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甬坚 ：黄河流域的历史磨难及其再生

本文转自“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原文刊发《历史教学(下半月刊)》杂志，2025 年第12期，为阅读方便，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摘要

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为范围，以流域土地和民众所受到的历史磨难为 重点，具体论述历史上遭遇到的水灾、旱灾、蝗灾（前人称为三大“凶饥”）的危害，还有中原王朝及国都，于战乱时期难以摆脱的兵荒马乱及兵临城下之灾，人口暴增后流域 土地所承受的巨大历史压力，皆为流域历史上所常见。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国家全力发展工业体系，政府承担了组织生产的职责，全国先后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改善生态环境等举措，黄河干流上建成了三门峡、小浪底等多个大型水利工程，兼具防洪、减淤、供水、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21 世纪以来，黄河河床中泥沙大幅度减 少，黄河迎来了岁岁安澜局面，全流域土地和民众则迎来了再生。

何谓历史磨难？ 本文是将目光放在人类与自然条件互动和抗争的磨合上，特别看重 其间所产生的积极昂扬的历史之果和文明之花 。何谓流域再生？是指人类在自觉遵循 自然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策略加以实施，促成了流域新的发展 。但毫无疑问，上述过程皆非一蹴而就，一帆风顺，而是历经艰难困苦，必须在实际生活和劳作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获取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才能逐步前行 。 中国历史上的黄河流域繁育的华夏先民之所作所为，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处世之道和演进路径，其所创获，值得我们不断地做出发掘阐述和归纳总结。

一、黄河流域承受过的多种灾难

今黄河河道的贯通时间，按照其上中游自然条件，地质学家判断黄河呈阶段性演化特征，距今约125万年黄河贯通三门峡东流入海。顺应中国大地西高东低的地势，黄河的切割力量自上游山地汇聚而来，至中游地区愈来愈大，逐渐造就了阴山南面巨大的“几”字形河道，在接受了黄土高原上数百条大小支流后，更加强了黄河在三门峡地区的穿透力。黄河在下游平原地区曾多股自由散流（朝着荥阳方向流出的支津是济水，著名的四渎之一），到了战国时代，才出现了下游筑堤束水，随地势自东北流入渤海的局面。

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及诸同事、弟子，数十年间从黄土地层中提取证据，由250万年前又上溯至2200万年以来，一个总的揭示，即黄土高原是在干冷气候背景下，借助风力将中亚、中华大地西北沙漠地带的粉尘，不断地吹扬搬运到黄河的上中游地区，渐渐地沉积为50～400米厚度的黄土层，形成了贺兰山、阴山、太行山和秦岭环绕的黄土高原。在研究中，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黄土高原形成的“新风成学说”、黄土与古土壤地层的“多旋回学说”、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的“东亚季风控制理论”。黄河穿行于黄土高原，两者之间便有了极为密切的关联。

1969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著《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出版，该书由中国文化的起源，而进入农业起源的课题上。书中新见迭出，且又持论甚坚，如（1）中国黄土区形成的基本原因是气候长期干旱；（2）古代文献说明，一般黄土区上并不生长森林；（3）黄土区最普遍的植物是耐寒、耐盐碱的蒿属和藜属；（4）我国文化起源于无数的小支流，并非黄河泛滥平原；（5）仰韶、龙山文化经营的是旱地陆种的农业，并未依靠灌溉；（6）小米中的粟属和稷属是华北半干旱黄土区的原生植物，属于“华北式”的“小米群”。上述论点是作者依据历史文献记录、考古资料，与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界有关气候、土壤、植被实验结果相参照，方才得出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和科学价值。

在地域广袤的黄土高原之上，疏松的黄土很适合早期先民使用简陋的工具凿地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冬夏季风交替的活动规律所造成的夏秋降雨集中的特点，会把不少地表土冲刷下来，形成黄土高原上很常见的水土流失现象。降雨在居民点周围田地上的冲刷，会造成农田受损，收成减少，而随大小支流冲下来的泥土，又被携带到河水汇集的黄河里，不仅使河水变色，还会造成大量泥沙淤积于河床之中，垫高河底，影响到河水顺势下流。自古以来，黄河河道演变中存在的“善淤、善决、善徙”三大特征，其症结就在于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源源不绝地输入黄河，对水流产生阻塞作用后，促使水流对堤岸产生了冲毁的后果。

从种植条件较好的农业地区来看，还是一派兴旺景象，如西汉关中平原的民谣所歌：“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武帝时，白渠引泾水而成，灌溉田地甚广，“民得其饶”，起而歌之。取泾水一石，泥土占有数斗，一石容积折合十斗，可见泾河含沙量之多。

汉文帝、武帝时，黄河前后在下游陈留郡封丘县的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东郡濮阳县的瓠子（今河南濮阳附近）决口，均为河底泥沙淤积严重之处。后一次更为严重，泛滥之水东行流入巨野泽，直接灌入淮泗二水，飘浮民邑，淹没达16个郡，武帝虽然派出大臣监督堵口，却因物料准备不足，“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河水堵塞不住的20多年内，受灾地区的农业收成有很大的损失，武帝为此写出《瓠子之歌》，直言“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史记·平准书》记载：“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由于河水泛滥造成的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难民70余万人，在西汉政府的主持下，迁移到黄河上游地区的陇西、北地、西河、上郡诸郡安身，在接受政府提供的衣食用品后，不断垦殖经营，许多人成为这些地区的劳动人手和实边力量。

从此后的黄河演变历史来看，曾经有过或长或短时期的安流，但黄河发生决口泛滥的时期更长，尤其是在北宋及其之后，决口泛滥的次数越来越多，淹没的地区也是越来越大，多次发生的洪水淹没了城镇，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

除了自然因素导致的黄河洪水泛滥之灾外，还有参与其中的人为因素导致的悲惨事件，兹以1642年10月9日（崇祯十五年九月十六日）发生的黄河洪水侵入开封府城之事为例。《明史·李自成传》记载：“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贼亦漂没万余，乃拔营西南去。”李自成起义军前面攻击府城未得手，只得驻扎城外，城外明军想借黄河之水淹没对方，双方都在黄河上寻找决口处，随后，不料大雨导致水涨，引起堤溃水决，一路冲入府城。上面所记“城中百万户皆没”“贼亦漂没万余”，是为一说。明末白愚所著《汴围湿襟录》，述“城居釜底，河流一泄……水深数丈，浮尸如鱼。哀哉百万生灵，尽付东流一道”。一场时间、地点及事由都很清楚的淹没事件，其所牵扯的灾害、人群与城市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就这样发生了。

1938年6月，鉴于大敌当前，国民政府新八师为阻止日军西进，听从指令，在郑州花园口黄河南岸，扒开两处河堤，加上炸药使用和炮轰，决口顿时扩大，洪水形成的水面，竟有二三十里，中牟受淹后，河水又向东南泛滥，豫东、皖北、苏北5.4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受淹，黄泛区1250万民众受灾，死亡人口达到89万之多。于此可见，为战时所需的黄河之水，曾带给本流域或淮河等周边流域土地、人民的苦难，可谓是灾难深重，罄竹难书了。

黄河流域承受的旱灾情况，也是难以承受的历史之重。1926—1930年，陕甘宁青发生连续性旱灾，其中以1929年最严重，在南起汉中、安康，东至郑州和石家庄，西抵青海湖北，北达榆林、银川、刚察一线范围内，降雨奇少，连年歉收，酿成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民间习称“民国十八年年馑”。档案所见电通社电文称，在西安所能调查之限度内，“从十七年十二月至十八年四月止计五个月间，饿死者合计二十三万余名之多，其未及调查者，当不在内。杂草、树皮、谷壳、昆虫等类，凡无毒质者莫不捕取充饥，而饿殍累累遍地皆是，甚至为维持自己生命杀人而食之强盗，白昼横行恬不为怪。比诸地狱，过无不及，可谓极人间之惨事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军阀混战，各据一方，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一旦大灾降临，立现赤野千里、调剂无从的境况，民众不分老幼，饥亦无食，只有饿死。2013年，陕籍海南作家张浩文写出长篇小说《绝秦书》，用文学笔触再现了这场人间灾难的悲痛景况。

前人总结历史上的“凶饥”有三样，分别是水灾、旱灾、蝗灾。黄河流域下游所在的华北平原，以及淮河流域及海河流域中下游海拔50米以下的冲积滩地，正是东亚飞蝗的主要发生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曾总结道：“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中国蝗灾史》的作者章义和对此解释说：“一只蝗虫自生至死，可以吃去三两粮食。它的取食范围也很广，一般禾本科植物，如芦苇、玉米、稻、麦、粟、稷，都是蝗虫的佳肴，因而它生来就注定是要去夺人类的饭碗。单个的蝗虫一般仅有一两寸长，对农作物尚构不成致命的危害，但结群成阵乃是飞蝗的一大特性，因而凡闹蝗灾的地方，‘遮天蔽日’是个言必提到的现象。”历代正史记载中，诸如“草木牛马毛皆尽”“民流亡”“饿殍枕道”“人饥相食”的记载，史不绝书，并将其列为荒政之一，即反映了对蝗灾带给社会巨大危害性的认识和重视。

所以，笔者赞同李钢教授在《蝗灾·气候·社会》里的总结：“自古以来，蝗灾就与水灾、旱灾并称我国的三大农业灾害。三大灾害及由其所引发的饥荒、瘟疫、战乱等社会危机无疑都给我国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带来破坏，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阻碍，同时这些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与各种灾害危机作斗争的艰苦而卓绝的历史。可以说，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一部炎黄子孙长期同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的斗争史。”这其中就包含了黄河流域所遭受过的三大灾害的种种磨难。

二、重要的区位和位置，承受过巨量的历史之重

按照《尚书·禹贡》的地理视野，黄河首部“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尾部“同为逆河，至于海”，现今确知河长5464千米，整个流域坐落于中华大地的北方，处在巴颜喀拉山与渤海、黄海之间。这一地域之上，石器时代先民曾有过迁徙和定居，夏商周王朝各自开疆拓土，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豪杰多来中原盟誓、问鼎和逐鹿，秦国统一中国，继续号令天下的政治中心仍设于咸阳。

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及西晋都洛阳，曹魏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北宋都东京（今河南开封），还有不少割据的王朝，所选建的都城，都位于黄河流域，史家习称为“中原王朝”。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皆在今北京位置上，与黄淮海平原相关，均处北方。西汉王朝实行的“强干弱枝”之策，唐王朝厉行的“关中本位政策”，都采取种种手段以加重都城的地位和安全保障。这些手段是迁移豪族及百姓于都城，调运粮食等重要物质于都城，驻扎大量军队于都城周边拱卫，形成了一种都城独尊，繁荣无比，天下倚重的局面，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如若发生战争，尤其是兵临城下的战争，特别是出现据城死守，不幸陷落，杀戮无数，抢劫盛行的情形，都城及其周边地区就会遭受严酷的重创，社会经济一落千丈，文化生活面貌全非。这是黄河流域为古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演进付出的巨大代价。

按照古代中国的疆域形势，北疆一直是边防重地，由于边疆安全上的重要性，为便于面对，中原王朝的都城很难离开黄河流域，概因都城权重与边疆安全之间具有一种特别的对应关系，无论是政治中枢军事指挥的号召力，还是借重都城力量迎敌（所谓“皇帝御驾亲征”及军需物资调拨）的执行力，以及迅速获取前线战况的情报，都有充足的理由。明代修筑万里长城巩固防边，致使京城的皇帝还获得了“天子守边”之赞誉。然而，都城和边防重地在哪里，其他地区就要提供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支援，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地区如果供应不足，依靠国家政权的威慑力，远处的经济富庶地区（如淮河、长江流域）就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先秦时期北方食种黍粟（前述“小米群”），经过持续的播种和引种，中古时期有了小麦（尤其是冬小麦）、水稻的推广种植，明清时期又有了番薯、玉米的种植，故而农业发达。西汉晚期全国人口已近6000万，自北宋开始人口数字上亿，明清时期达到数亿人口高峰。因此，古代中国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人口—土地—粮食关系史的研究样本，令世人关注和社会经济史学者瞩目。因粮食亩产有限，为养活人口计，就需要开荒拓殖，因土地类型不一，不少土质差、浇水和肥力条件不好的山区坡地也开垦出来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事这样土地生产的人们，就被一些研究者看成是破坏环境的人群，其行为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这些内容，都是以黄河流域最为突出，同时也可以看做是黄河流域承受过的巨量的历史之重。

三、国家独立富强的确是黄河流域安澜的根本保证

每年夏秋季节，因受十分活跃的东亚夏季风活动影响，黄河中游地区的降水会十分频繁剧烈，大小河流接纳的雨水，都集中到主泓道形成洪水，而主泓道一旦决口泛滥，就会四下里对平原地区的农田和村舍发起冲击，造成巨大的灾难。降雨—洪水—成灾这条线，是一种自然过程，古往今来，黄河遵循这样一种自然过程发力逞强，而人类社会却还处于低下的生产力阶段，早期先民只能屈服于洪水的淫威，首先是通过逃难来保存自身，然后逐渐积累经验，以求在艰难困苦中站立起来。

古人治河，有过讲求“经义治水”的经历，也有过“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勿逆水之势以与水争地”的认识，从水性中体会出“黄河古今同患，而治河古今异宜”及“治水之法，既不可执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轻信人言”的道理。清代河水躁动不宁，亦多治水能臣，国家收缴了大量钱财作为额定河银使用。据研究，“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地丁银难以满足河工这种具有持续、稳定用银需求的国家事业，乾隆二十七年（1762）改制使东河的财政脆弱性日益凸显，额定河银制度从征收层面就难以落实。额定河银制度的内在性缺陷使河工开支上涨过快，最终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财政一旦陷入困境，治河的效果又要打折扣。

素有“一代水利宗师”之称的张含英老人（1900—2002），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总工程师和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部及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技术委员会主任、顾问。张老幼年起就在黄河下游的山东菏泽生活，身受黄河泛滥之苦，长大后出国学习水利，用以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在研究黄河水利史中，他看到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历朝历代治理黄河的主要目标就是防灾，而对于水力资源“兴利造福的一面”，只能是些设想，根本就无法着手。所以他说“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治河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经济的要求……直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采用了近代科学技术，才开始改变了黄河的面貌，取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就，而且正在向开发黄河水资源、发展经济建设阔步前进”。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等条文。总纲还规定：国家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民经济。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等条文。

1957年，黄河中游的三门峡水库最早进入建设期，其间经历了多次争议和讨论的过程。施工中针对库区泥沙淤积、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造成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大面积淹没等问题，又有两次改建，库区泥沙淤积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当时建设起来的大坝出水面上部，横书着八个红色大字——“黄河安澜，国泰民安”，表达出了所有建设者的共同心愿。三门峡水利工程只是一个开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黄河上中游地区规划了一系列大型水利工程，有关资料介绍兴建这些水利工程，旨在提升水资源的国家调控能力。

2021年星球研究所推出《10万座大坝的诞生》微信文章，讲述了中国水利事业的过硬技术和巨大成就，分类为土石坝（具体分为土坝、堆石坝）、重力坝、拱坝的大坝遍布全国，在各地起着挡水防洪、蓄水、供水、灌溉的作用，许多库区在抬高水位后，可以产生发展水电、改善航道的效益。文章称道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历经数十年的勘探、建设和后期再建，“最终它不仅是一堵拦洪的巨墙，也是一座庞大的蓄水池，一台强劲的发电机，一条航运物流的大通道”。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其最大依托如同《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作者张剑所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上这些是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的制度保障和现实条件。”

四、全国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提高，黄河流域土地和民众迎来再生

对于黄河河患的治理，民国时期已有“治标”“治本”两说。每年为预防洪水泛滥，沿下游黄河两岸筑堤护岸，长达千里，虽然也起到不小的作用，但终究被看做是“治标”活动，而设法从根本上解决河中泥沙的问题，则被视为“治本”的态度。就实际工作而言，“治标”又是眼下可见的成绩，所以每年都要调拨经费，安排人力，做好防洪准备。

1950年，淮河流域不幸遭受严重水灾。1951年春天，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2年10月，毛主席在黄河下游沿岸视察，又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然而现实存在的难题是，黄河河床里的泥沙太多，1961年4月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泥沙在库区淤积严重，直接影响到工程效益。当时，水利专家黄万里指出：“在80年的筑坝历史中，直到40年前人们才发觉水库淤积的严重性，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以期减少入库泥沙。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迄今未能想出办法来排除出库。”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的黄河史研究中，既有撰写《黄河变迁史》的岑仲勉先生，也有在寻找东汉王景治河后安流800年具体原因的谭其骧先生，谭先生找到的原因很有影响，早已被写入任美锷等所著《中国自然地理纲要》一书中。

当时，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谈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重大意义，他说三门峡工程的兴修，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治理与利用河流即治河思想与治河措施方面，有了划时代的发展。其实指的就是工业化的投入和参与，完全不同于旧时代，坝址周边的人民也感受到工业生产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钢铁力量。

20世纪60—80年代，黄河上游修建了龙羊峡、刘家峡水电站，好像是在黄河的上游安装了合适的起动机和限制阀，好让黄河之水为上游地区所用。为了弥补三门峡水库的不足和减轻三门峡水库运用的淤积负担，进一步根除黄河水害，并开发黄河水利，国家考虑在其下端修建小浪底水库。1991年开工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位置在三门峡大坝下游130千米处（洛阳市孟津区小浪底村），这里是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可以取得最大库容的控制性地点。2009年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通过验收竣工，在有效控制黄河洪水方面，采用“人工扰沙”方式，即借助河水已有的势能，辅以人工扰动河床土质，促进河床泥沙启动，实现河床下切、输沙入海，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工程已有的效益，明显改善了小浪底库区和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据水利部等单位的数据资料，黄河上中游地区最大侵蚀量，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多年均值为15.81亿吨，径流量为403.6亿/立方米，这些含义明确的数据，一直像是压在水利管理部门和水利专业人员心上的一块巨石。就在小浪底工程投入使用后，这些数字却在逐渐下降。

2022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显示，当年我国代表性水文站年总输沙量为3.90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3%，较2021年输沙量增大18%。关于黄河的一个重要事件，是中游通过水库联合调度实施汛前和汛期调水调沙，这期间小浪底水库累计排沙1.566亿吨，库区泥沙冲刷量为0.481亿吨，进入下游沙量为1.521亿吨。这反映出黄河库区和主泓道的泥沙已经大为减少，黄河给予所有关心它的人们的压力确实减轻了。

这是天遂人愿产生的结果吗？显然不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展现的新变化。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极为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此外还开展了全国性的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农田基本建设、退耕还林（牧）等工作，尤其是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实施，部分改善了国土资源的不合理面貌。改革开放后确定的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了广大群众思想意识的提高，所推广实施的退耕还林（牧）工程、防治沙漠化、封山育林等项目，无不有益于黄河流域和广大国土的环境修复和质量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逐渐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美丽中国”建设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绿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最大引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各个行业和领域，无不展露出令人欣慰和自豪的兴旺景象。

心系黄河流域的安危和广大群众的民生问题，2014年3月至2021年6月之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九次在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地段进行走访视察，一再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202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黄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最大的问题是生态脆弱，最大的威胁是洪水，最大的短板是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最大的弱项是民生发展不足。此外，还分析指出：受地理条件等制约，沿黄各省区经济联系度历来不高，区域分工协作意识不强，高效协同发展机制尚不完善，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高，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和精神内涵深入挖掘不足。从实际工作情况出发，将治理和建设的重点放在加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建设，加强中游水土保持，推进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上。这些意见是着眼于历史经验教训、现实治理难度和黄河流域的未来发展而郑重提出，可以看做是全国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任务和目标，也是以黄河保护为主题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重大国家战略。

黄河是面积为78.5万平方千米整个流域的主角和主脉，最有生气和灵动的部分。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这一进程展开的地理空间，在很长时期内就是黄河流域。学习历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从中体会汲取营养和动力，不断增强历史责任感，着眼和用力于现今及未来，做法如上述《规划纲要》所强调的那样：“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坚定走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样做，就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促进黄河流域土地和民众的再生，促使黄河和整个流域永远健康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