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颖甫是这样理解张仲景的阳明与少阳病变的，建议收藏保存！

在中医经方学的研究史上，曹颖甫是一位极具创造性的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体系，更在临床与理论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尤其在阳明与少阳病机的理解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他的学说既根植于古典，又能借鉴近代医学知识，展现出中医与现代思维互为补益的广阔视野。

他强调阳明的运化功能，认为阳明气行于三阳，而胃气的盛衰可通过“跌阳脉”加以辨识。他从脉象切入，将太阴与阳明对比：太阴主升，阳明主降，升降之间体现着脏腑气机的平衡。一旦太阴虚衰，寸口浮迟；若阳明实盛，则跌阳浮数。这样的分析，不仅使脉象有了清晰的生理学意义，也让辨证论治更加直观。

他对阳明病的理解，不再仅仅停留在“腑实燥结”的传统层面，而是大胆引入胆汁、肝液等概念，指出胃腑的消化功能需依赖肝胆津液的协同作用。他甚至提出“阳明标阳而本热”，并联系到现代医学对消化系统的认识，认为胆汁助消融水谷。这种见解在当时颇具突破性，使阳明的病机解释更符合临床实际，也显示出他对中西医学的会通思维。

在具体证候上，他强调阳明病以“潮热、大渴、引饮”为核心特征，尤其指出潮热多发于日哺时分，这是因为阳明燥热之气与天地阴阳消长相抗。对于头痛的部位鉴别，他也有细致分析：太阳头痛多在额旁太阳穴，而阳明头痛则在“网上”，即两眉之间。他通过这种部位辨析，不仅丰富了六经病的临床表现，也方便医生快速判断病位。

在治疗上，他主张阳明实热者“宜大承气汤急下之”，但同时提醒不可攻下太早，否则会损伤中阳，造成脾胃虚寒。他善于把握虚实的转换，既敢用重剂，又懂得权衡火候，体现出经方大家的临床智慧。更难得的是，他能够把经络所过之处的症状，与阳明病的机理结合起来解释，比如右胁筋牵及膝外廉痛，他即判断为“胃家实”的表现。这种从经脉联系到病机的推理，极具学术启发性。

在六经病机的探索中，少阳常被视为“半表半里”的代表。曹颖甫对少阳的理解，远远不止停留在书本的理论，他结合经络走向、脏腑关系以及临床实践，提出了许多细致而新颖的观点，使人对仲景《伤寒论》中的少阳病有了更为立体的把握。

他首先明确指出，少阳病机涉及手少阳三焦与足太阳膀胱的相合，上中二焦又与淋巴系统相应。这一思路很有突破性，因为传统医籍多强调少阳的枢机与疏泄，而他则把少阳与现代医学的“排泄、循环”功能相联系，提出水气流入三焦可导致胁下满痛。这不仅让少阳的病理更接近临床实际，也拓宽了中医对“三焦水道”的认识。

曹颖甫特别强调少阳病往往与阳明相连，原因在于胃底本有胆汁，当胃气上逆时，胆汁上溢则口苦，胆火灼咽则咽干。这种“口苦咽干”的病机阐释，不仅与经典方证吻合，也与现代对胆汁返流、胃食管逆流的病理机制不谋而合。

他甚至记录过一则医案：病者少阳证明显，服小柴胡汤后，当夜吐出数口胆汁而愈。他据此指出：少阳病的解法，并非仅限于发汗或攻下，吐出胆汁亦能达成和解之效。这种敏锐的临床观察，可视作对仲景原文未尽之处的补充。

在经络角度的说明上，他提到手足少阳之脉循行于耳前后，因此若湿邪郁阻，往往表现为耳前后肿痛。针刺少阳经穴可疏泄郁气，从而缓解症状。他将少阳“主疏泄”的特性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三焦主水道，外排为汗液，下行为小便；二是足少阳胆，位于肝叶之间，胆汁分泌入十二指肠，协助胃腑消化。这种论述，把少阳经的功能与胆腑生理、三焦代谢紧密结合，既承经典又契合解剖学，显示出他古今融通的学风。

在脉象分析上，他特别强调弦脉的归属。弦脉多见于疟疾、水饮、胁痛等证候，且大多与手少阳三焦相关。这种以脉证对应经病的思维，使辨证更为直观具体。他同时指出，少阳病多在六七日后有可能传变，但少有直入太阴或少阴，多数转入厥阴。他据此提出少阳病的传经规律：上半身属淋巴管，下半身属输尿管，三焦主水液的排泄，依赖相火推动；若胆火由少阳传入厥阴，则与血液代谢关系密切。这样的理论，把经络与生理结合在一起，极具启发意义。

在对《金匮要略》的发挥上，他屡次以少阳病机为核心解释复杂病证。例如，他指出产后郁冒、呕吐不能食的病机，在于少阳气机上逆，胆胃不和，津液失于下润，因而大便坚结。治疗应以小柴胡汤和解，调顺胆胃之逆。他还借助少阳理论解释水气病、呕吐下利病、虫积病等，认为少阳气机不达三焦，必有痰饮、水邪或寄生虫滋生。这些解读，不仅拓展了原有的方证体系，也展示了少阳在多种疾病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