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经验与老子的智慧

商原李刚

一从小传统看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1993年11月16～19日，陕西老子思想研究会在西安举行了“第二届老子思想研讨会”，50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论文集是巩德顺主编的《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该名是大会的主题。20年过去了，今天重新讨论这一话题很有必要，许多研究成果值得总结。不过，讨论传统的价值，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问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老子已去，他的思想不会自动地影响我们，其影响是通过我们的接受来实现的。在此意义上说，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根本上只能通过我们的“接受”来实现。站在当代的立场上，与其说我们讨论的是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不如说是老子思想的可接受性。视角的转换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变化。从《老子》思想本身讨论其现代价值是一个角度，从当代社会讨论《老子》思想的现代意义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两个角度的联系在“传统”之中：老子开创了道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自然无为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在文人学士中间流行，这是大传统；一方面也在民间社会的私人生活或政治生活中得到施行或仿效，形成小传统，或者说是理论的与事实的传统。西方社会学家罗伯特·雷德斐把文化区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是雅文化，即精英文化或“阳春白雪”；小传统是俗文化，即通俗文化或“下里巴人”。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道家传统在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中并未消失，相反，它占据了重要的生活领域，这一领域就是俗文化或小传统领域，它与学者们对道家的研究和反思相比显得更为重要。中国近代社发生剧烈变化，道家与儒家一样，其大传统出现断裂，但小传统却非常缓慢地发生演变，在一定意义上延续着道家思想传统的“香火”，形成了现代新道家的实践或日常生活形态。因此，分析道家传统的现代影响，不能离开当代道家的小传统或当代生活中的道家智慧。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道家智慧有着一定的联系。

二改革开放经验中的老子道家智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伟大成就，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思考“中国经验”，但文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深层次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功，也得力于中国的文化传统。

从某一侧面来看，“中国经验”有着明显的道家特别是黄老道家智慧影响的特点。单独就某一种现象来看，似乎并不能说明二者的联系，若将许多现象集中起来，或就一系列现象来看，这一特点就非常明显了。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件事是“土地下放到户”或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放”一词，准确地表明了土地权力重心的下移；“承包”揭示了土地经营自主性的提高。这一成功的实践被证明是“因势利导”的、顺应民心（自然）的。“责任制”表明民众自富、自化、自主的合理性。“户”或“家庭”无疑肯定了个体经营的合法性。夏勇将这一范例，称为“松绑”，表明民众的个人权利获得了公开的承认。这一重大举措，似乎能看到道家传统的影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其实，《老子》主张“涤除玄鉴”，“损之又损”，开创了打破正统思想的法门。“实事求是”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它强调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或“国情”而不是按照什么教条进行改革，突破旧有的条条框框的限制。这一重要原则，与老子的“观其复”、庄子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黄老道家的“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都强调凡事要“因其自然”，不受主观偏见的干扰，客观、冷静地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形成科学决策，利用事物的规律达成人的目的。这种精神，更接近道家特别是黄老道家的态度。

“一国两制”是一种创造性政策，也是中国道家式智慧的体现。“上德若谷。”虚怀若谷，是一种妥协，更是一种变通。汉代初期实行郡国并行制，汉宫廷的妥协成功地解决了从楚汉战争到汉武帝中央集权的过渡。这一时期，黄老道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出现了“文景之治”。历史的经验，现实的考量，显著的效果，充分展示了这一解决复杂争端决策的深刻内涵。

“抓大放小”的城市工业改革体现着政治智慧。国有大中型企业保证了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中小企业的发展“搞活”了中国经济，扩大了社会就业，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更为明显。这一“简”化政策，化解了纷繁复杂的产权问题等，体现了道家“简以御繁”及“柔弱胜刚强”的大智慧。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决策的意义，到现在还未得到全面的理解。其实，土地下放到户的原则中，早就包含了这一精神。一旦鼓励“民自富”的时候，必然有一部分人优先得到发展，先富与未富之间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实现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与时俱进”是一个典型的道家式口号。司马谈评论道家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是对道家与时俱进思想的准确概括。“与时俱进”口号，体现了顺应潮流和心态。这种心态，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传统。

中央出台了农业免税政策以后，既未影响国民收入，也解决了上访的问题，农村局势稳定，为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也恰是在汉代初年黄老道家思想流行的时代，汉景帝采取了农业免税的政策，繁荣了社会经济，缓解了社会压力。这一经验，与当代是非常相似的。

市场经济是一个新生事物。市场经济传达了一种新的理念：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靠社会力量的竞争、发展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活力根本上来自于社会而不是政府。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决策者们发现，变换经济体制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邓小平谈到这一改变意义时说：“改革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道家的根本政治哲学原则是“无为而治”，重视民间社会的发展力量。市场经济恰好就是一种依靠社会发展经济的理念和体制。这与社会主义矛盾吗？显然，社会主义离不开市场。这不只是一种体制变革的问题，更是一种发展理念的超越。

“韬光养晦”的中国外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邓小平确立的这一外交原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典型概括。中华民族“贵和尚中”，道家强调“有容乃大”。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一种稳健的外交策略，赢得发展的良机和空间，无疑是最重要的。

村民自治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创举，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措施，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密切关注。其实，“自治”是土地下放到户政策的内涵之一。没有社会的自治，经济发展的活力从何而来？民主所需要的参与精神也难以培养。不过，“自治”也是中国古代道家提出的政治哲学原则。《老子》强调“自化”“自正”“自富”，提出了有名的“小国寡民”模式，根本上说，就是提倡一种自治社会。

和谐社会更是一个注重自发式秩序的高度自治社会。道家强调“守中”，并以“小国寡民”“至德之世”“精诚之世”等社会理想模式，树立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一社会民众诚信、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国泰民安，风俗淳朴，甚至没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外化而内不化”，人的内心宁静，“安其性命之情”；“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天人关系也达到完满的合一。中国古代的理想社会，在道家看来，当然是一种和谐社会。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更伟大的理想，会将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传统发展到新的境界。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指导理念。道家注重社会无为而治，主张各方面力量的平衡发展。在此意义上说，道家思想更接近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理念。道家强调：发展应该是“顺其自然”的发展，而不是反“自然”的发展。什么是道家的“自然”？“自然”就是一种取决于事物内在要求的自主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恰好与道家的自然主义精神是相近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古代没有哪种传统比道家更接近这一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家的理念，也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来源。生态文明并不只是一种环保主义者的要求，而且也是当代文明发展的理想。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理念，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全面性、内在性、自主性，给予人类文明一种更高的要求。

改革开放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业。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文化上的开放，似乎都只是从一个方面对这一伟大事业的说明。如此重要的历史现象，离开一个伟大民族的重要传统进行解释，必然是不充分的。从消极意义上说，道家传统没有阻止或干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且道家思想的积极作用愈加明显地得到彰显，道家智慧的积极影响不断得到体现，道家智慧与改革开放的发展是始终相伴随的。政治精英们的决策，是充满活力的，而不会根据某种教条，但传统的影响为这些重大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支持和文化信念，也为民众的心理接受和承受提供了认同和理解的空间。在此意义上说，“中国经验”有浓厚的道家智慧影响的色彩，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有道家传统的积极参与。

三市场社会与老子道家的自发秩序理想

借鉴哈耶克的说法，一个社会有两种典型的秩序：一种是类似于法国的、命令式秩序，它是由某种强制命令形成的；另一种是由内在的自发力量形成的秩序，以英国社会为典型代表。后一种秩序，类似于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前一种秩序向后一种秩序转变的过程。

当代社会的转型，蕴含着老子“无为而治”的社会发展理念。当代中国社会正逐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社会模式由单一的控制式社会关系向多元的、松散的社会关系转化，传统的户籍制度逐渐解体，事实上已难以由单一的行政命令控制社会。换言之，由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建立的社会正向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转变。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市场社会。它不是由权威的命令形成的，而是由经济等内在的动力促使下确立的。这种重大的转变，伴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后工业社会迅速转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这一转变过程，与道家设想的社会秩序及其智慧最为接近。

命令式的秩序是一种刚性秩序，自发秩序是一种柔性秩序。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是刚性秩序，柔性秩序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趣，古代刚性社会秩序逐渐退居次要位置，柔性社会秩序伴随着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而上升为主导性社会秩序。在此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的改革发展，有着丰富的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资源。

四道治传统与社会自治力量

道家的社会政治理想，简而言之，即自然无为。这种政治理念，概括起来，可称之为“道治”。王弼、河上公注《老子》，不约而同地用“道治”概括道家政治的性质。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中，对“道治”有直接的论述。当代意大利籍华人学者贺荣一，专门写了一本书，名字就是《老子的道治主义》。拙著《道治与自由》，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老子及道家的道治主义政治哲学。道治政治理念，即强调来自社会内部自发力量的内在发展而形成的自治秩序。在此意义上说，它与儒家的德（礼治）、法家的法治相并列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三种典型的治道。这三种治道，围绕着权威与自治的关系展开。

总的来看，道家代表着自治传统，法家是权威政治的极端，儒家总体上看偏向于权威模式。因此，当代社会所追求的自发秩序，也就是一种社会自治模式。土地下放、联产承包、勤劳致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实现……这些当代流行语，是这种自治理念的典型表达。从村民自治到政治民主、社会自治，人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社会自治、社会管理的重要意义。因此，老子及道家思想传统，是建设当代社会的重要资源。

五两条道家线索的发展及其相互促进

道家来源于自发性社会秩序及生活方式。严格说来，先有自发式社会秩序，有自发式社会生活方式，才有道家思想的形成。道家思想来源于自发式社会秩序及生活方式。当代道家思想的创新及“现代新道家”的创立，离不开对道家“小传统”的研究。这是道家传统发展的重要线索。另一条线索是大传统。道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道家传统发展的主要方面，但道家思想传统的研究，需要与当代社会展开话，在古今互释中不断深入。这两条线索是不可分离而相互促进的。

当然，道家思想传统特别是其小传统扎根于当代中国现实土壤之中，但也离不开“已有的思想材料”即道家传统。小传统固然体现了老子的道家精神，但更多的是“误读”“误解”了的大传统。在历史上，“误读”往往是思想发展的重要形式，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思想传统，其实是立足新的现实面对现实问题做出新的解读，特别是在其开始的阶段。小传统或者说社会心理永远处于最前沿，是思想学说创新的重要途径。但是，小传统毕竟是一种直观的“解读”甚至“误读”，无法揭示和引领某种传统自觉地发展，更何况小传统需要大传统的指导。因此，道家思想传统及“现代新道家”的建构，既需要由现代回溯，也需要从古代向前观照。这是两种不同而又互补的研究方法。从过去看现代，容易看到思想的创新，也会抱残守缺；从现代看古代，容易看到思想的源流，也会苛求古人。换言之，这两种视角的结合，是理解道家传统最好的方式。近代以来，关于道家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学术界对道家的研究不断深入，从片面否定到同情的理解，这是理解老子道家的思想传统、构建“现代新道家”的重要基础；对道家思想的不断回归恰好是发展道家思想的重要形式，正像文艺复兴是发展古典文化的重要形式一样。但回归毕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正如黑格尔所言，事物的发展既是回归又是向外设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构建“现代新道家”的理论形态，是更高层次的问题。

六道家思想传统与当代改革相互促进而发展

老子道家的思想传统，是典型的自治思想传统。它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当代中国社会，是在国家主导与社会自发力量相结合下取得成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秩序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当代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是对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肯定。道家思想传统的当代复兴离不开这种典型的土壤，改革开放更离不开中国自治思想传统的滋养。老子道家的智慧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在相互促进的基础上而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