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炎燊 的自学成才之路：“须知少年凌云志” 到 “年过古稀炳烛明”

锲而不舍 自学成医

作者/何炎燊

本文摘自《竹头木屑集》（1991）

作者介绍：何炎燊（1922-2020），男，广东省东莞市人，内科主任中医师，首批国家名老中医，广东省名老中医，曾任东莞市中医院名誉院长，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中医药专家”。“既无祖传又无师授”的他通过自学成医，20岁起就以医术闻名，其后与人组建新生中医联合诊所，1958年东莞县中医院（现东莞市中医院）成立后，在东莞市中医院一直工作。其创立了肝、脾、胃并重的脾胃学说思想，扩大了中医下法在危重病抢救中的应用，并创立“伤寒温病融合论”，出版专著10余本，发表论文 60多篇。

一、小引

如所周知，在旧社会，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受人鄙视的“黄绿医生”。因为我既乏祖传，又无师授，完全是靠自学成医的。

从二十一岁悬壶问世至今，差不多五十年了。在此悠长岁月中，虽谈不上三折其肱，却幸未曾草菅人命。

现在有许多勤奋好学的中青年中医问我自学成医，有何秘诀。

其实，在书店里介绍名老中医成功之路的著作，琳琅满目，无须我再来铙舌了。然而，对同志们的恳切要求我又不好推却，惟有把如烟的往事中与医道有关者述其梗概，使读者知道我这几十年的道路是怎样走的。

虽则既无秘诀，经历又很平凡，却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就是我所说的都是实话，并无任何夸张隐讳之处，这也许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吧？

二、“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我童年时代，父亲还是个店员。后来他有了积蓄，和友人合股开设金铺，做起老板来。

这时他把我从一家低级的私塾转到李仲台老师的专家馆里读书，希望我在名师的培育下，有朝一日，“学而优则仕”，他便可以实现做老太爷的美梦了。

李老师是前清秀才，又进过师范学堂，可说是博古通今的儒者。我跟他读了五年书，就是这关键的五年，培养了我阅读古典书籍的能力，为我今后自学中医打下基础。这也许是一个“秘诀”吧？

李老师摸透了我父亲期望儿子将来光宗耀祖的心理；而他更深深地了解他这位学生的气质性格，不是为官作宦的坯子。

有一天，李老师病了，我到他的住处南薰园看望他。李老师问我读了《岳阳楼记》后有何感想，还告诉我范仲淹从小就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抱负。

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良相匡君济民，确是非凡人物。但古往今来，称得上良相的能有几个？就连清官循吏也寥若晨星。

而千千万万在宦海中浮沉者，无非是争名夺利之徒，虽显赫一时，却无补于世，到头来，还是与草木同腐而已。

医虽小技，然能拯危济急，利世便民，故范文正公将良相与良医并称，并非说人人都要做良医，不过以此为喻，说明人生在世，必须以利济苍生为已任，有所作为，才不枉此生”。

听了李老师这番话，我真像沐在春风化雨之中，心神为之一爽。从此，我遵照李老师的教导，开始走上我一生的征途。

今天，我虽是垂暮之年，但每记起李老师的谆谆训诲，自己还像是一个小学生，垂手侍立于李老师之侧，肃然谛听，宛如昨日。

后来，我考入东莞中学，李老师也结束他的专家馆，到明生中学教国文，师生俩不能经常聚首了。

然而，“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我经常盘算着将来怎样报答老师。抗日战争第二年，华南沦陷，我和母弟逃难到香港，李老师也辗转避乱于水乡一带，不久便忧劳病逝了。

1939年秋，我们奔父丧返莞时，不料又闻此噩耗。目睹国土沦亡，又值亲人继丧，痛何可言！而且师病我不知时，师殁我不知日，殓不能凭其棺，葬不能临其穴，人间憾事，孰大于此！

我欲到墓前祭扫，但在风鹤频惊的日子里，又不知李老师确实葬在何处，惟有望空遥拜，临风洒泪而已。

今天，惟一可以告慰老师者，就是您的学生，虽然不肖，但是五十年来，一直遵循您的教导，兢兢业业，不敢稍有差池。老师泉下有知，当含笑首肯罢!

三、少年立志，永矢不移

南薰园的一席话后，“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宏亮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响着。当然，李老师的本意是告诫我不要听从父亲的摆布，徵逐于荣名利禄之场，并不一定要我当医生。

而我总觉得自己的脾性是适宜于做医生的。于是啮指为誓，矢志学医。觑着个方便时刻把心里话向父亲诉说，不料却招来一番责备。

他说我胸无大志，不想玉带横腰，却喜欢穿件“烂棉衲”。（注：东莞人一向称做教师的为捧“破饭碗”，称做医生的为穿“烂棉衲”，意思是干这两行，仅能免受饥寒之苦罢了。）父亲既不支持，我便决心自学。

孔子说得好“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我又想起王冕把积攒的工钱买胭脂水粉学画荷花的故事，便拿着零用钱到觉觉斋书局去买中医书。

“买哪一本？”心中没个底，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又不敢去问人，只好先去瞧瞧。

我看见书架上摆着一堆堆线装中医书，便把书目从头细看一遍，自作聪明地选购了三本：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和《医学实在易》，李梴的《医学入门》。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初入私塾时，最先读的是《三字经》，那么，《医学三字经》大概也是启蒙的医书吧？又从“实在易”、“入门”等字眼，我便猜出这些书是给初学的人读的，便把它买了。

从此，便偷空躲在斗室里看医书。文字是看得懂的，义理却不很明白。我知道，万事起头难，世上哪有不费气力，一学就会的科学技术？

我得先学学陶渊明，“不求甚解”，把书中的疑难之点，边读边标出来，留待“下回分解”。奇怪的是，有时读到下文，再联系前面的某个难点，竟会豁然开朗起来。

读完一遍，再读第二遍，疑难的问题也会解决一小部分。把两本书的论点互相印证，领会也多了些。

我尝到这点点的甜头，兴趣便越来越浓厚了，从此把课余攻读古文诗词的时间挤出一半来偷偷摸摸地读医书。

一天晚上，我的秘密被父亲发现了。他攒着眉头问：“你真的想学医？”“那不一定”。我预料我的秘密总有一天会被发现，早就想定一套应付的办法。

“那你为什么不做功课而在看医书呢”？

我知道父亲是最尊敬孔圣人的，便说：“孔圣人有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有充足的课余时间，看看医书完全没有妨碍功课。”

“那你为什么不多看点将来立身处世的书呢”？

“古人说过，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为人父母者不可不知医。我觉得读医书总比你教我读的什么《交际大全》之类的书有用得多。

我每想起小弟弟不到周岁夭亡，就是由于我们家没有一个知医的，不善择医，以致药石乱投，害了性命。现在，我学些医学知识，作为防身之宝，不是有点用处吗？”

父亲脸色变得阴沉，半晌，黯然离去。是我的话撩起他对亡儿的哀思，我十分后悔，然而，从此以后，父亲再没有干涉我读医书了。

入了中学以后，功课多了些，同学们又介绍我看《大众哲学》、《读书生活》等进步书刊；鲁迅的杂文又使我爱不释手。

尽管时间很紧，我宁可夜眠早起，也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读医书。从十一岁到十六岁，我约摸读了十多部中医书，不过是初涉藩篱，一知半解而已。

四、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1939年，我丧父破产后，蛰居沦陷区中，全家靠一个在南洋佣工的姑母资助度日。

这时，不但父亲未能实现其做老太爷的宿愿而饮恨黄泉；而我自己的理想——高中毕业，考医科大学，将来做个能中能西的良医，也变成泡影。唯一的出路，就是发愤自学，争取做一个“黄绿医生”。

逃难到香港那年，我在东莞联中读书，中医书没有带出去，丢荒了一年。这时幸喜家中旧书未失，重新翻阅，如睹故人。从此，便日夜埋头苦读，不敢稍有懈怠。

过去，曾经怀疑过“苦功失，何处下，三更灯火五更鸡”这句古话有点夸大，今天轮到自己亲身体验，尝到其中苦辣酸甜各种滋味了。

“自学中医，谈何容易！你看那姓何的正在海底捞针呢！”一位在我家附近挂牌的“世医”在别人前讥笑我。

的确，这几年我碰到了不少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买书难。沦陷时书坊里的书给抢光了，又没有新印的。求人借阅吧，又没有人愿意借，读来读去还是旧时的十几本。

一天，我正为此发愁，忽然，街上传来“收买烂铜烂铁、旧书、旧报纸……”的声音。我灵机一动，跑出门外，把收买佬叫住。

“你收买的旧书肯卖给人吗？”

“怎么不卖？只要你肯出价钱”。

我翻了翻他的筐子，发现有几本残缺不全的《证治准绳》和《寿身小补》，而令我惊喜的是有一部完整的《温病条辨》。

经过讨价还价，我统统把它买了。邻居们都说我是呆子，出这样价钱来买这些当烂字纸收购的旧书。

我虽然很穷，就算少吃几顿饭也要买书。从此，收买佬便主动寻上门来，日积月累，我架上的医书也颇为可观了。

其次是读书难。一家四口，除了我，都是老幼病残——八十岁的祖父，体弱多病的母亲，八岁的弟弟。不久，在南洋的姑母也病故了，无人接济，家中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家中开设私塾，教二三十个小学生，靠微薄的学费，勉强度日。白天要教书，抽不出空来，只有下午七时至深夜十二时才是真正的学医时间。

那时没有电灯，战争年代，没有煤油，居民用以照明的是桐油或菜油。用一个小灯盏，盛着油，象《儒林外史》里面的严监生临死时那样，点的只是一茎灯草。

微风一拂，黯淡的灯火便摇晃不定。我在它下面看书写字，十分吃力。有些旧书的字，又细得像蝇头，看不清楚时，拿起书凑近灯光来看。“吱”的一声，一阵焦味，原来凑得太近，头发给烧焦了。

这样年复一年，我的体重一天天减轻，我的视力一天天减弱。现在，我右眼已经失明，左眼1100°近视，加上散光，白内障，身体也患有多种慢性病，溯本寻源，实始于此时。

然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确实一点也没有后悔。

三是解惑难。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小时候，李老师替我解了不少的惑。

今天，“惑”，愈来愈多，却找不到像李老师那样的金玉君子了。我曾经十分谦虚而又恭敬地去请教老前辈，而所得到的不是哂笑便是揶揄。

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老中医向病人大谈他的脉象是怎样怎样的，我便乘机向他请教脉理。怎知老先生摇晃一下脑袋，打着马师曾的腔调说：

“脉理，脉理，其理甚微！”真使我一头雾水，啼笑皆非。老祖父见我艰辛若此，不禁叹息曰：“你已经尝到了俗语说的：‘上山擒虎易，开口向人难’的味儿了。

人家的医术还是传子不传女的，怎肯教你这个外人？”好，既然开口向人难，我就下决心上山擒虎去！

我自制许多大卡片，分门别类地把读书遇到的“惑”详记下来，并作一些自以为是的注释；在别的书上遇到同类的问题时，便把它记在一起；记的多了，把它们综合起来，互相参证，一些疑难的问题就这样给解决了。

一年半载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旧时的注释，常常觉得幼稚可笑，甚至荒诞不经，这说明自己有了进益，便再做第二次注释，甚至第三、第四次地做下去。

我这种笨拙的方法的确要费很大力气，然而我走了这一段曲折崎岖的道路后，便渐入坦途。到了五十年代，这些写得潦草歪斜的卡片，叠起来竟有一尺多厚。

真是“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了。“文革开始，这些卡片全被查抄，红卫兵想在它的身上找到我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蛛丝马迹，结论却是“里面虽无黑话，毕竟是谬论连篇”。

于是，一个秋风萧瑟的晚上，在王氏家庙前面的空地上，我被勒令亲手把自己半生心血写成的纸片，连同全部古书，一一抛进熊熊的劫火之中。呜呼！而今而后，我这些“谬种”，不复流传于世，“贻害后人”了。

四是验证难。医家有句口头禅：“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王叔和”，我确实读得滚瓜烂熟，而临证呢，却空空如也。

战国时赵括徒然纸上谈兵，导致了赵国军队的全部覆没。他日我出而问世，诊起脉来，会不会“心中了了，指下茫茫，”从而误尽苍生？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想出了一些办法。首先就是经常替自己的几十个学生检查身体，鉴貌辩色，察舌按脉，从无病的人中去知其“常”；

同时，又义务替学生、亲朋、邻居治病，用症来测脉，以识其变。由于治疗小病有点效果，竟有人上门求医，我也从脉症合参中，渐渐地心领神会了。

1941年秋，暑湿热疫流行，我把叶天士的甘露消毒丹制了好几斤，免费赠给患者。群众反映，效果比时医开的方子还好。

从此，我的医名渐为人所知。1942年春节，我便挂起“儒医”的招牌，正式悬壶问世。那年，我才二十一岁。

五、循序渐进 学以致用

陈修园的医书对我学习中医帮助很大，但也耽误了我一些宝贵时间。陈氏是个崇古尊经者，他把圣人的经典吹得神乎其神。

我既然立志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医生，便先从圣人的《内经》下苦功。不幸所买的又是“张马合注”本。

马元台的注还不怎样，而张隐庵的注解，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反比原文更难理解，而且不切实用，（他的《伤寒论集注》也是如此）。

我在傍徨苦闷当中，想起“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那句名言，又回忆李老师教我读书时，先是从“秋夜有蟋蟀，鸣于墙下，……”一类浅近的学起，接着读《桃花源记》，《项脊轩志》等，后来才读《四书》、《五经》以及诸子百家。

我想，学医也如学文，必须循序渐进，不能躐等。于是，把陈修园抨击为浅陋不足道的《本草备要》、《汤头歌诀》、《医宗必读》、《濒湖脉诀》，以及《医学心悟》、《笔花医镜》……等重新钻研。

有些早在中学时代已经读过的，今天仔细玩味，得益更多。一天晚上，我专心研究程氏止嗽散的组方义理，略有所悟。

第二天恰巧有一商人咳嗽两月，遍服燥热寒凉攻补诸药不效而来求诊。我用止嗽散，竟一剂知，两剂已。

此人叹为奇迹，到处宣扬。这时，我深深体会到：深入浅出而又切合实际的医书，说它价值连城，也不为过。

像我这样一个无牌的青年医生，要跻身医林，树立威信，必先善治见效快的“时病”。

我便把伤寒温病作为学习重点，专心钻研。这时不敢好高骛远，但求学以致用。

古往今来，注解《伤寒论》的不下百数十家，而我却从浅近的《伤寒论类方》入手，继而钻研柯氏《来苏集》。

说老实话，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伤寒论》我浏览不少，而得力者还是此两书。

学温病不消说是以《温病条辨》与《温热经纬》为主，旁及吴又可、杨栗山、俞根初、何廉臣、雷少逸诸家。

我在中学时，学过一点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对我学医很有好处，它使我避免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淖中。

我熟读《伤寒论》，但没有成为固执仲景方的“经方派”；我深究温病、也没有成为徒尚轻灵的“时方派”。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到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发展和补充，主张“寒温合流”。在氯霉素尚未广泛应用之前，我运用仲景的桃花，黄土诸方，与吴氏安宫、清营、复脉等方化裁，治愈好几例肠伤寒下血重病，就是明显的例证。

六、俱收并蓄 待用无遗

听说行道数十年的老中医，必有几套看家本领，或长于温补，或擅用寒凉，或善治惊疳，或专医崩漏。

甚至对一方一药的运用，也有独到之处，如“竹茹先生”、“平胃散大夫”等等。而我真是十分惭愧，可说是一无所长。

如果硬要我说说自己几十年来读书临证有哪一点成就，那末，一言以蔽之曰：“师古而不泥于古，能撷采各家之长；而辨证细心，据理治病，不拘一格”，如此而已。

我能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如上文所述，学得一些辩证法的皮毛，另一方面，和我缺乏师承很有关系。

本来，没有祖传师授，光靠自学，“事倍功半”，是件坏事，但对我来说，却变成了好事。好就好在全靠自己独立思考，不会给一家之言先入为主，印定眼目，以致临床思维，“偏”向一边。

我对宋金元明时期争鸣的百家，用历史唯物观点详细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存任何偏见，而是采其所长，为我所用。

例如，我用刘河间的防风通圣散治愈脑血管意外重症。用李东垣的清暑益气汤治愈“恶网”。用朱丹溪的越鞠丸治愈腹部手术后肠粘连。用张景岳的大补元煎治愈慢性肾炎。用王肯堂的神芎导水丸治愈急性肾功能衰竭。用谢映庐的大回生汤抢救危重的小儿慢脾风。用吴鞠通的三甲复脉汤治愈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

这些微小的成就，放在繁花似锦的医学园地里，不过是几茎野草；但可以作为我对寒热攻补诸法，是因病而施，不拘一格的例证。

我对古今有成就的医家都十分尊敬，但不盲目崇拜。

我很佩服叶天士，但不同意他那“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几十年来，我治疗温病，常用柴葛，都很应手，没有出现过他老人家所说的不良反应。

我也很赞赏王孟英、却惋惜他偏好寒凉，畏羌、独、芎、防如虎。而我于1957年夏秋之际，用活人败毒散治愈流感七百多例，最近，又用此法加石膏治登革热，能收捷效，不是证明王氏未免偏执了吗？

自己随着对伤寒温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对某些传统的理论也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

例如，叶天士引述张凤逵《伤暑全书》之言，主张治疗暑温不必用下。余师愚治暑热疫也反对攻下。我却认为，既然“夏暑发自阳明”，且其热较伤寒温病为甚，寒、温之邪可以传腑，而暑温岂有只传经而不入腑之理？

早在六十年代，我就用下法抢救过许多例乙脑危症。又如麻后肺炎，从《医宗金鉴》以迄清末名家，都主张用辛凉宣肺，苦寒清热解毒的治法。

我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有半数以上的患儿出现火盛刑金，肺叶焦枯的证候，便采用以喻氏清燥救肺汤为主的甘凉濡润，沃焦救焚的治法，前后救过二百多例危重患儿（多合并心衰），全部治愈。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我从不曾为自己不是正途出身而妄自菲薄。

凡是活人之术，不论古的、今的、中的、西的、以至针灸、外治、民间草药、单方，我都不肯摒弃。

早在四十年代，我认识一位姓陈的外科铃医，他说自己少不知书，不懂内科，只会用点草药。但有好几例肠伤寒误用温补，出现严重毒血症的，他用鲜崩大碗二斤，捣汁加水频灌，都转危为安。

我吸收他的经验，了解到崩大碗甘淡而寒，清热解毒祛湿之力甚强又不伤正气。后来在医院同道的启发和协作下，用它治疗尿毒症，降低血中非蛋白氮，很有实效。

韩愈曰：“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良”则吾不敢当，“俱收并蓄”，不存偏见，这一点自问尚能做到。

七、学无常师 不耻下问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老人家犹且学无常师，何况于我？

在行医的四十多年中，我曾经“偷”过师，拜过师，也和同道们在共事中，互教互学，能者为师。

直到如今，垂老之年，还牢牢记着《尚书》的一句话：“谦受益，满招损”。

早年，医界前辈中我最熟识的是陈炜如。沦陷时，他一家逃难乡间，衣食无着，我父亲曾周济过他几次。可惜我每次虚心向他请教时，他一味敷衍搪塞，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

陈炜如擅长温补，但又泥执温补。有一次，他用补中益气汤治愈一麻疹内陷危症，病家送来匾额金猪，以示酬谢。我向他道贺，顺便恭维他几句。

他立刻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谈论这病前手怎样误治致危，当时脉症如何如何，医皆谢绝不敢治，他为什么大胆用补中益气汤的道理。

这样，我就“偷”到了师。事有凑巧，前面说的那位朴实的外科铃医用崩大碗治愈的肠伤寒毒血症，就有一例是陈炜如用温补治坏的。

正反两面事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医贵圆通，切忌固执，病万变，药亦万变，正如叶天士所云：“治病当活泼泼地，如盘走珠耳。”

从1959到1979的二十年间，除了被囚于“牛栏”的三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外，我负责留医部工作达十五年之久。

以我这个中医学术根基浅薄，西医知识又只懂皮毛的人来负此重任，惟有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向同道们学习。

一碰到疑难病例，我必请人会诊。李翼农、谢其彦两位老中医在抢救危重病人中就提过许多宝贵意见，我也学到他们许多专长。

由于留医部是搞中西医结合的，十多年来，我每天都有向西医大夫学习的机会。尤其是陈婵娟医生，她既肯学，又肯教，和我共事时间较长。

她向我学中医，我毫无保留地，而且用简明快捷的方法教她，她很快地就上手。我向她学西医，她言传身教，悉心指点，我也学到不少东西，陈医生不幸早逝，使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那天向她遗体告别时，我不禁潸然泪下。

要向高级医务人员学习，是不容易的，但我绝不放弃每一个机会。

大跃进期间，县委组织医务人员下乡防治水肿。虽然短短几天，我就向张崇炜站长学会触诊肝脾的方法。

全国西学中班的高级医生来我院实习，空军医院李主任是个心脏病专家，每天下午，她跟我看门诊。通过病例的共同探讨，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一一告诉她；她也把独到的心脏听诊技术传授给我。对她的无私和热忱，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此乃理之常也。所以我不但向专家学者们学习，还向小字辈学习。

我的许多学生，都已“人到中年”，从事医疗专业也有近二十年了。例如痔瘘、针灸、正骨、五官等科，我碰到问题时，经常找他们会诊，并向他们请教有关方面的知识，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

科学大师牛顿说他的成就，仅仅像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拾到几个贝壳以自娱；真理的大洋，还躺在他的前面而是未被发现的。对比起来，我真是渺沧海之一粟了。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惟有遵照周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

八、知难而进 教学相长

少时读古人医案，经常见到“……辞不治”这句话，如果套上“四人帮”的纲，就是见死不救了。

我想，医生这样做，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宣告自己技穷，希望病家另请高明；一是为了保全声誉，怕沾上“医死人”的恶名。

我行医四十多年，除了主持留医部期间，有些病人限于本院条件必须转院或上送者外，对危重病人，从不推托。

我开业第一年，有一位产后瘫痪的病人，更医十七手无好转，呻吟床第，动弹不得，已奄奄一息。许多名牌医生，匆匆一诊，便辞不治了。

病家无法，希望“大鬼不灵小鬼灵”，请我诊治。我把病史、四诊及前后治疗经过详细记录下来，并查阅古今医籍，对症下药，终于把病治好。

此病人现犹健在，已白发如银，儿孙绕膝了。有些病人，我明知其必死，也全力救治，不但病家毫无怨言，我的声誉也没有受到损害。

孙真人教导我们这些当医生的：“若有疾苦来求治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

这些至理名言，我虽不能完全做到，但面对疑难重病，我从来没有畏缩不前。

医疗方面如此，教学方面，我也是知难而进。1959年，我鉴于本县中医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向上级提出办中医学徒班的建议，得到党委和卫生部门的支持，并委托我主持其事。

这时卫生院正当医药合一，红彤彤的“大老粗”掌权。在某些人眼里，中医都是“封建余孽”，因此，学徒班得不到医院的某些人的支持。

那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办班的经验和现成的教材，甚至连课室和桌椅也不给我们。

上课的地点，一会儿在饭堂，一会儿又叫我们挤在中药店的小阁子里，一会儿又被赶到西城楼上去了。

由于学习条件差，有两个学员中途退学了，于是，某些人又乘机飞短流长，吹起一股冷风，学徒班面临散伙的危险。

面对着这样困难的局面，我毫不动摇。一方面不分昼夜地工作，细心批改作业，认真编写教材；一方面对学员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并积极争取上级的重视。

后来，得到省卫生厅精神上的鼓励和物质上的支持，学徒班才能安定地办下去，而且一届比一届办得好。

从1959到1979的二十年间，我们办了四届中医学徒班，一届中医赤医班，两届西学中班，上课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

老师担课是没有报酬的，后来只有很少的茶水费。在课程分配方面，我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

先让老师们尽量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或是驾轻就熟的学科，剩下来的都由我担任。因而我担的课比别人多一倍，也比较深奥难教些。

在那漫长的十六年里，白天工作又十分繁忙，但为了把年青一代培养成材，我备课十分认真，往往工作到夜阑人静，月斜窗纸，经常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各种自编的补充教材和备课的手稿，除了“文革”期间被烧掉的一部分外，现存的还有十余万言。这既是我辛勤劳动的留痕，也是我不断进步的标志。

有人说我这样做是“老衬”（意即笨蛋），而我却认为自己不但不笨，而且既利于人，又利于已。

魏征在谏唐太宗的《十渐不克终疏》里，提醒他在文治武功鼎盛煊赫之时，开始演变，不能像过去那样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了。

一个医生当他有点名气，诊务日繁，薪金优厚的时候，往往也会像唐太宗那样觉得自己差不多了，该松一口气，歇歇脚了。于是从此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了，

“懒意一生，即为自弃”，我时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话来警惕自己，我多担一些较深的课程，就是强迫自己不断学习，不断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