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博 张小虎：河南孟州禹寺遗址唐墓皮质妆奁中的女性生活美学

#秋日生活打卡季#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盛世气象，在社会风俗与女性形象层面铭刻出鲜明的时代印记。2020—202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孟州禹寺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中揭露出一座保存完好的唐墓（M7），墓主周身佩戴的首饰及随葬皮包内发现的梳妆和娱乐用具为我们还原了唐代早期中下层女性的梳妆生活和日常娱乐活动。

M7 墓内情况

墓葬概况

M7为南北向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构成。墓室长3米，宽0.96—1.02米，拱形顶高0.8—0.84米，墓室偏北部发现了长方形棺痕。棺痕内有3具人骨：居中为20—25岁成年女性骸骨（依肱骨、胫骨推算，其身高约155.33厘米），两侧为婴儿遗骸（左侧约1岁，右侧约2个月）。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该女性个体可能患有肺部感染性疾病，两名婴儿的颅骨或四肢骨表面均见暗示出血或感染的活跃性新骨生成现象，推测3人可能死于同一种急性传染病。

墓内随葬品较为丰富且未经扰动，集中于墓室南部及墓主头部皮包内，包括陶罐、陶俑、银镯、铜钗、铁镊、铜镜、骨骰、粉黛等。其中男女侍俑、银镯、瑞兽葡萄纹镜在同期小型唐墓中少见，显示墓主身份介于达官显贵与普通平民之间—或为末流官吏之妻，或为积财乡绅之女。

首饰组合

墓主头部佩戴一件铜质双股“U”形发钗，两脚长短不一，长脚约8.5厘米，短脚约2.3厘米。此类发钗在同期唐墓中多有发现，符合《新唐书·舆服志》中的“妇人髻饰以钗，庶人银铜为之”的礼制规定。同出的400余枚穿孔蚌珠，直径仅1毫米，另外2枚六棱瓜瓣琉璃珠（淡绿色和白色各一），可能有“六合”（天地四方）的吉祥寓意。

关于穿孔蚌珠的使用方式，推测有两种可能：其一，缀于钗尾构成步摇式垂饰，以达到“水晶鹦鹉钗头颤”的动态效果；其二，缀于“罗髻”式网状头饰之上。唐末马缟编撰的《中华古今注》载“又有作罗髻者，以绛罗为之”，指以丝罗包裹或编织成网状罩于发髻的装饰。毫米级穿孔蚌珠的制作工艺，彰显了唐代工匠“纳须弥于芥子”的微雕绝技。

墓主双腕所佩银质素面手镯造型扁薄轻盈，中部微隆，两侧渐收，扣孔外翻，近扣处缠绕银丝，此即唐人所谓“跳脱”的典型制式。其名出自汉代《古诗十九首》“绕腕双跳脱”之典，至唐代完成从雅言到俗器的蜕变。《太平广记》载唐文宗问宰臣“‘轻衫衬跳脱’中跳脱何物”，答曰“即今腕钏”，足见此物在唐代已成市井共识，白居易在《盐商妇》中以“金跳脱”讽喻奢靡。墓主所佩银镯兼具身份彰显与“玉腕摇轻钏”的诗意审美，折射出唐代手工业“器以载道”的技术高度与审美普世性。

革丝妆奁

墓主头部随葬一件皮包，虽残损严重，但其基本形制仍可辨识：整体呈简约方正造型，实测长30厘米，宽12厘米，残高25厘米。包体底部中缝处厚度略高于两侧，应为皮革拼接缝制工艺所致。皮包为分层复合结构，内外两层为鞣制皮革，中层夹衬丝织物，顶部系带已朽蚀无存。该工艺特征与《唐六典》“韦革工”条目所述“皮韦为表，丝枲为里”的复合技法相契合。

M7 皮包出土形态

敦煌莫高窟第17号窟北壁西侧壁画中的挎包（《着男装的近事女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北壁西侧晚唐壁画》）

此包形制与敦煌莫高窟第17窟晚唐壁画中悬挂于树枝的挎包高度一致，西安、洛阳等地唐墓出土女俑腰间亦常见同类造型。文献虽无“挎包”专称，但《唐会要》“腰悬算囊”、《酉阳杂俎》“佩囊”等记载，或为此类器物的统称。结合图像与实物可知，此类挎包不仅具备实用功能，更成为唐代女性服饰审美的重要构成。

包内发现有铜镜、铁镊、铁刀、黛块等妆具，以及骰子等娱乐用品。妆具与娱乐用品同出一囊，恰如当代女性手袋中口红、粉饼与耳机共存，揭示了女性社会角色中永恒的生活张力，亦为探寻唐代女性“腰身既解天工巧，素囊犹藏百代香”的生活美学提供了有力物证。

妆具工艺

唐代元稹在《恨妆成》中记载了唐代女子化妆需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等步骤，包内发现的铜镜、灰白色粉块、贝壳、铁镊和黛块等梳妆工具可与此诗互相印证。

包内共有铜镜2面，形制大小相异：大者为瑞兽葡萄纹镜，直径约15厘米，采用高浮雕工艺，兽钮威仪凛然，镜背纹饰中瑞兽踏浪，鸟雀蜂蝶栖于葡萄藤蔓间；小者直径仅寸余，玲珑如佩，镜背天马鸾鸟腾跃，钮孔内尚存丝绳，丝绳为多股编制，每股直径约0.3毫米。

M7 出土瑞兽葡萄纹镜及天马鸾鸟镜镜钮内丝绳

唐代作为我国铜镜发展史上的高峰期，《唐六典》明确记载了官方铜镜作坊的设立，唐玄宗时期更以“千秋节”赠镜为礼推动了工艺精进。对于女性而言，这两面大小各异的铜镜不仅是“晨妆必备”的象征，更可能服务于多元化妆场景，大镜可能置于妆台，配合梳篦、脂粉盒使用；小镜或系绳悬于腰间，或藏于袖中，方便出行补妆，即所谓“袖中藏镜，临水自照”。

M7出土粉块

皮包内发现的灰白粉块，经检测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推测为底妆类物质。唐代女性习惯以妆粉涂饰面部、颈部及胸前裸露的肌肤，其作用与今日的粉底相似。当时流行的妆粉多为铅粉与米粉，铅粉在唐代文献中多称为“铅华”或“胡粉”。《太平御览》曾记载，唐代宫廷每月需耗用“胭脂一石、铅粉十斗”，可见其用量之大。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妆粉在唐代文献中未见明确记载，但考古资料显示，春秋时期已出现以油脂与碳酸钙混合制成的面脂。此外，宋代《事林广记》所载的“玉女桃花粉”的配方中也包含石膏、滑石与蚌粉等成分。由此推测，在唐代，除了主流的铅粉和米粉，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美白妆粉很可能存在一定范围的使用。这种多样的粉妆共存，正契合了唐代女性对于“肤白貌美”的不懈追求。

3枚贝壳承载了“施朱怜冉冉”的妆容程序。其中2枚小贝长4.5厘米，宽4厘米，外壁光滑且带有天然的同心褐色波折纹理，内壁黑褐色固体斑块系胭脂残留物。胭脂又称“燕脂”或“焉支”，是一种红色颜料，是唐代女性面妆的核心。从考古发现看，王建诗中“黄金盒里呈红雪”所述的金银胭脂盒，多见于宫廷贵妇阶层，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金双蛾团花纹银盒就是典型；而市井女性则普遍使用天然贝壳容器。这种“贝匣轻锁朱颜醉”的审美风潮甚至反向影响了贵族阶层，唐代贵族墓中亦可见金银仿蚌盒的例证。

另一枚厚重的大贝，内壁光滑，应是用于调和胭脂水粉的盛具。《妆台记》载：“美人妆面，既傅粉，复以胭脂调匀掌中，施之两颊。”结合唐代文献记载的胭脂制法可知，唐代胭脂有粉状和膏状之分。胭脂使用时均需加水调和，而这枚大贝正是调和胭脂的专用器具。通过在大贝中控制胭脂调和的浓淡，可呈现不同的妆容效果：调浓者成“酒晕妆”，调浅者成“桃花妆”，调至极淡则成“芙蓉妆”。

铁镊、铁刀与黛块共同构成了墓主的画眉工具组合。根据《妆楼记》“明皇幸蜀，令画工作十眉图，横云、斜月，皆其名”的记载，唐代眉妆讲究将山、月、云、烟等自然意象化入眉形，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审美符号。此次发现的铁镊在唐代墓葬中较为常见，质地多为铁或铜，形制颇为统一：一端为夹齿，另一端则呈锥状或挖耳勺造型。在画眉过程中，铁镊主要用以拔除杂眉，翘刃铁刀则精细修整眉形轮廓、剔除绒毛。之后以黛块蘸水，自眉峰向眉尾勾描，既可勾勒豪迈雄浑的蛾眉，亦能绘制淡远飘逸的远山眉。从残存的黛块使用痕迹及铁镊、铁刀上丝帛包裹的残痕来看，这些妆具均为墓主生前日常所用，同时也是家人对墓主身后“容饰不灭”的深切寄望。而随葬女侍俑则凝缩了墓主生前妆容—身形纤立，云鬓嵯峨，长发及腰；丰颐含润，双颊晕染，黛眉横卧；细目流眄，鼻如悬胆，唇若含丹；头戴风帽，素臂微屈，玉指交叠，长裙曳地，正是盛唐审美中“秾纤得衷，修短合度”的鲜活范本。

骰盘呼卢

皮包内骨骰两大两小，大者直径约7毫米，小者不足5毫米，形制规整，均为正六面体，每面阴刻1—6个圆窝，窝内均施黑色。与法门寺地宫等出土的骰子相比，这4枚骨骰对称面的点数组合完全符合“七合定式”，且形制与今日骰子已毫无二致。

M7 出土骰子

骰子在唐代娱乐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其影响上达宫廷宴乐，下至民间宴饮，蔚然成风。《开元天宝遗事》详载玄宗与贵妃以掷骰定胜负的经典场景，而皇甫松《醉乡日月》所述“大凡初筵皆先用骰子”，更凸显骰子在宴饮礼仪中活跃气氛的公共职能。这4枚骰子与妆奁同出，构成“晨修妆容，夜博为欢”的独特性别化语境。这种“妆容巧匠”与“博弈达人”的身份叠合，打破“妇容唯饰”的单一想象，以“骰盘呼卢”诠释唐代女性突破礼教、参与公共娱乐的符号。

莫高窟 159 窟掷骰戏壁画

根据《太平广记》记载的平康坊女子“掷骰赌曲”习俗，结合文献记录的骰戏规则，这4枚骰子可组合出“满园春”（四枚四点）、“混江龙”（四枚六点）等24种彩式，其组合复杂程度堪比现代麻将的番种体系。而将4枚骰子置于随身皮包妆奁内，显然为墓主日常把玩之物。由此可见，墓主生前或许不仅在妆容上艳压群芳，于骰桌博弈间亦能技压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