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于凤至对张闾瑛说：只要你父亲过得好，我可答应任何事！

1963年的秋天，在美国旧金山郊区的一处乡间别墅的台阶前，迎着轻柔的和风，伫立着一位身体硬朗的老妇人，她就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

此时，她虽然已年过六旬，但容颜却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些，还依稀保存着当年的风韵。

彼时，正和女儿张闾瑛观赏碧绿的草坪。

“闾瑛，你从台北回来大概有两年了吧？”

“是的，妈妈。”

“说心里话，你们是不是有事在瞒着我，我总是在想，你爸爸为什么连封信也没给我？”

可以说于凤至的这句话，着实让张闾瑛很紧张。其实她确实在瞒着母亲，并把父亲写给妈妈的信压了两年。

而为何要压信？是因为张学良的这封来信内容是要求和于凤至离婚。

要知道，于凤至患过乳癌，虽然手术后奇迹般地活下来，但是长子闾琪、次子闾玗也先后病殁，可以说对她的打击太沉重了。

其实作为女儿，张闾瑛深知，母亲虽然在远隔重洋的异国，但时时刻刻在思念着台湾遭幽禁的丈夫，可父亲那边却要离婚，这对于遭受多重打击的母亲来说，怎么能再禁得住？

“闾瑛，你今天怎么了？”看到女儿流泪，于凤至急切地问道。

最终，张闾瑛狠了狠心，把父亲写的信拿了出来。

这是张学良自1940年与于凤至分手以来的第一封亲笔信，而这封信里竟然提出了离婚。

如果说按照其他女人的话，肯定会悲痛、委屈甚至愤怒。

但于凤至却平静的很，她想到自己已有二十多年未尽妻子的义务和责任，深感内疚。并且她对赵一荻二十多年如一日伴随张学良的忠贞爱情深感钦佩。

“闾瑛，我觉得，只要你父亲过得好，我任何事情都答应。”

最终，于凤至动笔写了回信，并且在信的结尾向张学良表示：接受离婚之请求；向赵一荻表示祝福。

而且信里字里行间满是对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祝福。

此后，于凤至就会坐在靠窗的藤椅上，指尖摩挲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28岁的张学良身着东北军军装，眉眼英挺，身旁的她梳着发髻，笑靥温婉。

那一天，女儿张闾瑛提着雨伞走进来，身上带着潮湿的寒气：“妈，台北那边托人捎来的信，说爸……一切还好。”

于凤至听后抬头，眼底的泪光被窗外的雨雾模糊，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闾瑛，知道了，他安好就好。”

可以说从奉天城的十里红妆，到西安事变的惊涛骇浪，从美国的病榻孤守，到海峡两岸的遥遥相望，于凤至把一生的爱与牵挂，都凝在了“他安好”这三个字里。

1916年，19岁的于凤至嫁入帅府，成为张学良的原配妻子。而这场婚姻由张作霖一手促成——他看中于凤至父亲于文斗的商海人脉，更欣赏于凤至“过目不忘、心性沉稳”的才学。

据悉，于凤至在日后的回忆录里曾说，张作霖在她小时常来她家做客，看到她用功读书的样子，就夸她为“女秀才”。

其实确实如此，于凤至所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信奉的是“治学必先修身”，若为人不端，其学问必然无所可取之处。

因此，幼年的于凤至在大泉眼村所接受的私塾教育，除了常规的字词学习外，还有《弟子规》，《三字经》等规范童子性情的教育读本。

后来有一个董先生，按照于凤至的学习能力，在教授完《孟子》和《四书》之后，紧接着传习了四书中最难理解的《中庸》。

简直出乎意料的是，一个9岁的女孩子，居然能快速地摸到里头的门道，并讲解得有条有理。

那么由此看来，如果凭于凤至的才学，若是个男儿身，肯定会登科中举，穿红袍当状元的。尤其她柔中带刚，忠贞不渝的性格，更让人觉得有男儿身的豪气。

当时结婚时，张学良是奉系军阀的少帅，身边围绕着无数追捧者，所以对这桩“包办婚姻”本有抵触，直到新婚夜看到于凤至捧读《左传》的模样，才渐渐放下偏见。

“凤至，你竟能看懂这些？”张学良拿起她案头的书，语气里满是惊讶。

“家父教我，女子虽不必封侯拜相，却需明事理、知进退。少帅若有兴致，我可陪你聊一聊古今兵法。” 于凤至抬眸一笑，眉眼间带着书卷气。

张学良顿时觉得眼前的女人让他很钦佩。

就这样，婚后的日子，于凤至用她的聪慧与包容，慢慢走进了张学良的心里。

他性子跳脱，爱交友、喜玩乐，她便默默打理家事，善待府中仆从，让他全无后顾之忧；他关注时局，忧心家国，她便陪他深夜读报，听他畅谈“东北易帜、统一中国”的抱负，偶尔还能以女性的细腻提出见解。

可以说在时间的荏苒中，张学良越发敬重于凤至，并且说道：“她不仅是我的妻子，更是我的知己和大姐。”

后来，两人的孩子张闾瑛、张闾珣、张闾玗相继降生，而帅府里的烟火气，也夫妻俩的感情愈发醇厚。

那时的于凤至，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延续——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可谁知到了1928年，张作霖突然被炸身亡，大帅府骤然转向。

此后，张学良临危受命，执掌奉系军政大权，而于凤至也始终站在他身后做坚强后盾，为他打理帅府内务，甚至在他与日本交涉的紧张时刻，亲自下厨做他爱吃的东北菜，轻声安慰：“你做的是为国为民的事，我陪着你，不怕。”

那时的于凤至虽然很累，但是快乐的，并且坚信自己能陪丈夫走过所有风雨。

可是谁能料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会成为两人此生聚少离多的开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哪知一下飞机便被老蒋扣押，不日将送上国际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裁决。

彼时，远在英国的于凤至听闻此事，几近晕厥。她只觉得天旋地转，难以为继，一下子瘫倒在椅上，随即放声大哭起来。

然而，将胸中积郁多日的愁苦一泻而出后，于凤至还是恢复到了以往的沉着冷静，并且迅速安排好了一切回了国。

可以说于凤至万万没想到，与丈夫的久别重逢，居然是在牢狱之中。当门口的侍卫对她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于凤至心下冷笑，还怕这为丈夫的安危折磨得没有了人形的女人劫狱吗？

最终，隔着铁栅栏，于凤至看到了丈夫憔悴的面容，心如刀绞：“汉卿，你受苦了。”

看到妻子，张学良的脸上布满了惊讶与欣喜，甚至还有一点羞愧。

后来，审判结果下来了，蒋介石先是判了张学良十年徒刑，之后又“特赦”为“严加管束”。将其转移到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的雪窦寺中，严密监视起来。

而于凤至也隐隐意识到这个“严加管束”意味着什么，她当下决定即时南下，与丈夫同甘共苦。

可谁知时日不久，于凤至居然得了重病，张学良深知，若留在身边，只会被软禁的环境拖累，于是劝她先去美国治病，“等我自由了，就去美国找你，我们一家人团聚。”

可是任谁也没想到，这一句“等我”，竟然成了于凤至此后二十多年的精神支柱。

1940年，她拖着病体远赴美国，本以为只是短暂的别离，却没想到，这一去，竟是与张学良此生再未相见的开端。

初到美国的于凤至，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严重的肺结核与乳腺癌，医生断言她“最多活五年”；二是身无分文，可一想到张学良“等我团聚”的承诺，她便咬牙撑了下来。

后来为了赶紧好起来，她接受了痛苦的乳房切除手术，术后不等身体痊愈，便开始学习英语、研究股市。

于凤至一直记得张学良曾说“东北的产业要保住，将来好为国家出力”。

于是，她便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赚钱上——凭着早年在帅府打理家事积累的商业嗅觉，她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后来精准投资房地产，硬生生在美国闯出了一片天。

“我不能倒下，汉卿还在等我，孩子们还需要我。”这是她常对自己说的话。

1946年，张学良被转至台湾软禁的消息传来，于凤至的心沉到了谷底。

但她没有放弃，一边继续扩充产业，为张学良储备“自由后的养老钱”，一边通过各种渠道联络台湾方面，想给张学良捎去衣物和药品，却屡屡被拒。

1955年，张闾瑛带着丈夫陶鹏飞从美国赴台探望张学良，这是时隔十八年后，子女第一次见到父亲。

就在临行前，于凤至拉着女儿的手，千叮万嘱：“见到你爸，告诉他，我身体好得很，在美国赚了很多钱，等他出来，我们就回东北，种他喜欢的梨树。”

可女儿回来后，带来的消息却让于凤至彻夜难眠：张学良在台湾的软禁处偏僻荒凉，身边只有赵一荻陪伴，时常因思念家乡而失眠。

她这才明白，比起物质上的接济，张学良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

而这些年自己在美国的挣扎与坚持，支撑的不就是“他要安好”的执念吗？

于凤至知道，自己与张学良之间，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夫妻情分——是战友，是知己，是彼此生命里最坚实的牵挂。

离婚后，于凤至依旧在美国孤守。她每年都会托人给张学良捎去东西，有时是一件棉衣，有时是一罐家乡的茶叶，有时是孩子们的书信。

值得一提的是，她从不过问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相处，也从不提“团聚”二字，只在信里写“天气转凉，注意添衣”“按时吃饭，保重身体”这类琐碎的叮嘱——她知道，这样的“不打扰”，才是对他最好的安慰。

令人唏嘘的是，张学良被老蒋软禁54年，直到1990年全面恢复自由。

1995年，他与赵一荻远赴美国定居，而此时，于凤至已经去世5年。

张学良站在于凤至的墓前，看着墓碑上“张于凤至”四个字，老泪纵横。他手里捧着的，是于凤至1963年托人捎给他的那个平安符，上面的“汉卿安好”四个字，早已被岁月磨得模糊，却依旧能看出绣者的用心。

“大姐，我来了，我来晚了。”张学良的声音颤抖，“你说‘为我安好，可应允一切’，可我让你等了一辈子，苦了你一辈子啊……”

张学良站在于凤至的墓前，看着墓碑上“张于凤至”四个字，老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