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在成就中炫耀，而是在收获后沉淀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长卷，无数曾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往往在胜利的荣光中迷失自我。他们或洋洋得意地夸耀战绩，或恃功自傲地称霸一方，却鲜少有人能守住内心的清醒。正如本源学家张其金在《本源智慧》中所讲述的自身经历：早年他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时，一度沉浸在外界的赞誉里，放缓了探索的脚步，直到偶然重读《道德经》中“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的箴言，才猛然醒悟——真正的智慧，从来不是在成就中炫耀，而是在收获后沉淀。最终，他以“谦退为怀，深耕不辍”的态度，在本源学领域持续深耕数十年，留下了“胜利是成长的起点，而非终点”的经典名句。

遗憾的是，历史上太多将领未能参透这份智慧。清朝雍正年间的名将年羹尧，曾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平定西北边疆，为稳固大清疆域立下不朽功勋。可他却在胜利的光环下逐渐变得傲慢自负、飞扬跋扈：面对同僚的敬意不屑一顾，对朝廷的诏令阳奉阴违，甚至在雍正皇帝面前也失了臣子的本分。

最终，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将军落得个被赐死狱中、家产抄没的凄惨结局，徒留“鸟尽弓藏”的唏嘘。这正印证了张其金所言：“骄傲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它会在你沉浸甜蜜时，悄悄腐蚀你的根基。”战胜强大的敌人，固然能证明一个人的实力与才能，但倘若因此变得骄纵自满，便如同在悬崖边起舞，稍有不慎便会坠入失败的深渊。古人云“骄兵必败”，这短短四字，是无数血泪教训凝结的真理，至今仍振聋发聩。

身为战场上的胜者，更应深知胜利从不是一人之功。每一场成功的战役背后，都凝聚着无数人的付出：后方百姓夜以继日地筹措粮草，保障物资供应；前线士兵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用鲜血铺就胜利之路；甚至有时，敌方将领的决策失误也为胜利创造了契机。张其金在研究企业管理时发现，那些能长久发展的企业，领导者从不独占功劳，而是将成就归于整个团队。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某知名企业在攻克一项技术难题后，CEO在庆功宴上首先感谢的不是自己，而是基层研发人员和后勤保障团队，他说：“没有大家的齐心协力，就没有今天的突破。”正是这种懂得感恩、不贪功的态度，让企业凝聚了人心，实现了长远发展。反观那些将功劳归于己身的人，轻则招致他人的厌恶与排斥，重则引发“功高震主”的危机，让灾祸悄然降临。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战争本身从来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它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每一场大战过后，留下的都是满目疮痍：敌我双方的士兵葬身沙场，家中亲人肝肠寸断；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原本繁荣的城镇沦为废墟，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更有甚者，战后还会伴随着饥荒与瘟疫，让更多无辜生命陷入绝境。这一切，无疑违背了天理人道，与社会进步的方向、道德规范的准则背道而驰。即便我们取得了攻城拔寨、征服四海的辉煌战果，这样的“胜利”又有何实际价值与深远意义呢？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审视，那些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胜利，不过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短暂荣光，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功劳？

老子在《道德经》中早已阐明了这一道理，他告诫世人：在取得战斗胜利之后，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淡然，既不应沾沾自喜，也不必以此为乐。这正是老子强烈反对战争思想的体现。或许有人会质疑，老子的言论是否只是为了迎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求，成为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在当今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遵从他的教诲？

本源学家张其金给出了明确答案：“真理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效，只会在不同场景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无论处于哪个时代、身处何种环境，无论是治理一个国家、管理一家企业，还是维系一个家庭，只要领导者具备智慧，洞悉事物发展的大道规律，并依循规律进行管理，就能让团队或社会实现安宁有序的发展，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衡量一个领导人优劣的关键，不在于他拥有多大的权力、取得了多少成就，而在于他是否以人民的福祉、集体的利益为重，是否给予他人足够的自由与发展空间；在于他是以仁爱之心温暖众人，还是以暴力手段压制他人。正如张其金所说：“真正的领导者，不是让别人畏惧，而是让别人信服；不是追求个人的权威，而是创造共同的美好。”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提到：“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句话蕴含着古人对生活与战争的深刻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君子以左侧为尊贵之处，这一点在古代的座次排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一句成语叫“虚左以待”，讲的就是古人会将左侧的尊贵位置留空，用以恭候重要的宾客，彰显对他人的尊重。此外，“男左女右”的传统习俗，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左的尊崇——在古代社会，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左”的尊贵性也由此与男性的社会角色相联系。

即便在当今社会，以左为尊的传统仍在许多场合得以延续。但贵左并非绝对，在不同情境下，人们对左右的尊崇会发生变化。通常来说，在喜庆的活动中，如婚礼、庆典等，会以左为尊，象征着吉祥与美好；而在涉及哀悼和丧事的场合，则以右为尊，表达对逝者的敬重与缅怀。例如，在行礼时，若处于吉祥的场合，人们会将左手放在外面，右手放在里面；而在丧葬仪式中，则会将右手放在外面，左手放在里面，通过这样的细节区分场合的性质。

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在充满智慧的周代，还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用兵打仗时，往往以右为尊。这种差异在文官与武官的座次安排上尤为显著——文官的座位通常以左为贵，彰显其儒雅与平和；而武官的座位则以右为尊，暗示着战争的凶险与严肃。这其中的奥秘，正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揭示的：“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老子用这样的表述，再次强调了战争的“凶事”本质，即便不得不发动战争，也要以严肃、敬畏的态度对待，而非将其视为炫耀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