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赵光义自述：朕这一生，成败尽付江山

赵炅在997年3月29日于开封万岁殿去世，享年五十九。

临终那会儿，他把太子元侃托付给寇准、吕端，交代要同心辅佐新君，最后一刻的安排都交代清楚了。说白了，这位当了二十二年皇帝的人，临走前把权力交给下一任的事儿处理得很稳当，不像有的朝代那样一塌糊涂。太子就是元侃，后来改名恒，早在至道元年就立了，他平常也常带着儿子看政事，亲自教怎么做朝廷公务。到他病得厉害的那年，宫里几位大臣被叫来作保证，按礼数走一遍，没闹出大的乱子，这在当时不算容易。

说起他的这些年，像两条路并行着，一头是文治一头是武功，成绩和痛处都有。说文治的，他挺看重科举和文化建设。太平兴国二年那次科举，进士科录了109人，诸科一共207人，相比以前是明显扩大。还有个“特奏名”的安排，就是那些屡试不中但真有才能的人，也能出个路子去朝里做事，官途不再那么死板。太学、国学他也没放过，修缮扩建，皇帝亲自过问考试，状元和重要人物受宠，这套意图很清楚：把读书人拉进来，用文化和人才巩固朝纲。

在书籍和典籍上，他也动了不少手脚。像请李昉这些人去纂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类的，目的是把古今资料收集起来，留给后人一堆可查的东西。法律方面修订《刑统》，把条文尽量简化一点；水利上疏浚汴河、惠民河，想把江淮地区的粮食更顺畅送到京城来。日常官制、赋税链条这些也有调整，目标是把官僚体系和财政运转得更好些，这些都不是摆样子的。

军事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南面处理得比较稳妥。开宝九年那会儿，朝局动荡，北汉、吴越、闽这些问题都逐步解决。潘美、等名将被派去整合闽粤一带，像陈洪进、钱俶这些割据势力，多数通过“纳土归宋”的方式收编，收回了十几州，打仗不多，算是稳妥收尾。北汉是在太平兴国四年围太原时灭亡的，刘继元投降了，北方的分裂局面有了根本性变化。

北上的事情就没这么顺了。他一直念着要收回幽云十六州，这事儿放在心里很久。亲自出征的那回，在高粱河一战吃了大败，记载里说他亲自督战，中箭，坐骑被射死，差点被俘，最后狼狈撤退，损失大，士气受挫很严重。过了几年，雍熙三年又搞了三路北伐，一开始有得有失，但东路曹彬冒进被主力击溃，中西两路也被迫收兵。杨业在陈家谷被围被俘，后来绝食而亡，监军王侁在其中的指挥选择被后世反复提起。总之，北伐几次失利，不光是战术问题，情报判断也不到位，给国家和将士都带来不小代价。

这些战事的起伏，和朝堂上的人事冲突纠缠在一起。太祖身边的几位近亲在新朝里遭遇悲剧，这些事情常常让皇帝夜里睡不踏实。比如太祖的二子赵德昭在太平兴国四年被斥责后自尽，赵德芳在开宝八年去世，赵廷美因“谋反”被贬到房州，三年后抑郁而亡。朝里对这些案件有不少记录，很多决策是为了社稷不得不做，但家人之间的牵扯也成了他挥之不去的痛。这种用公权力去处理私人关系的代价，说直白一点，是政治上的必要和个人的难承并存。

他的登基也带着争议。太祖驾崩的那个夜里，宫里流言不少。赵炅和太祖是一起长大的，他手里还拿着一纸所谓的“金匮之盟”，意思是杜太后临终时有嘱托，太祖曾答应在他与太祖子孙之间交替传位。太祖一旦驾崩，赵炅就在灵柩前接过皇位，改元太平兴国。上任后第一步就是稳住局面：大赦一圈，对两浙、荆湖等新降地区减税息兵，安抚地方势力；追尊太祖皇后为孝惠皇后，迁葬永昌陵。这些动作用意明显，都是在巩固合法性，让朝野不至于四分五裂。

再往前看，他的成长背景也值得说说。赵炅出生在后晋天福四年（939年），陈桥驿兵变那回他二十二岁，跟着兄长在军中，亲眼看到黄袍加身的场面。后来被封为晋王，担任开封尹，做储君有十六年时间，那段日子他在朝里和军中都混出经验，既摸清了文吏的运作，也知道军队的条条框框是怎么转的。

把这些事实摆在一起，好像两条线并行：一头是重文教、修典籍、整官制、疏河道的具体举措；另一头是亲征北伐、几次惨败、家族悲剧带来的心理负担。办事的方式不一样——有时用软的文治，有时用硬的武力——收获和代价都确实记在史册上。葬于永熙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