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选》（第一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赋

盖闻天道不远，在庶民之日用；王政惟微，察闾阎之饥寒。昔文王问瘼于岐阳，管仲通货于山海，然未若毛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之论，将马列真理化入柴米油盐，寓革命宏图于耕织作息。其文如《豳风》之述农事，似《月令》之序民生，而仁心之恳切，尤超前圣。

当甲戌岁（1934）瑞金春深，扩红征兵正急。部分干部或谓“革命大事岂拘小节”，或云“战争时期何暇恤民”。公乃振木铎而宣教化，指出“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此语如春风化雨，似晓日破雾，立群众路线之实基，树苏维埃政权之本根。

其论分两翼：一曰“关心群众生活”如树之根本，二曰“注意工作方法”似水之流形。根本固则枝叶茂，流形畅则润泽广。二者相济，若阴阳之互抱，似经纬之交织。谓“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就要和群众在一起”，此理通乎《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言“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具体的工作方法”，此道合于《周礼》“以官府之六职辨邦治”。

今观其道，愈觉历久弥新：夫“精准扶贫”之策，岂非新时代之“关心群众生活”？“放管服”改革，何异当年“改进工作方法”？至若“民生七有”目标，正合“群众生活问题”之旨；“基层减负”举措，延续“反对官僚主义”之魂。公所谓“像和尚念经一样叨念群众利益”之诫，于今观之，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之生动实践。

其思想境界，有三重升华：一曰“人民主体”的价值观。将“群众生活”置于革命事业中心，超越《尚书》“民惟邦本”的治理智慧，臻于“人民创造历史”的哲学境界。二曰“实践理性”的方法论。以“工作方法”为桥梁联结理论与实践，突破《大学》“格物致知”的认知框架，创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论。三曰“细节治国”的执政观。从“盐米柴薪”中见政治大局，将《道德经》“图难于其易”的智慧化为治国方略。

察当今世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民生需求升级；治理体系现代化，工作方法革新。然“厕所革命”之举，正“群众生活无小事”精神的传承；“互联网+政务服务”，乃“改进工作方法”要求的创新。至若抗疫斗争中“生命至上”原则，与当年“关心群众疾苦”一脉相承；乡村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与“深入群众”方法神韵相通。然今之“群众生活”，已非单纯温饱问题，更显为“美好生活需要”“公平正义追求”等新内涵。

其文辞境界尤见功力：述民生若《诗经》国风质朴真切，论方法如《孙子兵法》机动灵活。用“和尚念经”民间俚语，破官僚八股；以“盐米柴薪”日常事物，显治国大道。此种文风，合于《毛诗》“饥者歌其食”的传统，开创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之新范式。

然时移世易，当取其神髓而变通：昔年“下乡调查”之法，可转化为今朝“大数据精准识贫”；往日“群众大会”之形，当升华为“网络问政互动”。如《易经》所言“变通者趣时”，须依新时代特点而创新：既要防“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也要反“脱离群众的技术主义”。

太史公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此雄文，当悟其根本在“人民至上”四字。较之《贞观政要》“民水君舟”之喻，更重主体地位；区别于西方福利制度，独具中国特色。此种群众观，上承《礼记》“天下为公”的理想，下启“共同富裕”的道路，彰显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独特智慧。

赞曰：

瑞金春深草木香，群众文章字字芳。

盐米琐事见大道，工作方法蕴玄章。

官僚主义当须戒，人民情怀不可忘。

今日重读关怀论，新征程上沐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