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谦好学、以史为鉴:唐太宗治国智慧与事业攀升的核心密码

发布时间:2025-10-12 05:41  浏览量:2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刘余莉品读《群书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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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谦虚,并且有自知之明,事业才会不断攀升!” 这一道理,在唐太宗的治国实践中得到了深刻印证。他善纳谏言、重圣贤之教,更以历史为镜反思得失,不仅开创了贞观盛世,更为个人与团队的成长提供了宝贵范本。下文将从太宗问政、编书、鉴史三个维度,解读其治国智慧背后的核心逻辑。

贞观二年,唐太宗向黄门侍郎王珪提出疑问:“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 他不满足于当下治理,主动思考古今治国效果差异的本质,展现出 “不盲目自满、愿探究根本” 的谦虚态度。

王珪针对太宗的疑问,从三个维度对比古今治国理念:

治政核心不同:古之帝王 “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利益为出发点;近代君王却 “唯损百姓以适其欲”,为满足私欲损害民众利益。任官标准不同:古之重臣(如汉代宰相)“无不精通一经”,遇疑难必 “引经决定”,以圣贤教诲为决策依据;近代却 “任用非经术之士”,远离儒术智慧。治国手段不同:古之治国以礼教为基,实现 “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 “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导致 “儒行既亏,淳风大坏”,纯良民风荡然无存。

唐太宗听后 “深然其言”,当即调整用人策略 —— 对 “学业优长,兼识政体”(精通儒学且懂治国之道)的官员,“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通过提拔贤才、重视儒教,为贞观之治奠定了人才与文化基础。这一决策,正是 “谦虚听谏、知错即改” 的直接体现。

文中提到唐太宗 “英武善辩”—— 他武功高强、思维敏锐,带兵时能随机应变、百战胜出,但也 “遗憾早年从军,读书不多”,尤其对 “古圣先贤修齐治平的道理不甚了解”。他不回避自身知识盲区,反而主动寻找弥补方法,尽显 “自知之明”。

正是因为深知自己对圣贤治国教诲的认知不足,唐太宗在登基后不久便下令编纂《群书治要》。他不仅通过与群臣探讨获取治国经验,更希望借助这部典籍,随时翻阅 “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和经验”,以系统性学习填补知识短板,为治国决策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支撑。这种 “主动求知、以书为鉴” 的行为,正是 “好学” 品质的最佳诠释。

唐太宗 “鉴于前隋灭亡之失,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隋朝仅存三十余年便亡国,这一短暂历史让太宗时刻警醒。贞观九年,他与群臣复盘隋朝灭亡原因:隋炀帝国库充盈、珍宝满苑,却 “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又 “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最终让百姓不堪重负,导致王朝覆灭 —— 而这些都是太宗 “亲眼所见” 的教训,因此他格外重视 “以隋为戒”。

基于对隋朝教训的反思,唐太宗提出 “治国好比种树” 的理念:“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而 “树根” 即百姓。他因此坚持 “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毫无厌倦”,推行 “清净无为” 的政策 —— 停罢徭役、保障五谷丰登,让百姓安居乐业,避免 “扰民滋事”,从根本上稳固国家根基。

太宗深知 “守成维艰” 的本质:逆境中,人会因磨砺而增长志气;顺境中,尤其取得成就后,人易 “养尊处优,丧失警觉”,在财色名利、高名厚禄的诱惑下堕落。因此他时刻提醒自己与群臣:“生於忧患,死於安乐”,即便身处顺境、坐拥善缘,也要 “提起高度的警覺”,不沉迷安逸、不思进取 —— 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正是贞观盛世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

唐太宗的治国故事,完美诠释了 “好学、谦虚、自知之明” 对事业攀升的推动作用:他因谦虚而听谏,因好学而编书,因自知而鉴史,最终成就了个人的明君之名与国家的贞观盛世。这一逻辑对当下同样适用 —— 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团队发展,唯有不回避短板、主动汲取智慧、以历史为镜反思,才能在事业道路上稳步前行,实现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