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开国少将立下赫赫战功，却在和平年代参与未遂叛乱，结局如何

水浒里宋江杀了阎婆惜，大家都知道他是条好汉，梁山正等着他上山聚义。可是按理说，早该一拍即合，宋江却偏偏宁愿去流放，硬是不肯跟着梁山走。这事儿乍看有些想不通，其实他心里是打得一盘精明算盘──不是说做贼的都没回头路，只要还在官府体系这根线上，说不定哪天遇上皇宫大喜事，皇帝赦罪，自己还能洗白。可上了梁山，那就不是一般的罪了，成了叛逆首犯，别说皇帝心情好了能放人，哪怕太后过生日，都没人理。宋江那点心思，其实古今不少人都琢磨过。

咱们闲话一句，大赦说白了就是皇帝高兴，普天同庆，连犯人都能搭个顺风车。可你要是犯了“谋反”，对不起，这车你连票都买不上。历史上给“永不赦免”起了个名，叫“十恶不赦”，这词可不是唬人的。谋反这个罪，旧时候律法都排第一，干了这事儿，就跟天生异端似的，一抹黑、彻底断了回头路。

你看赵高、王莽这些名字，别的不说，“谋反”顶在那里，不管你前头干过啥，都得站到断头台上去。可嘴上都说十恶不赦，背后真到了那个时候，就总有些人按捺不住冲动。人的心啊，说到底还是荷包和权势两个字。如果有够大的诱惑，什么法律、道德，全都不管用了。

聊到这里，我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唏嘘。因为咱历朝历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将军，总少不了有人一念之差，干出惊天一桩。咱们不说古人，单看新中国刚站起来那阵，有两位开国少将，李彬山和张宜爱，真是让人一头雾水：一生打仗，扫尽敌寇，最后却差点卷进武装叛乱。人到晚年，名声败坏，这人生走向，也太让人难受了。

李彬山是湖南平江人，家里穷，兄弟姐妹一大群。他小时候送进了私塾，读了四年书，算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一茬。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彬山很早就给人做短工，恶心的是，地主手里的银子跟压秤一样，硬是能把人压到喘不过气来。他跟着村里人成了农民协会骨干，开始见识到了什么叫反抗。

后来红军打进家乡，虹桥一仗打得风生水起，满村都是欢天喜地。这个场面，他怕是一辈子忘不了。李彬山也顺势进了红军，先在组织里跑腿，不知不觉越干越多。说起来，他胆挺大，人又有点文化，很快就当上了小头领，常在湘鄂赣边区带队打游击。

那个地方三省交界，山高林深，外头人很难进得来。你要说什么穷困潦倒，这里真是行家里手。红军以为能拼一拼，谁想到有自己人背后捅刀。原师长孔荷宠一叛变，消息传出去，整支队伍跟掉进了冰窖。李彬山只能带着兄弟们化整为零，饿了吃树皮，渴了喝溪水，脚肿得穿不进鞋，每天都在鬼门关上打滚。

政委师长相继牺牲，傅秋涛接手，李彬山跟着干游击。后来抗日又打皖南事变，敌人圈地般包围，被困云岭。政委、参谋长都中弹了，剩下他和团长张铚秀咬着牙死撑。新一团能一路杀出去，全建制突围，李彬山这个人真是脸上没半点血色，却半句话都不多说，硬是把队伍带了出去。

打完皖南事变，又转战苏浙，解放战争时，李彬山把筋骨都磨在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这种大仗里。等新中国一立，他还没歇下，又赶去抗美援朝，带着二十四军在朝鲜那个冰天雪地里顶着。回国后升了副政委，五五年拿下少将。当年，他也算活得有滋有味，手里有勋章，脸上有光，年轻就当上省部级，上海这么大地头，他掌舵一只翅膀，谁不羡慕？

可是1966年，风云骤变。“十年特殊时期”谁都没想到能闹到这一步。李彬山跟错了队，会上动不动指责警备区同僚，这下得了权的人看对眼了，一脚把他踢去做民兵总指挥。结果民兵搞演习愈演愈烈，拿正规部队当假想敌。说实话，十几年下来，警备区这个摊子已经不是原先那个样子了。

最离奇的是1976年秋，那帮人心里都清楚难有好下场，干脆豁出去了。上海分了两个指挥部，李彬山扛着在东湖路。那地方原来是杜月笙公馆，一百多个故事能说三天三夜。旧时黑帮用的地方，这会儿变成策划点了，听着都让人后背发凉。张宜爱那边选的是丁香花园──说得好听点叫李鸿章姨太太的宅子，文革里变成了市委机关的窝点。时候一到，两人开始布置武装叛乱，动静闹得挺大，但也像老鼠过街──一群人在密室里悄么声商量着怎么准备“搏一把”。

警备区里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可谁也没料到中央那边动作那么快。苏振华领着工作组一到上海，雷厉风行，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帮人切得七零八落。事后整个城里都长长舒了口气，不然一旦出事，上海不晓得得乱成什么样。

说起张宜爱，安徽六安人，他小时候周围都是军阀、抢粮、废墟——换句话说，是火坑里长大的娃。红军来了，他没犹豫就去了，手枪团、特务队、政委，这些职位是一步一步地爬出来的。红四方面军两次重组，剩下的人都叫苦连天，有点动摇了，他却皱着眉、不说话，咬住牙顶了三年游击，什么生死考验都见过。

最狠的一次，他在蕲春打仗肚皮被炸穿，肠子流出来。战友顶着子弹把他背下来，“送命”送到岳西那个破医院。医生真有些本事──没药没器械，只能拿大粒食盐炒热了包着敷，用土办法把腹膜炎都熬过去了。你说什么英雄壮举，有时候就藏在这些抖不出来的细节里。

抗战后期，张宜爱带了百人队，专在津浦铁路干“扒火车”这活——跑起来跟飞贼似的。假装农民、樵夫，火车一来，猛地蹿上去，搞得日本鬼子都不敢正面追。他们自己都叫“老飞”，就差没把铁道变战场改了，名头大得很，电视剧里的“铁道游击队”那班人，原型就是他们。

以后南线北线转过好几道，张宜爱打日军、打顽军都经手过。后来到了解放战争，攻济南一仗，师长死了，政委牺牲，他竟然什么事都没有，老天爷不舍得收他吧。五五年拿了大校，勋章一箩，过几年晋升少将，警备区副司令员。

可是后来和李彬山一样，权势一上来，人容易飘。不知不觉沾上了造反派，警备区的人事安排七八十号全按他们说，局势搅得乌烟瘴气。最后为了权斗不惜临时组团，武装、宣传一起搞，想一口气掀桌子。想想这些人，生死场上拼出来的功勋，最后在和平年代折在了这个节点。

等局势平定下来，两位少将全都被摘了帽子、撤了军衔，还被开除出党。勋章是亮，可一身名声就这样打了水漂。后人多是以惋惜的口吻提起他们，可叹一辈子刀头舔血，就在最后走漏了风声。到底是什么让人晚节不保？有人说是环境，有人说是本心。我没法给出答案，但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不可理喻的人性——岁月把英雄磨成了权力的囚徒。

我们有时候说，“打遍天下无敌手，输在拐弯的一瞬间。”李彬山、张宜爱或许也是如此。他们的人生像极了宋江动荡犹豫的那一刻：该不该赌一把，往什么方向走，选了谁就再回不了头。历史没有“假如”，只留下一声长叹。

只是每次读到这些经历，总会忍不住问一句——人，到底是被命运改变呢，还是自己走错了路？又有多少胜利者，最后走进了孤独的绝境？有些答案，还真就只能留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