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继肃先生书法艺术风格形成再探

摘要

章继肃（1922-2014）先生作为巴蜀书法界的代表性人物、达州市书法家协会的奠基者与“巴山书风”的开创者，其书法艺术以“传统筑基、南北兼容、素朴含章”为核心特质，在20世纪川东书法史上占据里程碑地位。先生兼跨教育、学术、艺术三界，不仅以“五体皆能、尤擅行草”的创作实力构建了独特艺术面貌，更以“书为诗余、文墨互济”的学者品格，为地域书法注入深厚文脉。本文结合先生《章继肃书法篆刻艺术》《章继肃文集》等文献遗存、不同时期代表作（如《仙女洞赋》《草书千字文》《贺新郎·九十述怀自寿》）及弟子口述史料，系统梳理其书法风格“启蒙筑基—融合探索—成熟定型”的动态脉络，深入剖析师承渊源、碑帖浸润、学者素养与川东地域文化对风格塑造的深层作用，揭示其“技法为骨、文气为魂、地域为韵”的艺术理念。通过对先生临习手稿、创作札记的微观分析，还原其“入古—融古—出新”的实践路径，为当代地方书法艺术如何平衡传统传承与地域创新提供典型个案参考与理论启示。

章继肃；书法风格；巴山书风；碑帖融合；学者书法；川东地域文化

引言

20世纪的巴蜀书法界呈现出“多元共生”的格局：既有以赵熙、谢无量为代表的文人书法传统，也有受“碑学复兴”影响的金石书风，更有扎根地域文化的本土探索。章继肃先生作为川东书法的领军者，其艺术生涯贯穿这一转型期，以“学者之识、书家之技、文人之品”的三重身份，完成了对传统书法的创造性转化。先生1986年发起成立达县地区书法家协会（后更名为达州市书协），提出“立足巴山、放眼全国，承传统之脉、铸地域之魂”的办会理念，培育了包括扈晓明、侯忠明在内的大批书法人才，推动形成了以“刚健清新、沉逸有度”为特征的“巴山书风”。

目前学界对先生的研究多集中于作品赏析（如侯忠明《解读章继肃先生的书法艺术》）与教育贡献梳理，而对其风格形成的谱系化分析——如不同阶段碑帖临习的技法转化、地域文化如何渗透笔墨语言、学者素养与书法意境的内在关联等——尚显薄弱。本文通过对先生1940年代至2010年代创作的纵向梳理，结合川东地区碑刻资源（如渠县汉阙铭文、达州古刹碑记）与文人传统，还原其风格生成的动态过程，彰显其“德艺双馨”的艺术品格与“文墨共生”的学术价值。

一、生平底色与启蒙积淀：风格形成的文脉根基

章继肃先生字树公，号巴石，1922年生于四川渠县新市乡——这片孕育了明末思想家唐甄（著《潜书》）、清代文学家李长祥（著《天问阁文集》）的土地，自明清以来便形成了“耕读传家、文墨继世”的乡邦传统。先生的书法启蒙与成长历程，始终贯穿着“传统浸润”与“名师引路”的双重脉络，为其风格奠定了“学者底色、法度根基。

（一）乡邦文脉与蒙学启蒙：金石气息的早期熏陶

先生的书法兴趣始于童年对乡村碑刻的痴迷。渠县作为汉阙之乡，留存有冯焕阙、沈府君阙等国家级文物，其“雄浑古朴”的铭文风格成为先生最早的视觉记忆。据其弟子扈晓明回忆，先生曾提及“幼时随祖父扫墓，见墓碑文字笔画厚重，便以树枝在地上摹画，竟不知疲倦”（《一生俯首拜树公——我与章继肃老师的书法情缘》）。这种对金石文字的早期接触，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对线条“力感”与“质感”的敏感度，区别于纯粹从帖学入手的书家。

1930年发蒙入私塾后，先生接受严格的传统蒙学训练：每日清晨先描红《千字文》，午后临习柳公权《玄秘塔碑》，晚间则由先生讲解《说文解字》部首。这种“书文并重”的教育模式，使其不仅掌握了“中锋行笔、横平竖直”的基本技法，更建立了“文字为书法之本”的认知。私塾先生李默庵擅长欧体楷书，要求其“每写一字，必先明其结构，如‘中’字竖画必居正中，‘大’字撇捺须对称舒展”，这种对法度的严苛训练，为先生日后“重理法、尚规整”的书法基调埋下伏笔。

（二）名校熏陶与名师引路：文人书法的精神传承

1942年，先生考入重庆唐家沱载英中学，有幸结识时任校长的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何鲁先生。何鲁先生为贵州兴义人，师从于右任，擅长草书与篆书，其书法“兼具北碑的雄健与南帖的飘逸”，且“学贯中西、术兼文理”（著有《行列式论》《数学分析》等学术著作）。先生主动为何鲁校长牵纸磨墨，“每日课后必往校长办公室，观察其执笔运腕之法，记录其论书之言”，这种“耳濡目染”的学习方式，使其直接承接了何鲁先生“以学养书、以书载道”的文人书法传统。

何鲁先生对先生的影响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笔法上，传授“中锋立骨、侧锋取妍”的技巧，指导其临习于右任《标准草书》时“重字群组合，忌一字孤立”；其二，书学理念上，强调“书法当通文史，不通文史则书无韵味”，鼓励其广泛研读《历代书法论文选》与古典诗词；其三，人格修养上，以“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为示范，这种品格后来直接投射于先生的书法风格中。1948年先生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向楚、庞俊等国学大师，深厚的国学功底使其书法天然具备“书卷气”——其1947年创作的《临兰亭序册页》，虽笔法稚嫩，但字里行间已显“文气充盈”的特质，被何鲁先生批注“有晋人遗韵，可期大成”。

这一阶段的积累，使先生初步构建了“以传统为基、以学识为养”的艺术底色，其书法虽未形成明确风格，却已具备“法度谨严、文气初显”的特质，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中年探索与风格熔铸：碑帖融合与地域特色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章继肃先生书法风格的核心形成期。这一时期，他历任达县师范专科学校（今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达县地区书法家协会理事长，在教学、学术与艺术创作的多重实践中，完成了“碑帖融合”“诗书合一”“地域熔铸”的三重风格建构，最终开创了“巴山书风”的基本面貌。

（一）碑帖兼修：从“取法乎上”到“融会贯通”的技法突破

先生对传统碑帖的研习秉持“广览古今、择善而从”的原则，形成了“五体兼修、重点突破”的系统路径：楷书扎根颜真卿《颜勤礼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与北魏《张猛龙碑》，行书宗法王羲之《兰亭序》《圣教序》与米芾《蜀素帖》，草书深研孙过庭《书谱》与怀素《小草千字文》，篆隶则上溯《石鼓文》《石门颂》，兼取清代吴昌硕《西泠印社记》、伊秉绶隶书之长。这种全面的技法储备，为其风格融合提供了丰富素材。

先生风格的关键突破来自于90年代的“碑帖互参”实践。此前，其行草书虽得“二王”流畅韵致，但线条稍显柔润，骨力不足。为弥补这一局限，他专门临习《唐等慈寺碑》（此碑为唐初楷书代表作，兼具魏碑的刚健与唐楷的规整），每日临写300字，历时三年。他在临习札记中写道：“临此碑当取其‘方劲峻峭’之笔，融于‘二王’的‘圆转流丽’之中，使线条既具弹性，又含骨力”（《章继肃书法篆刻艺术·附录》）。这种有意识的“补骨”训练，使其行草书实现了“刚柔相济”的转型——如其1995年创作的《草书千字文》，既保留了怀素小草的“连绵流畅”，又融入了《等慈寺碑》的“方笔峻利”，点画如“锥画沙”，转折似“折钗股”，被评价为“在怀素、于右任间独出己意，兼具‘秀润华滋’与‘矫健豪放’之美”（《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在隶书创作中，先生更突破传统“波磔分明”的范式，弱化雁尾，追求“高古简淡”的意境。其1988年创作的《隶书“紫气东来”横幅》，取《石门颂》的“疏朗开阔”与伊秉绶的“宽博厚重”，线条平直中见变化，结构对称中显灵动，完全摆脱了“隶必学曹全、张迁”的刻板认知，展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二）地域熔铸：“巴山书风”的开创与实践路径

作为达州市书协的奠基人，先生在推动地域书法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将川东地区“雄奇险峻”的自然地貌与“质朴厚重”的人文气质融入笔墨，最终凝聚为“刚健清新、沉逸有度”的“巴山书风”核心特质。这种地域特色的塑造，通过三条路径实现：

其一，线条质感的地域投射。先生常说：“大巴山的岩石是我的笔师，渠江水的流势是我的墨法”。其书法线条兼具“岩石的苍劲”与“流水的灵动”——如1992年创作的《仙女洞赋》（现存四川文理学院），此作是为达州著名景点仙女洞所作，字大盈碗口，共286字。线条上，“洞”“山”“石”等字用笔沉雄，如岩石般厚重；“云”“水”“飞”等字行笔流畅，似流水般灵动，被评价为“刚健且流丽，如巴山叠嶂间泻出的清泉”（东方欲晓《章继肃先生巨幅作品〈仙女洞赋〉赏析》）。

其二，章法布局的地域借鉴。先生借鉴川东民居“依山而建、疏密有致”的格局，在章法上追求“虚实相生、错落有致”。如其斗方作品《爱莲说》（1998年），字距紧凑处如山间村落，行距疏朗处似河谷平坝，“出淤泥而不染”六字紧密排列，“濯清涟而不妖”七字疏朗展开，形成“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空间节奏，暗合巴山蜀水的地理特征。

其三，创作内容的地域锚定。先生大量书写巴蜀风物与地方文献，使书法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除《仙女洞赋》外，其代表作还有《登翠屏山选新校址》（1984年，为达县师专选址而作）、《留别大竹师范学校》（1990年，自撰诗文）、《渠县汉阙赋》（2000年）等。这些作品将地域记忆融入笔墨，如《登翠屏山》中“翠屏之巅望渠江，文脉绵延续华章”的诗句，与其“雄健开阔”的笔墨相得益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地域统一”。

（三）学者特质：“我手写我心”的创作理念与实践

作为资深文史学者，先生始终主张“书家当通诗律，最好写自己的诗词”，认为“他人之诗虽佳，终是隔靴搔痒；自家之诗乃心声流露，笔墨方能与之共鸣”。这种“我手写我心”的理念，使其书法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展示，成为情感与思想的表达媒介。

先生的许多代表作均为自撰诗文，且“诗风与书风高度统一”：90岁时创作的《贺新郎·九十述怀自寿》，词云“九十光阴弹指过，忆昔年、执教鞭挥舞。书与画，伴朝暮。诗书篆刻非专务。在三余，乐之不倦，冶镕今古”，其笔墨苍劲老辣，线条如“老藤缠树”，尽显“人书俱老”的境界；为弟子新婚所作的“结伴青春志趣同，洞房交卺蜡灯红。他年共话巴山月，犹记师门唱和中”，则笔墨温润，结构疏朗，情意真挚，展现出柔性的一面。先生还曾整理《潜书注》（唐甄著）、点校《天问阁文集》（李长祥著），这种学术实践使其对“文与书”的关系有深刻理解——他在《书法与文学》一文中指出：“文学是书法的灵魂，书法是文学的衣裳；无灵魂则衣裳空洞，无衣裳则灵魂难显”，这种认知使其书法始终充盈着“书卷气”，区别于匠气十足的职业书家作品。

三、晚年成熟与境界升华：“素朴含章”的风格定型

21世纪以来，章继肃先生步入晚年，其书法风格从“技法融合”转向“境界升华”，进入“人书俱老”的终极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笔法更趋老辣，意境更显素朴，将“技、艺、道”融为一体，标志着“素朴含章”风格的最终定型——“素朴”指不尚华丽、返璞归真的外在面貌，“含章”指内蕴法度、文气充盈的内在品格。

（一）笔法与形质：“苍劲中见温润”的老笔纷披

晚年的先生在笔法上已臻“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中锋行笔贯穿始终，但提按顿挫更显“老辣沉稳”。2006年题写的“四川文理学院”校名，六字楷书取颜体宽博、魏碑刚健，线条“肥不凝滞，瘦不露骨”：“四”字横画起笔如“蚕头”，行笔如“屋漏痕”，收笔如“锥画沙”；“川”字竖画挺拔，中竖稍曲，显“力能扛鼎”之势；“文”字撇捺舒展，如“大鹏展翅”，尽显“老笔纷披”的质感。此校名题字被制成校牌悬挂于校门，成为先生楷书风格的标志性作品。

行草书则更注重“枯湿浓淡”的节奏变化与“字群组合”的行气贯通。如其2010年创作的《草书杜甫〈登高〉诗轴》，“风急天高猿啸哀”七字用浓墨重彩，线条饱满；“渚清沙白鸟飞回”七字转为淡墨渴笔，线条苍劲；“无边落木萧萧下”六字枯笔为主，似“秋风扫叶”；“不尽长江滚滚来”七字又以浓墨收尾，如“江涛拍岸”。整幅作品墨色变化丰富，行气跌宕起伏，完美诠释了杜诗“沉郁顿挫”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先生晚年刻意弱化技巧炫耀，追求“返璞归真”的效果——其信札行草书被弟子评价为“比正式作品更见功夫，于不经意间流露自然之态，畅达利落，毫不板滞”，这种“无意于佳乃佳”的状态，正是其风格成熟的标志。

（二）意境与品格：“素朴中见精神”的人文境界

先生晚年书法的核心特质是“素朴”，这种素朴源于其“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与“崇尚自然”的审美理念。他平日生活简朴，粗茶淡饭，衣着质朴，曾说“书法如做人，花哨则失真，质朴方显本”。这种生活态度直接投射于书法创作中——作品不尚奇险，不求怪异，却在简约中蕴含深意。如2008年创作的横幅《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笔墨温润，结构疏朗，章法空灵，字里行间透着学者的淡泊情怀；而2009年为“庆祝建国60周年”所作的《行书自作诗轴》，笔力沉雄，章法庄重，诗句“六十华诞庆辉煌，神州大地换新装”与笔墨气势相得益彰，彰显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这种“素朴”并非平淡，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正如其弟子侯忠明所言：“先生晚年作品‘秀而不媚、深沉朴茂’，在阴柔灵美中显露深沉凝重，在刚健挺拔中透析婉转精灵，实现了‘文气与骨气兼具、心境与笔意合一’”（《解读章继肃先生的书法艺术》）。2012年，先生90岁高龄仍坚持每日临帖一小时，其临《书谱》手稿虽笔法简化，但“气韵生动，神似原帖”被评为“以简驭繁、以意驭法”的典范。

（三）书印共生：“笔墨与刀法的呼应”的艺术融合

作为兼擅篆刻的艺术家，先生的书法风格与篆刻艺术形成了相互滋养的“书印共生”关系。他的篆刻从汉印入手，兼取明清浙派、皖派之长，主张“印从书出，书从印入”——即篆刻刀法应体现书法笔意，书法线条应蕴含金石韵味。其篆刻作品集《巴石印存》（2002年）中，“巴山书痴”印取汉印方正之形，刀法冲切结合，线条既有毛笔的流畅，又含金石的斑驳；“树公”印则借鉴封泥风格，线条浑厚，边框残破，显“古拙之美”。

这种对金石刀法的理解，反哺于书法线条的锤炼——先生晚年行草书作品《后皇嘉树》（2013年），取《石鼓文》的圆转与吴昌硕的雄浑，线条“力透纸背”，既有毛笔的“筋肉”，又有金石的“骨力”，展现出“笔墨当随刀意，刀意亦显笔情”的独特韵味。他在《书印杂谈》中写道：“写字如刻石，当求‘力感’；刻石如写字，当求‘笔意’，二者相通，方为上乘”，这种书印互参的理念，使其晚年艺术风格更显丰富立体。

四、风格形成的核心动因：主观坚守与客观滋养的双重合力

章继肃先生书法风格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其个人艺术追求与时代、地域、学术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核心动因可概括为三个维度的合力。

（一）“深耕传统”与“主动求变”的主观自觉

先生一生坚守“传统是根基，创新是生命”的理念，既“俯首拜古”，又“不囿古法”。一方面，他对经典碑帖的临习从未中断，直至晚年仍以《兰亭序》《书谱》为日课，主张“临帖当如‘煮酒’，越陈越香，需反复品味，方能悟其精髓”；另一方面，他始终保持“主动求变”的意识——中年为补行草骨力而专攻魏碑，晚年为求意境素朴而弱化技巧，这种“入古深而出新远”的主观自觉，使其在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同时，作为学者型书家，他将文史研究的严谨态度融入书法实践，如研究唐甄思想时，会专门临习其书法风格；点校《天问阁文集》时，会分析李长祥的题跋笔法，这种“以学促书”的方式，形成了“重理法、贵内涵”的创作特质，避免了“重技轻道”的局限。

（二）“地域文化”与“时代语境”的客观滋养

川东地区独特的文化生态为先生书法注入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从自然环境看，大巴山的雄奇、渠江水的灵动，塑造了其线条“刚柔并济”的特质；从人文传统看，唐甄的“经世致用”思想、李长祥的“文人风骨”，培育了其书法“质朴沉雄”的品格。这种地域文化的浸润，使先生风格既不同于蜀中学派的秀逸（如赵熙），也有别于北方书风的雄强（如沙孟海），形成了“南北兼容”的特色。

而20世纪80年代“书法热”的时代思潮，为其提供了交流展示的平台——先生1985年参加“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1988年赴日本广岛进行书法交流，1992年参与“巴蜀书法名家邀请展”，这些经历使其得以跳出地域局限，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完善风格。作为书协组织者，他还频繁邀请徐无闻、刘正成等名家赴达州讲学，与各地书家的交流更推动了其“兼容并蓄”艺术观的形成。

（三）“教育实践”与“人格修为”的内在支撑

六十余年的教育生涯，使先生始终保持“教学相长”的状态——指导学生临帖时，他会先“示范笔法，再讲解原理，最后结合文史背景阐释意境”，这种教学过程亦是自我精进的过程。而培育“巴山作家群”与书法人才的责任感，更使其书法承载了“传承文脉”的使命，如其所言“我的书法不仅是个人爱好，更是为巴山文脉续火”。

更重要的是，先生“德艺双馨”的人格修为与其书法风格高度统一。他一生淡泊名利，“不将作品待价而沽，有求必应”，即使是普通百姓求字，也欣然提笔；他重视师德，对弟子“既教书艺，更教做人”，弟子扈晓明回忆：“老师常说‘写字先做人，人不正则书不端’，这种教诲让我受益终身”。这种人格魅力自然流露出“平和冲淡”的笔墨气息，正如刘熙载《艺概·书概》所言“书如其人”，这种人格与艺术的合一，最终成就了其“素朴含章”的风格境界。

结论

章继肃先生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部“以传统为根、以学识为养、以地域为魂、以人格为骨”的创作演进史。从童年对碑刻的懵懂兴趣，到青年受何鲁先生启蒙的法度筑基，再到中年碑帖融合与“巴山书风”的开创，最终至晚年“素朴含章”的境界升华，其风格脉络清晰展现了一位学者型书家“入古—融古—出新”的艺术追求。

先生的书法艺术具有双重价值：在艺术层面，他实现了：、“五体皆能”与“行草专攻”的统一、“碑帖融合”与“地域特色”的统一、“技法精熟”与“意境深远”的统一——其“刚健清新、沉逸有度”的风格，既坚守了“中锋行笔、法度森严”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韵味，为当代书法如何“入古出新”提供了实践范本；在文化层面，他以书法为载体传承乡邦文脉，以教育为途径培育艺术人才，以人格为标杆彰显文人风骨，成为巴蜀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其发起成立达州市书协、推动“巴山书风”形成的实践，为地方书法团体建设与地域风格塑造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章继肃先生的创作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书法艺术，从来不是单纯的笔墨技巧展现，而是传统底蕴、学识素养、地域精神与人格修为的综合呈现。其“书为诗余、书人合一、书随时代”的艺术理念，不仅滋养了“巴山书风”的形成与发展，更对当代书法界如何平衡“传统传承与个性创新"技法训练与文化修养”“个人风格与地域特色”具有永恒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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扈晓明，男，四川巴中人，字江离，号静虚堂主人，巴山樵民，1971年3月出生，毕业于四川文理学院，高级职称。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早年自学躬耕，入大学后拜四川著名书法家、国学家章继肃先生为师，并得益于方滨生、周浩然先生的点拨，书法艺术日趋自成面目。著有《蒹葭集》、《低谷中的颠覆与超越》等专著。在书法方面，遍临历代法帖，尤其是对汉碑情有独钟，特别是对《勤礼碑》、《石门颂》、《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等有独到的研究和认识，对颜、柳，二王、米芾、王铎、褚遂良、徐渭、何绍基等研究深透。个人传记被收录到《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专家人才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