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灯五百载，明灭见古今——烟台黄渤海新区渔灯节的前世今生

一盏渔灯，五百年的守望，在渤海湾的浪涛声中生生不息。渔灯闪耀，如同跳跃的金色心脏，搏动着胶东半岛五百年的渔民记忆与海洋信仰。

在烟台黄渤海新区（含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蓬莱部分区域）45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当农历正月十三或十四，一种独特而浓郁的渔灯节文化气息便会随着海风弥漫开来。

渔灯节是烟台黄渤海新区沿海渔村特有的传统民俗节日，是从元宵节中分化出来的专属渔民的节日，据志书记载，它起源于明代，已有50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俗节日，不仅是当地渔民对海洋的敬畏与感恩，更是胶东渔家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一独特的文化传统，承载着渔民期盼风调雨顺、鱼虾满舱的美好心愿，也是传承渔俗文化、弘扬闯海精神的重要载体。

一

渔灯节具体诞生于何年已难考证，其起源与当地渔民的海上生产实践和精神信仰紧密相连。据传，烟台黄渤海新区渔灯节最早是从海神崇拜中演化而来。“海神娘娘”为中国沿海地区普遍信仰的海神，起源于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书面上称“天妃”“天后”，南方称“妈祖”，当地俗称“海神娘娘”）。由于南北习俗冲击交融，在当地渔民中逐渐形成了一部分信奉龙王，一部分信奉海神娘娘，还有一部分同时信奉“两神”的格局。根据当地和外地节日习俗的比较，人们普遍认为，渔灯节源于元宵节，是从元宵节中派生出来的一个专属渔民的节日。知名民俗学者山曼先生撰写的《山东蓬莱渔灯节的调查与研究》一文，也支持渔灯节源自元宵节这一观点。

根据蓬莱县志《登州府志》记载，该县的芦洋村（原名芦洋寨，现归属黄渤海新区大季家街道）早在明朝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就已建村了；而据另一个建村比较早的大季家街道山后顾家村老渔民口述，该村建村也有550余年历史，“有渔村就有渔灯节”。

这一传统起源于明代，有着动人的历史传说。据山东省名村志《八角村志》记载：相传很早以前有一年的农历正月十四，八角村的几户渔民出海捕鱼，突遇大风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船仍然没有回来。心急如焚的渔家妻儿老小提着灯笼、举着火把聚集在海边，期盼亲人归来，跪倒一片叩拜龙王保佑家人平安。渔民家属们的真诚感动了龙王，顿时，只见海面上金光四射，火光、灯光连成一片，分外明亮，映红了套子湾的上空。漂泊在海上的渔民们看到耀眼的灯光，就朝着光亮的方向拼命地划去，终于在第二天早晨都平安回到了岸边。为报“龙恩”“海神之恩”，渔民们自筹资金，在套子湾南面修建了一座海神庙和一座龙王庙，从此，“海神娘娘和“龙王爷”便成为当地沿海一带渔家供奉的主要神灵。

从此，每年正月十三或十四，八角沿海渔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自发从家里抬着祭品，提着渔灯，打着彩旗，放着鞭炮，到海神娘娘庙送灯、祭神，祈求鱼虾满舱，平安发财。

渔灯节的“灯”包含三层寓意：一是取“鱼虾满舱”之吉兆；二是为渔船照亮引路，佑护人船平安归来；三是使神灵认人识船，保佑平安。这种多元融合的信仰体系，折射出胶东海洋文化的包容性与实用性。

二

渔灯节的仪式流程严谨有序，充满渔家特色。整个节日活动集中在正月十三或十四下午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组织。

节日前夕，渔民们开始在自家的渔船上挂彩旗贴对联。彩旗的挂法是大桅与船头、船尾用彩旗连接。渔民会在船头书写“福”字，在驾驶舱张贴具有海洋特色的对联，如“迎春夏秋冬福，发五湖四海财”（横批“鱼虾满舱”），表达对渔业丰收和平安归航的期盼。

祭品准备是节日的核心环节。渔民会在年前杀猪，准备渔灯节祭祀的猪头；制作八个五斤重的大桃饽饽，盖上喜寿等字样的桃红图章；还有头年捕获的上等品质的野生鱼一条（冰冻保鲜），一般有加吉鱼、鲅鱼、鲈鱼，其中加吉鱼最为珍贵。

下午时分，祭海队伍以渔村为单位，以鞭炮开路，抬着供品向海边进发。抵达停满渔船的港湾后，千百条渔船紧紧地靠在一起，每条船上高悬国旗和彩旗，船头上摆放着供品，桅杆和缆绳上挂满了鞭炮。

待祭海庆典队伍全部来到码头，万船统一号令，海浪声、鞭炮声、锣鼓声、呼喊声等交织在一起，整个渔港沸腾起来了。

傍晚时分举行送渔灯仪式。渔灯多用萝卜雕刻或豆面捏制而成——一种为旧式，用萝卜切成圆段，于一端旋小窝儿，灌蜡油，插灯芯；另一种为新式，用一支生日蜡烛，插在两片萝卜段上。点亮的渔灯如繁星点点，被送至村内窗台、路口，渔船船舱、船头及海面。

节日当晚，渔民设宴款待亲友，海鱼是必备菜肴，体现“无鱼不成席”的传统。待客礼仪中尤以加吉鱼最尊贵，主人会取鱼眼置于贵客面前，意为“高看一眼”。餐桌上严格遵循海洋禁忌：客人不得翻鱼（避讳“翻船”），需称“翻”为“划一桨”或“正过来”；“帆船”改称“风船”，“升帆”称“撑篷”；饭后不可反扣碗碟，筷子不得置于碗上（象征搁浅）。

三

渔灯节的传统时间是每年的正月十四，而现在有的村子是正月十三，有的村子是正月十四。这种时间分化背后有着历史原因。

2018年，知名史志专家、《八角村志》主编郑祖增先生曾采访过芦洋村祖祖辈辈打渔的老渔民丁义江老人（已故），志书里记载了老人的口述：“听我爷爷讲，山后初旺村东海湾，是天然渔港，周边渔村的渔船多在此停泊避风。随着海洋捕捞业和海上航运业的发展，从事海上渔业捕捞和海上航运的人越来越多，为解决船主们在渔灯节期间争抢拜祭的纠纷，在1938年前后，山后顾家村、山后初旺等村的渔灯节时间改为正月十三，其他村渔灯节时间继续沿袭旧时的正月十四。”

渔灯节从元宵节分化后，逐渐摆脱对农耕文化的依附，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海洋文化特征的渔民专属节日，标志着渔家文化地位的提升。2008年，渔灯节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烟台黄渤海新区获“中国渔灯文化之乡”称号，成为这一传统节日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四

如今，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渔灯节面临着诸多挑战，最根本的是社会基础的嬗变，传统渔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由于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多元化，渔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传承力量明显不足。年轻一代渔民向城市转移，导致参与渔灯节的主体严重老龄化。据统计，熟知祭祀流程的老渔民平均年龄超过65岁，而40岁以下渔民仅占渔村常住人口的23%。

随着渔业资源减少和产业转型，许多渔民后代转向水产加工、海洋旅游或完全脱离涉海行业。烟台黄渤海新区专门从事捕捞的渔村从原来十几个，到现在只剩一个，从事专业捕捞的渔民数量大幅下滑，导致渔灯节的传承主体自然萎缩。

一位芦洋村老渔民感慨：“现在的年轻人放灯是为了热闹，我们当年放灯，是真的相信那盏灯能指引父兄回家。”传统仪式中蕴含的人神契约关系，正被现代娱乐需求所取代。

五

在旅游开发推动下，渔灯节规模逐年扩大，却面临文化内涵稀释的风险。祭海仪式从神圣的信仰实践逐渐演变为观赏性表演。例如，原本由家族长辈主持的船头祭拜，在旅游节庆中常由专业演员替代；传统锣鼓和秧歌中加入现代舞蹈元素，虽增强观赏性，却削弱了文化原真性。

渔灯节的核心符号（渔灯、祭品、歌舞等）被简化为旅游标识。在过度旅游推广中，“渔灯”被简化为千篇一律的鱼形灯笼，传统豆面灯、萝卜灯的制作技艺面临失传。象征“发血财”的猪头供品因视觉冲击力强被保留，但其承载的渔业风险意识却被剥离。

传统渔灯节是渔民自发的社区仪式，而今政府主导的节庆活动侧重吸引游客。以2023年渔灯节为例，初旺村接待游客2.1万人次，但本地渔民参与率仅41%。一位船主坦言：“现在的渔灯节更像一场演出，我们成了群众演员。”有民俗学者警示：“当祭海仪式变成舞台表演时，渔民从文化持有者变为服务提供者，活态传承的根基便被动摇。”

六

海洋生态环境变化与渔业经济转型是渔灯节存续的深层挑战。最近数据显示，近海鱼类资源量较20世纪90年代下降约60%，海洋捕捞从业者已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

随着烟台黄渤海新区蓝色经济圈建设推进，现代海洋产业（港口物流、船舶制造）取代传统捕捞业，导致渔民对海洋的依存模式发生根本改变。原八角等十几个渔村由于扩区变为城市社区，渔民变市民，大多已不从事渔业生产。一位转产至水产加工的中年渔民表示：“父辈祭海是为了求生，我们更多的是求个念想。”

传统仪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一艘中型渔船置办全套祭品（整猪、大鱼、鞭炮等）需花费3000-5000元，相当于普通渔民半个月收入。高昂成本使部分家庭简化仪式，甚至不再参与。

这些结构性变化使渔灯节面临存续危机：当传统渔业生产方式被替代时，依附其上的文化实践便如无根之萍。有民俗研究专家在调研报告中指出：“渔乡文化特色与内涵的挖掘，需建立在渔业社区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七

面对挑战，渔灯节也在不断创新求变。近年来，渔灯节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增添了“戏曲歌舞晚会”“彩车巡游”，创新出带有表演特色的“渔灯文化节”“祭海大典”，制作出“千只渔灯长廊”“万旗飘红”的特色景观。

一种松散的祭祀祈福的古老形式，演变成一个由政府扶持、企业支持、村居组织和渔民们自发参与的渔民文化的盛宴，进而成为继承中华民族古老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5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三，烟台黄渤海新区第33届渔灯节如约而至。从欢天喜地的文艺演出到产品种类丰富的渔灯大集，从肃穆庄重的祭海大典到极具胶东特色的放渔灯仪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渔灯节，不仅承载着渔民祈盼风调雨顺、鱼虾满舱的美好心愿，更成为了传承渔俗文化、弘扬闯海精神、助力乡村振兴的盛大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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