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精神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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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2005～2018年间重读先秦诸子的点评和思考札记，本来是单篇的文章，承蒙出版社朋友青睐，建议将其汇编成文集出版，将这一文集命名为“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精神祖先”，意寓每一个现实的活人，都可以根据自己面临的实际问题，选择指导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由此作为自己精神生命的起点。人的思维方式不是来自生物性的血缘遗传，而是来自于成长过程中的学习选择。先秦诸子思想各有不同，以彼此不同且激烈辩论称之为“百家争鸣”，如果说后来很长一段历史中儒家和法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了这一区域主体人群的选择的话，那么今天，以现代文明作为参照系，儒家和法家则应受到抛弃；墨家、杂家以及儒家中的孟子中的部分思想，因其与现代文明的兼容性，值得继承与重视，成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选择。当然，作为现代文明思想之源的古希腊思想就更值得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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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至今为止并没有搞清楚。

就个体的思想发生过程来看，人的思想有一部分是与生俱来的认知方式，或者称之为先天的思维基础（德国哲学家康德称之为“纯粹理性或先验的知识”）；还有一部分是在成长过程中应对各种问题后做出的反应（即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的“经验”）；还有一部分是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就有了新的念头，新的想法（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自己的思想受到自己心里的“灵机”的推动而产生的，那些以纯粹思维形式提出新思想的大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等人的创造性思想是这么来的，孟子对自己“先知”者的使命确认也是这么来的。宗教将这种思想来源解释为“天启”。）。

由个人组成的群体，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一个群体由多少人组成，就有多少个想法，每个人又有多个想法，将这些想法连缀成系列的观点，就成了所谓思想。每个群体内必然存在持有不同观点的思想家，古希腊和先秦一样，流派林立，思想各异。但作为一个群体的主流思想，古希腊思想与先秦诸子思想存在明显的不同。古希腊思想家群体最热衷的话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是可见其形的“相”还是不可见其形的理念？在政治思想方面，基于选举的民主制度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天然制度，亚里士多德基于掌权人数多寡做出君主、民主、共和等分类学的制度划分，并指出每种制度各有优缺点。近代以后的洛克、孟德斯鸠某种程度上出继承了这种白描式的理论。

而先秦诸子最热衷的话题是如何运用权力、治人。先秦诸子均生活于君主专制的国家中，国王一人掌权，一家世袭权力似乎成为当然之事，诸子对此无一人置疑，他们热衷讨论的是给国王出各种主意扩大土地、控制大臣、役使百姓，并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现代有学者说先秦诸子不是“百家争鸣”，而是“百家争宠”，更符合实际情况。先秦诸子中也有一部分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思考问题的人，如墨家的墨子、名家的公孙龙子、还有杨朱，这些人的思想在当时也掀起过一阵风头，但后来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没有儒家、法家、兵家等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大。

若仅以人的思想是其实际生活经验的反应这个角度来理解思想的来源的话，可以简单地说：古希腊思想家的思想是民主共和制度的产物，而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当然，民主共和制度的城邦里也有怀有君主梦想的野心家，而君主专制的国家里也有怀有君轻民贵之类民主思想的空想家。实际政治制度，决定了哪一种思想成为主流，而每个人先天思想的不同，又说明每个大型的族群中，都有与主流思想不一样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

人类是群居性动物，其一出现时就必然带着某种社会组织结构，家庭和国家（规模小时被称为部落）与生俱来，如同蚂蚁、蜜蜂与生俱来的社会组织结构一样，没有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个体的人是无法生出来并存活繁衍下去的。而自人类一出现，各族群的社会政治制度便有所不同，古希腊的制度，不同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古希腊思想家和先秦诸子个人的思想，不论有什么样的个人立场与看法，都是其身处制度的反映。

为了能客观、真实地研究人类历史，必须抛弃“进化论”和“种族论”的影响。

“进化论”为达尔文根据形态生物学做出的假想，现在已被分子生物学所证伪。基于“进化论”思维而产生的“社会发展史”思维模式，想象有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历史规律”，各个人类族群都会在这个共同规律的作用下，进化到该进化的那个水平上，“历史规律”仿佛是一列按时间表行驶的列车，只要付出代价，“买票”上车，就能抵达共同的站点。但这种模式提出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并没有“历史规律”这辆列车，各个族群想进入现代文明，只能自想办法，自创车舟，迄今为止，仍有大量的人类族群徘徊于现代文明之外。

“种族论”来自短时段的经验观察，将特定的思想、思维方式、文明与特定的种族捆绑在一起的，不是那个种族的人永远产生不了那个种族的思想和文明。但从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看，创造出希腊古典文明的那个区域已历经多次民族融合，推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日尔曼人在古希腊时只是偏远地区没有文明的蛮族，今天的西方人和古希腊人在血统上已不是一个人种，今日之西方人只是把古希腊人当作自己的精神祖先而已。中国自先秦以后也历经多次民族大融合，当时的齐人、鲁人、秦人，其生物DNA早已分散在后世的不知什么人种的身体上，种族不是单纯稳定的存在，DNA在杂交中多次分散、变异，没有与某种思维模式和文明恒定捆绑的生物实体，任何一种种族主义的思想解释均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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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初年，是古希腊和先秦思想大爆发的时期，雅思贝斯称之为“文明的轴心期”。在“轴心期”之前的几千年，人类早已经出现，但那几千年间的人类在干什么？难道他们一直就没有思考吗？难道真如古人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古希腊，则为“天不生苏格拉底，万古如长夜”）？

如果承认史实的话，还真就是这么回事。“轴心期”之前的人类仿佛无知无觉、浑浑噩噩地那么活过了数千年。轴心期以后，到大航海时代开始，数千年间美洲、非洲的土著居民就是那么浑浑噩噩地活着，没有泰勒士、苏格拉底，也没有孔子式的人物出现，更没有出现被称为“轴心期”的思想大爆发。大航海之后，那些原著民的一部分也接受现代思想，进入了现代文明，事实表明他们也有进行思维的大脑，能理解和接受他们原来没有的思想和知识，有学习和思维的生理基础，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原创性的“思想爆发呢”？

这方面的原因，现在人类也不知道。

人类各个族群最初出现的时候，似乎都只有简单的生存技能（如用火、制陶），没有文字和复杂的思想，社会组织规模也比较小。轴心期时，古希腊和古中国一些地区人口增多，城邦或国家的规模变大，或者是“造物主”发来了一组新的信息，或者是这些族群内预置的某些“程序”启动了，这些族群开始思考并表达出复杂的思想，出现了“思想大爆发”的现象。现在看来，思想来自“天启”的解释似乎更少破绽，只是不要从迷信和故意诈骗的角度来理解，从人的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解释不仅可以解释为何轴心期前的古希腊和古中国为何“万古如长夜”，也能解释为何轴心时期同时及此后很长时间的美洲和非洲的人群“万古如长夜”，还能解释个体的思想发展历程：那些伟大的科学天才，不知道怎么就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想法，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再没有同样水平的新想法提出。

人类的智慧和思想，不是和其肉体器官一样稳定的存在，多数时间里，拥有大脑却不会思考，拥有心灵却不会感知，新的思想和感知只是短时期内在少数族群的少数人中出现。经过博弈，有些思想扩散为族群的共同知识，成为日常认知习惯。

我们不知道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人类思想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无法预测人类未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思想剧变。

或者也可以把每个人类的个体理解为已经制造好的“炸弹”，炸药、引信、启爆程序每个人都有，但只有少数人接受到了“造物主”发送来的启爆指令，于是发生了思想爆炸；而更多的人终生没有接收到这类启爆指令，直至生命结束，也没有出现思想爆炸。这个比喻也有“天启”的色彩，但更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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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之后，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通过大航海开始影响全球，欧洲、北美的一些国家进入了现代文明，就是现在简称的“美西方”。

先秦之后，现在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经历了秦始皇的统一天下，而后进入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大一统国家状态，其后，虽经历过多次改朝换代，不同的“蛮族”入主中原，但百代皆行秦王法，一直停留在汉代的思想状态，再也没有出现过先秦诸子那样的思想大爆发。

欧洲，北美能进入到现代文明，是经历了新的一次比轴心期还巨大的思想大爆发的，公元1500年以来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产业革命等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强劲地爆发着创造性，思想巨星层出不穷，科学创造日新月异，发展出全新的科学技术产品，前所未有的武器装备，火炮、坦克、军舰、飞机、导弹、核武器等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直到今天的俄乌战争，无不显示出自由的思想环境与天才的科学创造所迸发出的巨大力量。欧美的现代化启动时以复兴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为起点，也是一次主动的“重新选择自己的祖先”运动，在血统和文化上与希腊八竿子打不着的拜伦勋爵宣称“我们都是希腊人”，几乎成为所有西方人的口号。英国现代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得就更明白了：欧洲各民族的真正祖先，不是他们在血缘上的祖先，而是他们所继承的文化遗产的主要来源——古希腊。

中国是在西方力量的强力冲击下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自1840年以后，在文化上也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精神祖先，洪秀全开始使用基督教这种精神符号，接爱西方民主主义的孙中山也是基督徒，后来最终成为胜利者的中国共产党接受的也是来自西方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迄今为止，中国尚没有爆发类似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那样的新的思想大爆发，没有发生本土自觉的现代化思想革命，所能做到的只是亦步亦趋地紧跟、摹仿，复制。“造物主”的“思想启爆”指令始终未发送给这个庞大的人群。

一个族群之所以向另一个族群学习，最根本的原因是另一个族群比自己强大富裕了，而且，这种强大富裕是在经过彼此间的战争对抗确认了后，才能低下头来向别人学习 。一旦被打败了，任何一个族群都有换祖改宗、向别人学习的动力，原有的源于过去优越感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主义并没有多少阻挡力量。而一旦对方显示出衰落了，或自己觉得已经又强大起来，就会“重建自信”，不再向别人学习，甚至掩饰自己向别人学习的过程。不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这样。

西方各民族国家间互相间对抗、学习的事例是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这里我就不展开叙述了。单说中国，自古以来，而对危机，就有换祖改宗的传统。先秦时《管子》中曾写过：“祖者，国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无功者无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这话的意思很明白，祭祖这件事，不是因为前人与我们有亲缘关系才去祭祠他，是因为谁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功劳，才祭祠他；功劳大的后人就认他为太祖，功劳小的被认为是小祖，没有功劳的不算祖先。赤祼祼地说明“认祖宗”的功利主义实质。

宋代的程颢说过：“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译成大白话就是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条件，如果老百姓没有活路了，什么圣王之法都是可以改变的。不到那个时候，就会反复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有各种换祖改宗的事件出现。梁启超、顾准和现在的我们重新解读先秦诸子也是这种事件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人“换祖改宗”的意志远不如日本的脱亚入欧来得彻底和决绝，一有风吹草动，就回归原形。近代的严复是“精通”西学的翻译大家，最早系统译介了近代思想文献，也被视为引入现代文明的“盗火者”，但却在关键时刻支持袁世凯复辟，由“盗火者”变成了“灭火者”。研究其实际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过程，其实也没有什么“主义”“学说”的支撑，只不过当时的袁世凯显示的势力强大，能满足严复吸食高档鸦片的奢侈需要而已。

改良主义中最具风头的梁启超，因为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动摇了对欧洲文明的信仰，改而幻想用中国的儒家思想去拯救野蛮欧洲了。

当下也如此，也不过就是比世界其他国家多修了几万公里高速铁路，就让豆奶、刚刚激动得高呼中国早已超过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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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基于科学家个人的天才发明和创造，创造出了一批又一批改变人们基本生活方式的产品，如钢筋混凝土住房，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高度集约化的农产品，畜牧产品，新型的纺织产品等等。现代产业和古代农业产业截然不同。在古代，无论欧洲还是中国，只要拥有土地这种基本资源，就可以靠暴力统治为手段，永远享有财富。而在现代世界，一切财富都由依赖个人天赋的科学创新。科学是不断创新的，很短的时间就会淘汰旧的产品，智能手机淘汰原来的数字手机，平板电视淘汰CRT显像管电视，原来视为财富的产品瞬间成为废品。这意味着按中世纪那种靠暴力手段控制住土地这种基本资源就可以世世代代躺赚、安享富贵的时代结束了。想要在现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自由而独立的思想，仅仅靠一两次战争取得统治权、集权推动的举国体制，能起到一时快速模仿之效，但很快再次沦为落后的三流国家，正如俄罗斯所经历的那样。

从先秦诸子中寻找一些有现代性的思想片断，从思想深处以古希腊先圣为精神祖先，这仅仅是个起点，尽管承认这个“起点”也经历了重重困难，很不容易。但是，远远不够，远远不能使我们成为现代人。要成为现代人，必须从内心深处发生思想革命，哪怕“造物主”没有给我们发来这样的“启爆指令”，我们也要自我启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点评先秦诸子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仰慕苏格拉底的阶段，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复述牛顿、爱因斯坦阶段，不能只停留在抄袭比尔·盖茨、马斯克的阶段，我们要激发出自己的思想潜力，面对世界，独立创造出符现代文明要求的科学思想、新的公共权力组成理念、文明的财富创造与分配方式，新的公共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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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5年出生，1983年上大学，当时大学中的世界历史课和中国历史课的主要内容在于灌输“五阶段论”的社会发展史模型，各个国家的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被切割成知识碎片，作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演进必然性的证据。对于在这种历史解释模型前自然积累下的历史过程知识和原始文献，没有系统的学习，以致于只是记住了这个解释模型的术语，对实际的历史过程毫无概念，更没有时间去阅读古希腊哲学家的原著和先秦诸子的原著。当然，阅读过不少马克思，思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但由于对这些著作诞生的实际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论辩语境缺乏真正的了解，也未有深刻的理解。

1995年夏天，我阅读了《顾准文集》，思想上才算开了窍，我决定像顾准先生那样，开展一个“十年计划”：系统地学习一遍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个“系统”不只是读几本教科书，而要尽可能多地阅读古代留下来的原始文献，如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先秦诸子等。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我这个计划仍没有完成。其间，约三分之二的时间用于谋生的工作上，包括完成学校的工作和自己创业办公司，能用于自己研究计划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原始文献要花时间一本本地读下来，有些经典著作还要读多遍，时间消耗量巨大。盘点下来，世界历史方面只是系统地阅读了古希腊历史、古希腊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古罗马历史，欧洲中世纪历史只是读过一些最新出版的国外学者写的教科书，西方近现代史尚未开始系统阅读。因为对古希腊哲学了解得比较多，顺手就把西方哲学史通学了一遍，从古典到当代哲学家的主要代表著作几乎通读了。期间，新的译作迭出，如《柏拉图全集》《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就得花费时间再去阅读，

中国历史的学习基本上贯通了从史前到当代，初步获得了关于中国历史真实知识，知道为“五阶段论”模型寻找的那些史料证据本来是怎么回事，建立起了正确的历史学学习方式：先了解实际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再比较各种解释模型为何而出、各有什么作用，摆脱了“概念历史学”，进入了“实述历史学”。

系统地重读先秦诸子，是在2005年——2018年间，约十三年时间，阅读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形成的阅读札记汇编成本书，对孔子和古希腊苏格拉底思想比较研究形成了一本专著《回到思想——从苏格拉底和孔子说起》，（已于2008年1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科技史是紧密结合为一体的东西，要读懂西方哲学史就必须同时阅读西方科技史；而且，要真正读懂科技史，自己就必须亲自从事某个专业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从2010年起，我花费了十多年时间阅读了世界科技史和中国科技史，同时还具体从事了石油天然气地质学和酿酒学两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石油天然气地质学包括多门专业课：物理、化学、普通地质学、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矿物岩石学、地质构造学等。在研究过程中，我接受了油气无机成因学派的理论，接受了幔源油气学说，创办了西安幔源油气勘探开发研究公司，完成了十多项油气田勘探地质研究项目，组织撰写了十多项研究报告，有数十篇油气勘探史和油气地质的文章发表，另有五项油气地质勘探方法的发明专利已获得国家专利局证书。酿酒学也包括多种专业课：酿酒工艺学、酒精工艺学、酿酒化学、微生物学等，这个领域与石油天然气拥有共同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基础，研究过石油天然气地质学再研究酿酒学就比较容易。2019年以来，五年间，我已撰写并出版了三本与酿酒学有关的专著。

我觉得，如果研究中西方文化比较或比较现代化的话，必须同时研究一两个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否则，不能从思想深外理解中西方文明的本质差异。自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文明以来，总有些人以为简单引进即可，而事实上，由于自己头脑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自我思想革命，是无法引进“活的”西方文明的。自然科学可以在摒弊了社会政治因素干扰的条件下，观察到思维方式差异是怎样导致迄今为止中国在科学原创上进展甚微的原因。比如在油气地震勘探、二维地震到三维地震发展过程中，中国原已探索过三维地震原理和技术，但布线方法是十字交叉法，直到与美国的地球物理公司接触，才学会了“四线六炮”法的布线方法。这种方法对专业技术人员来讲就是一句话，说破了就如捅开一张窗户纸一样，瞬间就明白了。但是，在没有人告诉你时，自己就是想不到这一点，出现不了突破，纯粹是思维方式的作用。

谋生和创业的经历以及这三十年间经历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认识，这些时间不是白白浪费的，而是理解真正学问的基础。如果没有自己生命痛彻骨髓的真情实感，很难对那些古典文献有切肤之痛的深刻领悟，我对先秦诸子和古希腊哲学的解读，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于当下生活的感悟和对于未来的寄托。

从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来看，能有三十年的时间，基本上心平气和地阅读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又有国外书籍大量译入、古典文献译注本层出不穷的资料环境，可谓是治学的“黄金时期”。这样的条件不仅能使我系统地了解真实的历史过程，而且也不会将某些思想家闪光的思想打磨成偏颇锋利的刀刃，去裁剪历史、服务迫切的现实需要。尽管现实需要越来越迫切，但客观、理性、全面地认识人性，评估各种思想的利弊及后果，更为重要。

在整理这部文集的时候，我也有另一种深沉的感叹：我们像一个总是留级不能毕业的学生，总是在做重复的作业！关于先秦诸子的现代解读，一百多年前的梁启超就做过了；六十年前，顾准先生也做过了；我的解读虽然有自己的看法和这个时代的印记，但毕竟是面对同样的古代经典文本所发生的阐发与理解，和梁启超、顾准比起来，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进步。一百多年以来，我们仍然在同一个思想起点上原地踏步。

时代没有进步，我们得尽快寻找新的突破点，及早地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思考语境。这就是上文已经提到过的：我们怎样才能开始自己的启蒙运动！

要创新！要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不能只停留在借古讽今、托古改制上，只有新的生命出现了，旧时代才能真正的结束。陈乐民先生说：“我们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了，另一个则无力出生”。① 但我这一代人正在深刻地感受着新世界出生的痛苦与艰难，而旧世界并没有死透。

从知识学习的角度而言，年青一代仍有必要阅读人类历史上的经典文献如先秦诸子和古希腊诸贤，但不必再花费我这一代人那么多的时间。在我漫长的学习过程中，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花费在阅读为验证各种“理论模型”而裁剪杜撰出的知识碎片上了，省出那些时间，阅读经典文献，所用时间约2～3年也就够了，更多的时间要放在面对真实的世界、生命和社会现实的思考上。古代经典文献最大的意义不是提供了什么知识基础，而仅仅是思考的态度。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说他愿意花费他所有的财富与苏格拉底共处一个下午，那是他在创新的前沿、感受到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不休止地深入追问，才能有新的突破。我也深深地感受到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益损”的困境，未来尽量少阅读无效的文献，多做出自生命直觉的思考。新世界不是靠对旧世界的批判产生的，对旧世界再彻底的批判，也创造不出新世界。新世界只能先在思想上、心灵深处创造出来，再用行动呈现出来。新的世界不诞生，旧的世界永远不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