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写了一年的书前自序，都说了些什么呢？

《还原上古舆地图：山海经证真》自序

去年中秋节前，贾雯鹤教授为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已经发布，请读者自行参考。一年后的今天，终于把这篇自序完成了。

在我手头有一本巴蜀书社版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是当年在成都求学时在九眼桥头的一家书店买的，多年来一直带在身边，成了我的研究底本。1996年我从川大中文系毕业之后，最先在传媒广告行业工作，2004年被中央电视台聘请为广告策略顾问，得以与北大、清华、传媒大学等名校的教授博导们讨论切磋。北京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这些经历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丰富了研究方法。

2014年初，“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热点的社会话题，大家对我这个“视角与教授每每不同”的人给予了希望。我认为正如考古学家王巍先生所言，最早的丝绸之路不是张骞那么晚，先秦时期就存在“丝绸之路”了。而当年读大学时就曾怀疑《穆天子传》这本书所言可能为真。所以，接下来几年我就研究《穆天子传》了。首要问题是书中所说的“昆仑”位置的确定。这是中国上古史以及先秦历史地理学的重大基本问题，必须格外慎重，我的方法就是将结论代入原书原文一一验证。然而却发现结论虽然在《穆天子传》中完全成立，在《山海经》中有的似乎也对，有的则明显不对。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就不得不反复研读《山海经》。

《穆王西征新解新证》书稿封面局部

本来，我并没有研究《山海经》的打算和把握，虽然经常读，很熟悉，甚至在了解了数十位古今中外学者的观点之后，我还是认为没有人真正把这本书从总体上讲清楚。真假虚实，山水到底在哪里？古国存在与否？帝台、帝俊这些不见于正史的上古帝王，他们活动的时代与地域能够确定吗？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这些上古神话传说，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呢，该如何揭示传说背后的真相呢？

有人认为《山海经》说的是古印度、古埃及、非洲、美洲，到底对不对呢？为什么这些地方没有类似《山海经》的古代文献。或者说，古典时代外文原典里是没有《山海经》的，此书只有中国先秦古文一种版本。如此说来，是不是就是华夏上古历史地理书呢？既然两千多年来没有人能够搞清楚，是不是本身就搞不清楚呢。但是，为了给昆仑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山海经》是躲不过、绕不开的。书中19条与昆仑相关的内容，我反复琢磨，在各种版本的地图包括电子地图上反复对比验证。

贾雯鹤教授序言说我的方法类似毕沅，毕沅可是当过一方大员的人，我一介布衣，没有毕大人那样的条件和资源。窃以为倒是与清初平民学者汪绂有些类似。汪氏《山海经存》注释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地理山水考释。以前注《山海经》者，并未将历史和现实对应，汪氏则将他认为能够明确的山水，与当时山水名称或所在地域尝试对应。然而汪绂的《山海经存》，竟然是在其身后150年才刊行出版的。《周易》说“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我理解为也不一定非要赶时髦，从而成为时代浪尖上的弄潮儿。至少要不断修为，不被时代浪潮抛弃、淘汰，赶得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最好当下就出版而不是在150年之后……

当今，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山海经》呢？一个是古文字研究长足进步，甲骨学已逾百年，一个是考古学的百年发现，这些是古代人不能想象，也无法认识的事实与真理。因为甲骨学，使得我们比明朝人、汉朝人更懂得商朝。因为百年考古，我们比乾嘉学者、晚清民国大师更懂五千年甚至一万年前的中国。而《山海经》里，恰恰有古代学者、晚清民国大师认知之外的内容。

成都是我上大学的地方，也是我与《山海经》的结缘之地。成都素称全国《山海经》研究的重镇，80年代有一次全国性的《山海经》研讨会就是在成都开的，会上形成的共识也出版发行了，有些现在看来问题不小的观点也反映在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的权威书籍资料里，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神话学家 《山海经》研究大家 袁珂教授

虽然袁珂先生在世时无缘见面，然而，四川省社科院还有袁珂先生的学术陈列室，袁珂先生的关门弟子贾雯鹤教授恰好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任教。而我当年在川大中文系的同班同学朱泓在成都东郊龙潭经营着他的云城会，他毕业后一直在成都发展，与同学们以及校友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经他与贾教授建立了联系，见面之后方才知道，贾教授竟然是我们的90级师兄。

贾雯鹤教授 现任西南民大文学院院长

原来我经常参考的论文作者竟然是川大高两届的同门师兄。我们回忆起了当时的宋永培教授，他是国内知名的《说文解字》研究专家，贾教授当年就是跟宋老师读的博士。而我读本科时，宋老师恰好教我们《古代汉语》，后来还有我很感兴趣的《说文解字》选修课。我的古汉语底子还算不错，宋老师曾鼓励我跟他读研。因为怕考外语的缘故，本科毕业后我就没有再去读研，而是选择了工作之余的自学和研究。

已经去世多年的恩师 宋永培教授

立足古文献，结合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人类学等等多学科的观点与方法，进行跨学科多视角交叉研究，来解读《禹贡》《穆天子传》《山海经》这样的先秦文献，是我采用的基本方法。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是在继承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在李学勤先生领衔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被明确采用了的。这里的多学科指多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一起交流讨论研究，颇有 “会诊”的意味。李学勤先生是川大的客座教授，我至今仍记得1995年他给川大文史专业开过一堂周末讲座，令我大开眼界、醍醐灌顶。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极大激发了我后来不辍自学的兴趣。

已故文史大家 李学勤教授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个人，说“多学科交叉研究”似乎有些大而不当。事实上，我对很多学科只是蜻蜓点水地接触了一点皮毛。比如说考古学，我从未参与过任何田野考古的发掘整理，我只是了解这个学科基本的观点与方法，尤其是我关心的国内史前主要遗址的基本概况。要比较全面，其实工作量蛮大，因为这种遗址很多，其中重要的全国少说也有数百个，要将这些遗址的四个要素（时间、空间、遗址规模与文化特征）基本掌握，大概提到一个考古文化时期一个地方（全国几百个地级市之一），都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其实一幅图难以画清楚，需要十幅、百幅图

如此，显然已经不是典型的文学界古文献研究的做法。虽然我当年读的是中文，而现在的做法及立场，更倾向于实证研究的史学。说出于文而入于史，好像有些夸张。只能说是有些古文献、古汉语方面的一点基础，后来完全靠自己摸索积累。这是互联网时代甚至移动互联时代带来的新现象。我还没有借助AI（人工智能）进行任何创作，只是经常利用搜索引擎作为随时随地的资料室图书馆而已。当然，日益兴起的自媒体内容，也会带来一些启发，增进一些了解。我本人也经营自媒体账号多年，发布了上百篇有关《山海经》研究的文章。其实不少正式的学术期刊，在纸质版之外，也有了其自媒体账号。比如我经常阅读参考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文博中国、亚洲考古、中国历史研究院、古文字微刊、简牍学、史学研究、中国国家地理、星球研究所等等。

之前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完成了30余万字书稿《穆王西征新解新证》，还原了穆王西征的路线，证明了其书的真实性。而研究《山海经》的动机，恰好就是为了给《穆王西征新解新证》一书作结，并非一开始就想考证古奥繁难的《山海经》。因为笔者关于“昆仑”的结论，在《穆天子传》中反复验证无误，而在《山海经》19处验证时，就发现有的对有的错。由此不得不反复研读《山海经》数载，终于顿悟《山海经》原书的某些法度，不能以旧观念旧眼光看待，再去一一验证，基本上就成立了。为了证明这种推论，必须将《山海经》全书解读通透，又是数载。期间发现书中古国古物，每每与各地考古发现相合，由此又要更多的了解和研究相关考古发现，又是一边撰述一边自学考古，仍是数载光阴。

打通文献与考古的最后一公里，发现书中古国即考古诸遗址

资料采用方面，比如当今各地区的基本地理情况，如地貌、山水、气候、物产等主要采自地方政府官网，考古遗址基本资料主要来自中国考古网。至于与现代考古学、生物学等多学科进行的交叉研究，则尽量采用文献资料。文献资料方面未及全面深入研读各地方志，因而显得粗疏，希望能引起沿线各地专家学者的重视，以其熟悉的本地方志内容对报告进行补充或者批评。地图资料方面，缺少大比例尺普通地图。目前采用的普通地图最大比例尺为1:450万，分省地图册比例尺大，然而并非基于地形地貌的普通地图，基本都是政区图。很多山水都没有标注，因而又需要经常参照各种版本的电子地图，相互比照来确定书中所言的微观地理对象，小山、小河、生物、矿产等等。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没有这个事先的长期研究考证，就是漫无目的的旅行游玩。光有案头研究，不进行实地考察取证，对于研究《山海经》来说始终难以落实。在文献研究之外，笔者进行了一些实证和实地考察，成为书中有力的证据。但是并未按照原书顺序，26列山系每一列、447座山峰每一峰进行一次全面的实地考察。

下来要实现这一个夙愿，就是开启“《山海经》实地考察万里行”活动，计划用十年之功，载书以游、按图索骥、实地踏勘，考证书中所言的每一处山水、每一种动植物、每一个遗址、每一件典型文物。当然，如果发现书中与实际不符的，也会进行修改与补充。将来实地考察结束之际，就是本书修订版推出之日。在此过程中，欢迎读者批评指正，更欢迎志同道合的读者加入到考察活动中来。也不一定要从头走到尾，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与在自己家乡的考察活动。我期待着与全国各地的读者朋友们亲密互动。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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