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生改革（郑 谦）

一

1977年12月前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在中国和全世界都引起轰动、在世界教育史上都堪称极为少见的一幕。在这几天里，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举行高考。570万年龄大多在25～30岁——其中不少是已为人父母的青年，穿着厚厚的冬衣走进了他们非常陌生而又备感亲切的高考考场。中国的教育史上出现了1977年才有的一幕：冬天里的高考。

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在本应上大学的年龄里，或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因缺少关系和“后门”等原因而被大学拒之门外。显然，他们之中不乏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毕竟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在年龄还允许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志气、勤奋和努力——而不是关系和后门——勇敢和自豪地走进考场。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如愿以偿，但他们的精神和勇气却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不论他们是否能考上大学，他们的这一尝试本身就弘扬了一种热爱知识、尊重科学、积极进取、公平竞争的精神。这种精神使生逢改革开放盛世的中国青年虎啸龙吟，振翅九天，建功立业。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在这个年龄段里终于搭上了高考的这趟“末班车”，无疑是他们人生历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对于中国来说，恢复已被停止了11年的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同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那么，新中国的高考制度是怎么被废除的，为什么被废除的呢？

二

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对教育工作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集中在对考试制度的不满上。

毛泽东受过传统教育，而他在革命实践中接受、掌握和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些传统教育的弊端。在他对这些旧传统的批判中，考试制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经过解放后的一段实践，他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苏联的教育模式并不能解决那些传统的弊端。进入60年代后，这些批评更加尖锐了。

1964年2月23日，毛泽东在有中央领导人和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春节座谈会上，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及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其中考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广征博引，融汇古今，认为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书念多了要害死人的。他推崇在实践中学习、锻炼的成功者。他举例说，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祖冲之完全是自己学出来的，孔夫子也没进过中学、大学，高尔基只念过两年小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的，发明了电，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是个工人。古今中外许多有名的学者、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功的。

他反复强调很不赞成现在的考试方法。他认为，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突然袭击，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出冷题目考八股，要彻底改革。他主张，公开出题目，向学生公布，让学生自己看书、自己研究。他甚至主张考试时可以交头接耳，可以冒名顶替，冒名顶替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抄一遍也有好处。要搞得活泼一些，不要搞得那么死。教师讲不好，可以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得不好，人家就要打瞌睡嘛……

3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把这些问题更概括地正式提了出来。他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同年，在另外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指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训练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

三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和教育领导部门的重视。1964—1966年上半年间，国务院、教育部等多次发出通知，转发报告、条例，具体部署改革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等。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种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仅所有这些改革都被迫停止，而且以往教育工作中的缺点都被用一种极端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眼光重新审视。

1966年6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和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中提出，现行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公布这个通知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指出：“现行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正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的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

7月13日，经中宣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同意，教育部发出《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中小学各年级的学期考试，凡是没有举行的，一律不举行，改由师生民主评定；城市中小学毕业考试一律不举行，采取民主评定办法考核成绩。但在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逐渐形成，考试、招生等的改革都已无从谈起。

四

1968年后，全国的形势逐步趋于安定。1968年底，随着全国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许多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下乡而停办了高中，而初中和小学要么是采取依据年龄自然升学、分班的办法勉强维持，要么就是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放任状态。一直到1969年底，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和战备高潮接踵而来，除少数试验班外，中小学一般都没有统一正式招生。1970年起，中小学开始全面招收新生。所谓招生，实际上也就是根据年龄自然升学、分班，一切文化考核均被取消。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革命”中，招生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发生在高等院校。早在1967年11月，正当全国刚刚摆脱“全面武斗”、“天下大乱”险情，形势稍有稳定时，在北京执红卫兵运动之牛耳、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发表了自己专设的“招生工作研究小组”的一篇题为《关于改革大专院校招生工作的建议》的文章。《建议》提出：

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应对各阶级按一定的比例招生，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应占65％以上，剥削阶级子女不超过5％。招生必须贯彻以群众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步骤进行。推荐应占招生人数的60％左右。为缩小城乡差别，农村推荐学生应占20％～25％。对五类学生不予录取：家庭直系亲属中有被专政机关镇压者，走资派、牛鬼蛇神子女未与家庭划清界限者，“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反动组织且又屡教不改者或有反动言行者，以及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书呆子。大学招生“今后要彻底废除单纯分数考试制度”，“可实行开卷考试”。这些依然沉浸在造反狂热中的大学生们甚至提出，大学入学的语文考试，考生可交一份“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写的大字报底稿，如此等等。

建议的作者都是些“小人物”，他们可能未曾料到，他们代表了当时一种相当广泛的社会思潮，而这个建议甚至可以被看作是行将开始的招生考试改革的先声。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的第三部分“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际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这条经验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他在这篇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反映了他教育思想中一些一以贯之的思想，如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工农群众中普及教育，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批示中，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提到在招生时废除考试。

这里，因为是针对一个具体经验而发，很难说这段批示就是他对自己有关招生制度、学生分配制度改革思想全面、准确的表述。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段批示在实践中执行的结果，实际上只是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除考试的招生制度——后来曾一度发展到废除学校里的一切考试制度，一是学生毕业后实行“哪来哪去”，也就是回到实践中去。这段批示在被形式主义、绝对化地进一步发挥和宣传后，实际上成为“改革旧的招生考试制度”的基本纲领和依据。

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和毛泽东的批示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7月下旬至8月，各种报刊纷纷在头版以大号字体和通栏标题发表文章和报道，表示拥护和响应。这不仅标志着教育革命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也预示着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

1968年9月，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批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这所大学的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相当于高中不等，学制为两年（后延长十个月）。课程设置为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及专业课等。专业课结合本厂的典型产品或科研课题组织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生产顺序分阶段进行教学。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的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毕业后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除了各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外，自1969年起，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

五

在许多大专院校举办各种类型的试点班、教改小分队一年多的基础上，1970 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考。《报告》认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当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中有关“学生条件”的规定为：

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此外，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关于招生的方法，《报告》提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分配的原则为，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等等。

报刊上立即对这种招生方法作出了热烈的反映，各种报道、文章和讲话对它的作用、意义备加赞扬。9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的署名文章《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生》中，进一步阐发了以上《报告》所提出的招生设想。文章指出：“招生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在学校这个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数挂帅’，鼓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工农兵一针见血地说：‘分数线，分数线，工农兵的封锁线。’”“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题、打分、说了算的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废除。”如此等等。

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些举措都是对近现代教育体制中招生制度乃至整个考试制度的一个“革命”，一个彻底的“革命”。值得注意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个“革命”也确实触及了传统招生制度和考试制度中的一些严重弊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革命”所造成的弊端也绝对不亚于它所消灭的弊端。

六

1970年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凡过去是面向全国的大学，现在条件成熟必须到外地招生时，在中央规定统一招生办法之前，可暂由省与省之间协商解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上述精神，部分高等学校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共计招生41870人。

新招收的学员以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为首要标准。据1971年5月统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七所大学1970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中，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 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 2％；其中党员占46. 2％，团员占38. 1％，非党员占15. 7％。武汉大学1970年招收新生988名，其中工人占40％，贫下中农（包括基层干部）占33％，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占21％，解放军战士占5％，党员占31％，团员占38％，县以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60多名。学生最大的43岁，最小的17岁。广州中山医学院招收的600名学员中，有一半是工人、贫下中农、复员转业军人，一半是解放军战士。他们都是从公社以上在职基层卫生人员和部队的初级卫生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其中来自地方的学员，有6年以上工龄的占2/3，有的工龄在20年以上。1970年11月开学的江苏新医学院招收的479名新学员中，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占85％，大多数是来自农村、工矿的赤脚医生。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招生政审标准，全国各地的做法不一，但普遍是偏严。山东省1971年招生时，规定按照征兵政审的五条标准招收学员。此外，所学专业与个人特长、爱好不符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招生中，文化标准一开始就被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上述北京七所院校所招学生中，文化程度高中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 6％。武汉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还有加减乘除也不认得的文盲。在另一些省、市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初中生和小学生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山东大学对80名入学新生进行测验时，及格的只有17人，甚至出现了1÷5 =5、1/2 +1/3 =2/5的答案。其他如政史系的学生问“巴黎公社”在哪个县，化学系的学生不懂化学符号等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例也比比皆是。为此，该校1971年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给新生补初、高中课程，1972年又把补课时间延长。学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及相互之间的悬殊无疑给教学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刚开始招生时，因农村学生来源广、各级领导比较重视、知识青年上学要求迫切等原因，各院校从农村招生比较顺利，而从工厂招生却遇到了困难。一方面，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当时大部分是工厂骨干，工厂怕影响生产，不愿放。另一方面，一些青年工人不愿上大学，认为上大学有三个“划不来”：政治上划不来，由领导阶级变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经济上划不来，由30～40元的工资变为19. 5元的生活费；生活上划不来，找对象不能结婚。一些大工厂技术力量雄厚，对送工人上大学不热心；一些小工厂、新建厂急需培养、补充技术人员，却因新工人多选不出多少符合条件的学员。为此，各院校纷纷建议，为保证招收符合条件的学员，最近两三年应多从上山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中招收新学员；实行推荐加考试的方法；逐渐改为招收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入学；在大学设预科，补到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再升入本科，等等。

七

“文化大革命”中，科学、文化、知识在狂暴的大批判中遭到了空前的贬损和亵渎，知识分子也不仅仅因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教条、呆板”等只受到轻视和嘲讽，而更因其“资产阶级”的属性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和歧视，以致一度被戏称为“臭老九”。但是，很难说这些政治狂涛表面翻滚飞溅的泡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文化深层的意蕴和本质，更遑论它能真正触动中国几千年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类的文化传统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奇特的画面：一方面，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贱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人们迫切希望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这条无须考试的“捷径”，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走进大学的校门，实际上也就是成为一个标准的知识分子。

在这场奇特的竞争中，权力与关系的作用显得格外突出。

人们是怀着很不相同的动机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来的。有人是出于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和热爱，有人是看准了学历对仕途和特权必不可少的装饰作用；有人显然是有意或无意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关读书人高雅地位的思想所支配；有人则仅仅是为了一些极为现实的利益——脱离农村，挤进工薪阶层和城市户口的队伍，摆脱沉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尽管当时农村被认为是最革命的所在，体力劳动被认为是最崇高的工作。这些由各种各样愿望、动机汇合而成的强烈、汹涌的升学欲望，一经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不要考试的新招生制度相结合，立即在全国造成了一场持续多年、规模广泛、影响深远、久治不愈、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的“新生事物”——“走后门”。

1970年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走后门”的问题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1971年以后，“走后门”已成为招生（以及招工、招兵）工作中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规性的严重问题了。一些手中握有实权的人，堂而皇之、千方百计地把自己以及亲朋好友、上级下属的子女送进大学，权力再大一些的，则要把子女送入好大学、好专业。

招生工作中明目张胆、相当普遍的“走后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强烈的不满，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1972年5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通知》指出：

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

《通知》要求各级领导部门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对违反招生规定的予以制止纠正；如今后有违反规定的，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还要把学生退回。实际上，此类通知往往是些表面文章，根本不可能对由“推荐体制”所造成的“走后门”产生什么遏制作用。

“走后门”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大学生源水平的低下，加重了大学的负担。更为严重和深远的后果是，它进一步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恶化了社会风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走后门”也使“文化大革命”自身处于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在经历了如此史无前例的“斗私批修”和灵魂净化之后，人们却变得如此“自私”和言行不一；在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宣传形势大好、觉悟空前提高的同时，人们却对如此普遍的社会顽疾束手无策。一切宣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眩目成就和神圣使命，都在这个畸形的“后门”面前困窘不堪。

八

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教育的民主化。教育民主化的首要内容，是教育机会的民主化即教育机会均等。教育机会的民主化，要求教育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它不承认任何种族、性别、年龄上的差异，更不承认由门第、血统以及经济状况等方面的不同，而只承认每个学习者在能力、努力程度方面的差异。这是社会公正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教育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是使每个受教育者都享有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而不是学生发展结果的平等。而这种平等是社会需要、个人才能和兴趣以及个人努力的综合结果。教育革命似乎也很看重这个目标，但它实际上把民主化演绎成一种平均主义，一种并不平均的平均主义。

从形式上看，“群众推荐”的确体现了一种空前的平等，甚至是一种平均，但这种平等或平均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否定分数方面的不平等，也就是否定个人努力方面的差别，所以这种平等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如果再考虑到更具有实质意义的“领导批准”，这种平等或平均就只能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讽刺画了。

当人们废除了高考制度从而取消了因分数高低造成的不平等时，他们也就不得不面对着一种新的、更为严重的不平等了。当人们刚刚因废除激烈的考试竞争而大松一口气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发现，争取“推荐”的竞争更不轻松，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人。随着招生制度改革而来的“走后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一种体制病的外在表现，它不是道德感召或政治运动所能医治的。当人们因考试制度中一些现在还难以避免的缺陷而把它斥为“资产阶级”的时候，他们原有的那一粟真理也就掩埋在谬误的沙漠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