腐败黑暗政治的不满和对清明廉洁政权的向往。在内战阴云密布的危急时刻，《林屋山民送米图》长卷无疑成为转折之际一批现代文人、艺术家心志的印证。

三、探索“童心”之书·转向书法文化史

（一）探索“一扫常规”的“童心”之书

20世纪50年代，沈从文从新文学创作转向物质文化史研究。此后，沈从文再未发表公开的书法论说，也鲜有书法作品公开展示。但私下里，他并没有“搁笔”。实际上，近年披露的沈从文书法作品集中创作于“文革”中后期至80年代初，多为题赠亲友，为私人珍藏。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晚年书法是一种独特的“潜在书写”，以鲜明的私人性质，呈现艺术家的个性化探索和丰厚的精神质地。沈从文晚年书法仍以草书为主，“向传统学习”的帖学印记依稀可辨。作品题跋中，多见取法元明书家的心得。例如，1975年创作的章草条幅《草书古诗二首》跋文“试拟雅宜山人体书古诗二章”〔38〕，直言对明代书法家王宠章草笔墨的追摹；1976年创作的章草条幅《草书唐诗六首》跋文“试将沈民则〔39〕、宋仲温〔40〕、王雅宜三人长处集成一团，以为可老练些”，坦言应博采明代文人沈度、宋克、王宠章草之长；《草书唐诗六首》跋文对明人的“甜熟”“媚”笔有所检讨，直言应兼取“欧体”之“峭量”。

沈从文晚年的章草技法虽老熟，却并非因循传统。在书法观念上，他并不崇尚古代书法家追求的“人书俱老”，反而称晚年书法源于“童心”。他在1975年题赠黄苗子、郁风夫妇的条幅《草书汉〈古诗十九首〉之〈庭中有奇树〉》中自述，作书“犹复多童心幻念”〔41〕；在1977年题赠葛鸿桢的章草条幅《草书〈古书论摘录〉》中，亦称赠予旧友们的书法是“老面不甚衰，尚复各有童心未尽丧失”的“一点纪念”〔42〕。在书法技巧上，他更是有意识地突破传统，书画家黄苗子盛赞这些越轨的笔墨“一扫常规而纯任天然”〔43〕。

沈从文晚年书法“一扫常规”的表现之一即对经典的布白制式的颠覆。传统的书法创作讲求适度“留白”，晚年沈从文却刻意追求字幅整体之“满”：或以小字章草密集连缀，如双条幅《草书自作诗二首》〔44〕（图7），两张宽仅半尺、长约四尺的窄长条幅密缀约八百字的自作旧体诗；或在纸张角落、大字的间隙填补小字，营造布局上的参差，如《草书自作诗四首》〔45〕（图8）、《草书古诗词三首》（图9）。前者创作于1975年，题赠友人张香还，以小字章草书写自作旧体诗四首，作品自右上角起笔，不仅字与字之间排布密集，列与列之间甚至还以小字“杂写评注”，甚至左下角落款处还补写蝇头小字；后者先以大字草书宋代诗人秦观的词作《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又在大字列与列的间隙以小字补缀晋代诗人曹植的五言古诗《明月上高楼》、南北朝文人范云的诗作《之零陵郡次新亭》。雅好书法的诗人荒芜曾在沈从文书法长卷的题识中，生动地描述沈从文晚年刻意求“满”的书风：“每以败墨废纸秃笔作书，信手挥洒，尺幅之中有迅隼盘空、渴骥奔泉之妙。时或诗长纸短，则以蝇头小字密缀纸尾，蜂团蚁聚，竟至无落欮处。”〔46〕（图10）

图7 沈从文 《草书自作诗二首》

图8 沈从文 《草书自作诗四首》

图9 沈从文 《草书古诗词三首》

图10 荒芜 《题跋沈从文书法作品》

沈从文晚年书法还“一扫常规”地保留了修改的痕迹，部分作品甚至一改再改以致墨色斑驳。一般而言，修改痕迹会被视作“败笔”“劣书”，为书法家避之不及，但晚年沈从文将书写过程中圈点补缀、修改增删的痕迹尽数保留，让运思过程中的失误、停顿、犹疑乃至自我否定全然呈现。例如1978年创作的《草书古书论摘录》，宽仅七寸、长约三尺，右侧重摹四十年前章草作品《草书古书论摘录》（图11），所书内容摘自崔瑗的《草书势》、张怀瓘的《述章草》、姜夔的《续书谱》，计259字，一气呵成，无一处圈点修改痕迹，还原了盛年时的秀雅书风。条幅左半侧则为新作的长篇跋文〔47〕，以散文笔法叙写《草书古书论摘录》背后沧桑往事，近千字内容如“蜂团蚁聚”，密缀于宽不足三寸、长约三尺的细窄空间内，单字大小甚至不及右侧的四分之一，细读可见大大小小十多处修改痕迹。书画家、美术史家黄苗子曾盛赞这类“顺笔所之”的“涂抹勾改”“自成一家，而益纵肆”。诗人荒芜也格外欣赏沈从文“信手删改涂抹类校样”“剜贴接补如衲衣”的越轨笔致，“虽云烟满纸，转觉情趣横生。盖庖丁解牛，目无全体，九方皋相马，意在牝牡骊黄外也”，视觉效果别具一格。

图11 沈从文 《草书古书论摘录》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曾自述“补补贴贴”的晚年书风，是早年文学创作习惯的延续。他在1975年冬创作书法作品《草书〈井冈山清晨〉》中，以小字跋文“自嘲”：“保留了过去写不三不四小说习惯，到处补补贴贴。行家一看，即知是个外行，增加笑料。写字必一气呵成，哪能贴贴补补。”沈从文素来重视作品的修改过程。据他的学生、作家汪曾祺回忆：“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头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48〕

在这个意义上，晚年沈从文刻意求“满”、保留修改痕迹的“童心”之书，固然有艺术家独特的笔触与探索，也暗藏了远离主流文坛老作家的隐秘心迹：这些补白文字多与文学相关，既有古代诗文，也有未曾公开发表的自作旧体诗；既有对文坛往事的杂忆，也有对时事的评注，曲折地呈现了沈从文被压抑的文学创作热情。被刻意保留的“删改涂抹”“剜贴接补”的痕迹，既透露着作者“言尽而意未尽”的犹豫，也作为文学创作时书写习惯的延续，流露“跛者不忘履”的文心——透过“蜂团蚁聚”，透过“满纸”“云烟”，晚年沈从文未竟的文学理想隐约闪现。

（二）转向以文物为中心的书法文化史

20世纪50年代，随着《汉字简化字方案》发布，标举章草之风开始落潮。沈从文力图以章草回应时代现实诉求的设想未能如愿，但对书法的热情延续到他后半生的学术研究中。如果说盛年时的沈从文尝试以书法介入现实议题，晚年沈从文则将书法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维度中，力图发掘文字书法的历史内涵。1970年前后，身在湖北五七干校的沈从文，仅凭借多年来过手、过眼出土文物的经验和记忆，写作一系列“文化史诗”。其中，有关文字、书法的旧体诗，篇幅最长，也最为用心。《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定稿一千两百余字，以文物实物为线索，探究了古文字、书法及相关工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勾勒了自上古至现代的文字、书法的发展路径，堪称一部以文物图像为中心的书法文化史。

沈从文在诗中表达了诸多基于出土文物实物的文字史、书法史锐见。例如，“尚方官工镜，例证在眼前。事过犹不及，因简反失真”〔49〕两行，是对出土文物古代尚方官工镜的分析。沈从文认为，包括尚方官工镜在内的早期工艺品“无不大量使用简化艺术字”作为装饰，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简化字就是当时的通用字体，之所以采用简化形态缘于工艺制作水平、视觉效果等多方面考量。〔50〕类似地，同期写作的《叙章草进展》一文中，沈从文基于东吴彭卢铅地券、北齐韩裔墓志等出土文物实物上的“古字”驳斥了学界“章出于隶”的主流观点，指出“章草大部分结体简化，出于‘古文’，比秦篆似还源远流长”，“分隶成熟于东汉末，比章草晚得多”。〔51〕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等“文化史诗”是沈从文绝境中的创作，生前从未发表，但他在创作这些旧体诗文研讨文章时，预设的读者却并非自我，而是未来千千万万对中国文字、书法感兴趣的读者。在内容上，《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既有对专业人士开展古文字、书法专题研究的提示，也有面向普通读者普及古文字、书法知识的段落；在语言风格上，整首诗明白如话，声韵和谐，易于记诵。在诗歌的跋文中，沈从文更细叙亡友、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向达〔52〕的遗志：“如能于历史博物馆作一说明员，对文物各部门历史及彼此关系具有一定理解，实不容易。”〔53〕在同期给文字学专家、书法家马国权的信中，沈从文还设想了这首诗被“年青说明员”所使用的情境：“如能将文字发展和艺术关系，用二千字概括说明，作些新的解释，年青说明员同事，至多费二天或六小时左右，即可得一比较明确印象，岂不省事？”〔54〕

无论从整体立意，还是从学术价值，乃至内在精神气象，《书法文字发展》都堪称沈从文晚年文字书法研究的精华，他曾将自己的文艺理想概括为“联接历史沟通人我”〔55〕，《书法文字发展》无疑承载着沈从文这一文艺理想——熔旧体诗诗才、文字书法史观点、文物研究新成果于一炉，连缀上至仓颉造字神话、晚至简体字得失的中国文字书法史，实现跨越古今、沟通人我的对话。

余绪

尽管沈从文晚年怀抱“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文艺理想，但外部的政治风暴一再打断他后半生的自我实现与文化实践。生涯的末期，沈从文虽奉献出学术扛鼎之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但留下更多的是未完成的学术手稿，是“蜂团蚁聚”“云烟满纸”的书法作品。这些“未完成”的书写曲折地呈现着沈从文的晚境：昔日颇负盛名的作家已远离主流文坛，眼下的学术研究工作困难重重，曾引以为傲的书法才华更是不为人所知。晚年沈从文在书法题跋中一再自嘲为“假里手”，表达着“对内行不可说，对外行说亦无用也”的寂寞——渴望“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他常常处于“独语”之中。

近年来，随着一件件曾经蒙尘的书法作品重见天日，后世也得以探究沈从文“独语”背后强悍的生命意志——在文学创作之外，在学术研究之外，沈从文还开辟了一座独特的书法“边城”。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晚年手稿《抽象的抒情》的题识——“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56〕——虽传达着不被理解的寂寞，但也提醒着后世，作为现代文人的沈从文通过书法展现着个体生命承担的时代分量。他所构筑的书法“边城”里，回响着未完成的古今人我对话，仍待后人解读。（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沈从文的美术实践与文学创作”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FZWB048）

注释：

〔1〕李健吾《边城》，《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沈从文早年书法作品《段治贤碑》有关情况，详见胡艳婷、蒋国经《青年沈从文与〈段君治贤墓志铭〉》，《中国书法》2015年第8期。

〔3〕刘正成《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第2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4〕近年来，除中国现代文学馆、沈从文故居、沈从文旧居陈列馆、山东大学博物馆（青岛）、浙江省天台县博物馆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曾公开展示沈从文书法作品外，国家重点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也曾于2022年收藏并公开展出沈从文章草作品。

〔5〕田名瑜（1890—1980），字个石，晚署老顽皮、半痴老人，南社诗人，沈从文幼时老师。1911年加入同盟会，任《沅湘日报》编辑兼总经理。1927年后转入政界，历任大庸县县长、沅陵县县长、黔阳县县长、凤凰县县长。1951年受聘为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同年8月任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后从事文史研究工作近30年，晚年定居北京。沈从文与田名瑜的师生情谊保持终生，关于两人的交往，详见田光孚、张文炳《沈从文和他的老师田名瑜》，《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6〕邓其鉴（1869—1932），字竟美，号庠生，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曾在常德师范讲习所（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前身）任教。1916年，应同窗好友熊希龄邀请，回到位于芷江的湖南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任教。

〔7〕成山《沈从文离湘时间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8〕这段评价节选自黄永玉为沈从文书法作品《草书汉〈古诗十九首〉十二首》题写跋文，该作品曾于2003年公开展示，并收入陈鹏举著作《九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版）。

〔9〕陈渠珍（1882—1952），祖籍江西，后迁入凤凰，16岁入沅水校经堂读书。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并加入同盟会，后任职于湖南新军，在统一湘西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以“湘西王”自居。

〔10〕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大王》，《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11〕此处“钟王”指前代书法家钟繇、王羲之，“曾李”指同时代的书法家曾农髯、李梅庵。

〔12〕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13卷，第356页。

〔13〕同上，第356页。

〔14〕同上，第351页。

〔15〕周鸿鹏《二十世纪章草图景略观》，《中国书法》2023年第4期。

〔16〕《草书汉〈古诗十九首〉三首》创作于20个世纪40年代，题赠西南联大教授、政治学家、外交家陈之迈。该作品曾于2020年12月公开展示。

〔17〕《草书晋郭璞诗〈游仙诗〉其七》创作于1947年仲夏，赠黄裳。详见陈子善《我的沈从文书缘》，《东方早报》2014年11月30日，第B8版。

〔18〕图见沈从文《〈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题记》，《沈从文全集》补遗卷第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

〔19〕林志钧（1878—1961），字宰平，号北云，笔名唯刚，癸卯科举人。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后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诗文书画无不精通，尤擅章草。

〔20〕详见吴小如《沈从文先生的章草》，《世纪》2003年第4期。

〔21〕周鸿鹏《二十世纪章草图景略观》，《中国书法》2023年第4期。

〔22〕关于20世纪章草艺术的发展详见方波《二十世纪上半叶章草观念之流变》，《中国书法》2023年第3期；元国霞《二十世纪章草艺术发展的四个时代维度》，《中国书法》2023年第4期。

〔23〕方波《二十世纪上半叶章草观念之流变》，《中国书法》2023年第3期。

〔24〕[清] 康有为撰，祝嘉译释《广艺舟双楫译释》，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版，第177页。

〔25〕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著，吴铭峰编《章太炎论学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93页。

〔26〕卓定谋（1886—1967），字君庸，书法家，尤擅章草。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曾任中国实业银行经理、全国农商银行讲习所教务长、北京大学教授，专设章草讲座。著有《章草考》《自青榭酬唱集》《卓君庸章草墨本》等。

〔27〕罗复堪（1872—1955），书法家，尤擅章草，曾长期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大学文学院讲授书法。

〔28〕陈向向《“汉字改革”与新书法观——兼论文字改革视野下的民国草书现象》，金观涛、毛建波主编《中国思想史与书画教学和研究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页。

〔29〕毛万宝《论宗白华的书法美学思想》，《书法美的现代阐释》，安徽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

〔30〕郑振铎曾在《哭佩弦》中提及1933年4月29日12位学者在梁宗岱北平家中讨论“书法是否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的情形。“当时，有十二个人在座，九个人都反对我的意见，只有冯芝先生和我意见相同。佩弦（即朱自清，作者注）一声也不言语。”在郑振铎地追问下，朱自清才郑重地表示：“我算是半个赞成的吧。说起来，字的确是不应该成为美术。不过，中国的书法，也有他长久的传统的历史。所以，我只赞成一半。”详见郑振铎《哭佩弦》，《郑振铎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599页。

〔31〕朱光潜认为：“书法在中国向来自成艺术，和图画有同等的身份，近来才有人怀疑它是否可以列于艺术，这般人大概是看到西方艺术史中向来不留位置给书法，所以觉得中国人看重书法有些离奇。其实书法可列于艺术，是无可置疑的。”详见朱光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32〕沈从文于1937年、1948年先后发表两篇题为《谈写字》的书法专论。两篇文章在话题上具有延续性，后按照发表顺序，以《谈写字（一）》《谈写字（二）》为题收入《沈从文全集》第31卷。为行文方便，本文采用《沈从文全集》第31卷中的标题。

〔33〕沈从文《谈写字（一）》，《沈从文全集》第3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版，第124页。

〔34〕沈从文《谈写字（一）》，《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126页。

〔35〕沈从文《谈写字（二）》，《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135页。

〔36〕沈从文三次书法义卖情况详见王焕林《沈从文的书法缘——兼及新近发现的沈氏佚文》，《中国书法》2002年第11期。

〔37〕暴方子生前事迹详见长卷《林屋山民送米图》题跋及1948年精印本序言。

〔38〕雅宜山人，即明代书法家王宠（1494—1533），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

〔39〕沈民则（1357—1434），名沈度，字民则，号自乐，明代书法家。

〔40〕宋仲温（1327—1387），名宋克，字仲温，一字克温，号南宫生，人称南宫先生，明代书法家。

〔41〕李辉《黄苗子点评沈从文书法》，《人民日报》2012年2月19日，第8版。

〔42〕葛鸿桢《历尽劫数义迹在 重书惠泽道中人——一幅弥足珍贵的沈从文书作》，《书法之友》1997年第6期。

〔43〕李辉《黄苗子点评沈从文书法》，《人民日报》2012年2月19日，第8版。

〔44〕《草书自作诗二首》后为作家董桥（1942— ）收藏，曾于2020年公开展示。详见董桥著作《景泰蓝之夜》中《咏史：感事》一节。

〔45〕《草书自作诗四首》现为张香还先生收藏，图片获授权。

〔46〕20世纪70年代，沈从文曾作《草书自作诗八首》长卷赠曹辛之，曹辛之、荒芜、黄永玉曾题写跋文。作家赵丽宏在《失路入烟村》中提及这幅书法长卷背后的往事：“曹辛之是沈从文的好友，七十年代初，他们两家住得不远，常常来往。沈从文新写了字总喜欢拿到曹辛之家里给他看，也常把自己写得满意的字送给曹辛之。沈从文去世后，曹辛之发现自己竟有了数十张沈从文的字。曹辛之是中国书籍装帧界的泰斗，也是很有造诣的书画家，他曾亲手把沈从文写在一批清宫御用彩色蜡笺上写的章草裱成长卷。”该作品曾于2014年公开展示。

〔47〕该跋文收入《沈从文全集》补遗卷第1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294—295页。

〔48〕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怀念沈从文老师》，《人民文学》1988年第7期。

〔49〕沈从文《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沈从文全集》第15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50〕同上，第380页。

〔51〕沈从文《叙章草进展》，《沈从文全集》第31卷，第136页。

〔52〕向达（1900—1966），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目录版本学家、翻译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53〕沈从文《文字书法发展—社会影响和工艺、艺术相互关系试探》，《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393页。

〔54〕沈从文《复马国权19710207》，《沈从文全集》第2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页。

〔55〕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4》，《沈从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56〕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

刘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