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翔言“艺术创作，一要挑起矛盾，再一个要有能力平衡矛盾 ”

孙伯翔提出的“艺术创作，一要挑起矛盾，再一个要有能力平衡矛盾”，深刻揭示了艺术创作的本质规律。这一理念贯穿于他的魏碑书法实践与理论探索中，既是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当代创作的启示。

在孙伯翔的艺术体系中，“矛盾”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他以魏碑创作为例，通过以下维度制造矛盾，魏碑以方笔著称，棱角分明如刀削斧凿。但孙伯翔在《始平公造像记》的方笔基础上，融入《张猛龙碑》的灵动圆笔，如横画起笔以方笔“折刀头”显刚劲，转折处却以圆笔缓和，形成“方中有圆，圆中有方”的辩证统一。这种笔法的矛盾冲突，既保留了碑刻的金石气，又赋予毛笔书写的自然韵致，避免了清代碑学“以笔迫刀”的匠气。

他打破魏碑平正的常规，通过偏旁部首的倾斜与重心的偏移制造险势，如“极”字故意压扁字形，与周围字形成大小对比；同时以其他笔画的呼应维持整体平衡，使字在“似欹反正”中展现动态生命力。这种处理方式暗合《张猛龙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的妙理，将矛盾转化为独特的形式美感。

孙伯翔早年以魏碑的雄强古朴为根基，晚年却大胆吸收二王、米芾的帖学意趣。其手札小品中，碑学的骨架与帖学的流畅完美结合，如《兰亭序》楷书创作，既保留魏碑的方整结构，又融入行书的笔势流动，实现“以碑入帖，以帖化碑”的创新。这种古今风格的碰撞，使作品既有历史厚重感，又具时代鲜活气息。

矛盾的价值在于被创造性地调和。孙伯翔通过以下路径实现平衡，他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将阴阳调和思想融入创作。例如，在处理线条的枯湿浓淡时，以飞白展现金石风化的“虚”，以浓墨体现重锤击石的“实”，形成“计白当黑”的空间韵律。这种“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维，使矛盾双方互为依存，共同构建作品的和谐整体。

针对清代碑学过度追求刀痕的弊端，孙伯翔提出“使笔如刀，而非以笔摹刀”的理念。他以毛笔的提按顿挫自然表现碑刻的方折圭角，通过中锋行笔的涩势展现线条的力度，同时保留墨色的干湿变化，使刀意与笔意水乳交融。这种书写性的回归，化解了碑帖之间的对立，赋予魏碑新的生命力。

孙伯翔强调“临摹时形质第一，创作时性情居上”。他在《正气歌》等作品中，既严格遵循魏碑的笔法结构，又通过线条的粗细变化、章法的疏密安排注入个人情感——如横画的果断斩截传递刚正之气，捺画的舒展流畅体现豁达胸怀。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使矛盾在情感的统摄下达到高度平衡。

孙伯翔的矛盾平衡论对当代艺术创作具有多重启示，他的“纵向取法，横向取意”理念，启示创作者既要深入传统根基（如临习《龙门二十品》的笔法），又要广泛吸收姊妹艺术的营养（如从戏曲的程式化动作中领悟节奏变化）。这种跨领域的矛盾融合，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化提供了范例。

孙伯翔晚年“变法”，从成熟走向稚拙，看似否定自我，实则是更高层次的回归。他在《爨龙颜碑》的雄浑与《张猛龙碑》的精到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启示我们：创新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发现新的矛盾关系并加以重构。

其艺术实践印证了“书为心画”的古训。他以魏碑的方硬品格隐喻刚正不阿的人格，又以帖学的温润特质体现谦和包容的胸怀，使作品成为人格精神的物化。这种“人书合一”的境界，为当代艺术家树立了标杆。

总得来看，孙伯翔的“矛盾平衡论”，本质上是对艺术辩证法的深刻诠释。他通过魏碑创作证明：艺术的魅力不在于回避矛盾，而在于将对立元素转化为和谐整体的有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