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道教的丰碑：葛洪

在东晋初年的乱世烟云中，一位身着青衫的学者兼方士，既在罗浮山的丹炉前淬炼金石，又在竹简上书写经世之论；既系统构建了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又以医者的仁心记录民间验方。

他是葛洪（283—343），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这位被后世尊为“小仙翁”的学者，以《抱朴子》为核心，融合儒道、贯通古今，在道教理论、医学实践、科技探索与文学批评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本文将从其生平轨迹切入，梳理其著作体系，剖析其学术成就，并探讨其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一、生平

葛洪的一生，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动荡紧密交织。其生平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深刻塑造了他的思想与事业。

（一）少年时期（283—303）

葛洪出身吴地士族，祖父葛系为吴国大鸿胪，父葛悌曾任吴国会稽太守，入晋后任邵陵太守。虽家道中落（父早逝，家贫无童仆），但其家族“世为冠族”的文化积淀，使他自幼得以“广览坟籍”。据《晋书·葛洪传》载，他“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摴蒱齿名”，唯对典籍“笃好神仙导养之法”。少年时，他随郑隐（葛洪从祖葛玄的弟子，道教丹鼎派传人）学道，又师事南海太守鲍靓，得授《三皇文》《枕中书》等道经，埋下了融合方术与经典的种子。

（二）中年历劫：（303—317）

西晋永嘉之乱（311年）爆发后，葛洪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先是避乱于徐、豫、荆、襄等地，后赴广州投靠刺史嵇含（其姨父），任参军。嵇含遇害后，葛洪滞留广州十余年，“幽居养性，不交世务”，却并未放弃学术。此间，他广泛接触岭南的巫术、医药与外来文化，为日后《抱朴子》的多元思想奠定了基础。

（三）晚年归隐：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葛洪应召返回故乡，任咨议参军等虚职，然“志在栖迹，不营当世”。最终，他携子侄移居广东罗浮山，筑庵炼丹、著书立说，直至去世。《晋书》载其“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直至“兀然若睡而卒，颜色如生”，被弟子视为“尸解升仙”。

葛洪的一生从“兼济天下”的儒者，转向“独善其身”的方士，最终融合二者成为“道兼儒墨”的思想家的过程。其经历既折射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二、著作

葛洪一生著述宏富，《晋书》载其“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赡”，今存可靠著作以《抱朴子》内外篇为核心，辅以《神仙传》《肘后备急方》《隐逸传》等，构成了一套贯通宗教、哲学、医学与社会批评的完整体系。

（一）《抱朴子》：

《抱朴子》是葛洪的代表作，分《内篇》20卷与《外篇》50卷，前者论“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后者“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二者“其本则合，其用则分”（《抱朴子·外篇·自叙》），共同构建了葛洪的思想宇宙。

1. 《内篇》：

《内篇》是道教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证“神仙可学”的理论专著，核心目标是“使俗士庶几，可庶几仙人”（《对俗》）。其贡献体现在三方面：

宇宙论与生命观的革新：以“玄”为宇宙本体（“玄者，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将道家“道论”与汉代元气说结合，提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至理》）。在此基础上，他批判“命由天定”的宿命论，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黄白》），将生命主动权交还人类。

金丹术的科学探索：详细记载了丹砂（硫化汞）、黄金、铅等矿物的化学反应，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金丹》），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硫化汞分解与化合实验。他将金丹视为“长生之要”，认为黄金“不朽”的特性可通过服食转移至人体，虽含朴素化学认知，却推动了古代炼丹术向“实验科学”的演进。

修仙实践的综合体系：除金丹外，强调“众术合修”，包括导引、行气、房中、符箓、医药等。如《仙药》篇详述灵芝、云母、松脂等药材的采集与功效，《遐览》篇著录道经符图200余种，构建了多元的修行路径。

2. 《外篇》：

《外篇》是葛洪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思考，体现了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心态：

政治批判与改革主张：抨击魏晋玄学空谈误国，主张“刑为仁佐”（《用刑》），提倡严明法制；反对门阀垄断，呼吁“拔寒素，举良才”（《审举》），以能力而非出身选拔官员。

文学观的革新：反对“贵古贱今”，认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钧世》）；主张“文章与德行并重”，突破儒家“德本文末”的桎梏，为文学独立地位张目。

隐逸思想的调和：虽向往“逍遥山林”，却反对消极避世，提出“隐显任时，出处一致”（《逸民》），主张士人应根据时势选择“仕”与“隐”，体现了对儒家入世精神的坚守。

（二）其他著作：

除《抱朴子》外，葛洪的其他著作同样影响深远：

《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中国第一部急救医学专著，收录了大量民间验方与传染病防治经验。如首次记载“虏疮”（天花）、“尸注”（结核病）等症状，提出用青蒿绞汁治疟（启发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强调“简、便、廉、效”的医疗原则，被后世誉为“急救之宗”。

《神仙传》：记载了赤松子、彭祖、魏伯阳等92位神仙的传说，虽含文学演绎，却保存了汉代至魏晋的神仙信仰资料，成为研究中国神仙文化的重要文献。

《隐逸传》：记录了汉魏至东晋的隐士事迹，反映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选择，与《外篇》的隐逸思想形成互文。

三、成就

葛洪的成就绝非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横跨宗教、医学、科技与思想领域，每一方面都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

（一）道教理论的系统化与合法化

在葛洪之前，道教多以民间方术、黄老崇拜的形式存在，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葛洪通过《抱朴子·内篇》，完成了三大整合：

经典整合：将《老子》《庄子》《黄帝内经》等先秦经典与方仙道、黄老道的实践结合，赋予道教哲学深度。

修行整合：将金丹、符箓、导引等多元方术纳入“神仙可学”的框架，使修行路径清晰可循。

社会整合：提出“欲仙当立三百善”（《对俗》），将儒家伦理纳入修仙前提，使道教从“叛逆性宗教”转变为“辅助王化”的官方宗教，为后世道教被统治者接纳奠定了基础。

这一理论建构，直接推动了东晋上清派、灵宝派的兴起，使道教从民间信仰升格为与儒释并列的中国主流宗教。

（二）古代科技和医学的实践

葛洪的科学研究虽以实用为导向，却蕴含着可贵的实证精神：

化学实验的萌芽：《金丹》篇记录的硫化汞分解与化合反应，比欧洲同类实验早约1000年；对“金液”（可能为硝酸钾溶液）的描述，涉及溶解与结晶现象。李约瑟评价：“葛洪的炼丹术是实验化学的先驱。”

医学经验的总结：《肘后备急方》首创“以毒攻毒”疗法（如用狂犬脑敷治狂犬病，被视为免疫学思想的早期萌芽），记载了脚气病、结核病的症状与隔离措施，体现了公共卫生意识。

矿物学的认知：《抱朴子》著录了金、银、铜、铁等40余种矿物的产地、性状与用途，是研究中国古代矿物学的重要资料。

（三）思想史上的创新

葛洪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是儒道融合的产物：

对儒家的调和：他虽为道士，却推崇孔子为“儒道之宗”，主张“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塞难》），将二者并列为文明导师。

对道家的深化：突破《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观，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需“刑德并用”；超越《庄子》“齐物我”的相对主义，强调修仙需“积善立功”的实践。

对玄学的批判：针对魏晋名士“口谈浮虚，不遵礼法”的风气，他指出“玄谈者，非经世之务”（《疾谬》），呼吁回归务实精神。

这种“非儒非道，即儒即道”的立场，使葛洪成为魏晋思想转型的关键人物，为隋唐儒释道三教合流埋下了伏笔。

四、地位

葛洪的地位，需从宗教、科技、思想与文化四个维度综合审视：

（一）道教史：理论体系的“立法者”

葛洪被称为“道教理论的奠基人”，因其首次构建了逻辑严密、体系完整的神仙道教理论。此后，无论是上清派的存思术，还是灵宝派的斋醮仪轨，皆以《抱朴子》为理论源头。唐代道士吴筠称：“葛洪著《抱朴》，开仙学之宗派。”宋代《云笈七签》将其列为“道藏”核心典籍，足见其地位之高。

（二）医学史：急救医学的“开创者”

《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急救手册，其“简、便、廉、效”原则影响深远。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大量引述其方论；现代中医急救学仍将其视为重要参考。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奖，亦特别提及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使其医学贡献跨越千年仍具生命力。

（三）思想史：儒道融合的“桥梁”

葛洪以“道兼儒墨”的姿态，调和了儒道的矛盾：既肯定儒家的伦理秩序，又吸收道家的自然哲学；既保留方术的实践品格，又注入哲学的思辨深度。这种融合，为宋明理学“格物致知”“性命双修”的思想提供了先声。清代学者纪昀评价：“洪书博杂，而于儒家之学，亦多所发明。”

（四）文化史：多元文明的“记录者”

葛洪的著作保存了大量魏晋时期的社会文化信息：《神仙传》反映了神仙信仰的民间形态，《肘后备急方》记录了南方湿热地区的疾病特征，《抱朴子·外篇》则展现了士大夫的精神困境与突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称其为“东晋社会的百科全书”。

写在最后

葛洪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他在丹炉中探索物质的转化，在竹简上思考生命的意义；

他既追求“白日飞升”的超越，又不忘“悬壶济世”的责任；

他调和儒道，却始终保持独立的思想锋芒。这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品格，使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学者”。

参考文献

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释》（王明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

葛洪：《抱朴子外篇校笺》（杨明照校笺），中华书局，1991年。

葛洪：《肘后备急方》（范行准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年。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