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颖甫强调，太阳之气的性质是标热而本寒，过度发汗只会里更寒！

谈到近代中医经方大家，曹颖甫绝对是绕不开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有中医素养的家庭，父亲医术颇深，家中有人生病，从不请外医，总是自己处方治疗，而且屡屡见效。这种家庭氛围和良好的家风，成为他一生立志学医的重要起点。曹颖甫自幼耳濡目染，对中医学心生向往，在少年时期就喜欢阅读医书。他的父亲也鼓励说：读书之余若能懂些医理，便是救人的另一门技艺。这样的言传身教，让他在少年时代就与医学紧紧相连。

母亲因病腹泻，他就用附子理中汤；母亲夜间咳痰不眠，他就用皂荚丸；亲属患蛔厥，他则尝试甘草粉蜜汤；至于肠痈之证，他依靠大黄牡丹汤也获得良效。这些亲身的体验让他对经方产生了极大信心。到了十三岁，他还能凭借对《伤寒论·阳明篇》的理解，诊治邻里老妪的病情，用大承气汤一剂立效。那一刻，他深深感叹仲景之方的神奇，自此矢志不渝地追随经方。

少年时的经历只是开端，十六岁时，他亲眼见父亲因病重用附子理中汤而得以康复，更加坚定了他对仲景方剂的信任。这些事例不断印证着经典方药的疗效，也在心底扎下了“经方可信、经方可用”的信念。从此以后，《伤寒论》《金匮要略》几乎伴随他一生，他对经方的研读从未间断。曹颖甫可以说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方大家，靠的是勤学不辍与实践印证。

在学术源流上，他深受张隐庵、黄坤载、陈修园等医家的影响。他常常反复研读《伤寒论集注》《伤寒论悬解》《伤寒论浅注》等著作，并且广泛涉猎历代医家的经验。他曾经评价说，自张隐庵始，才能辨别古籍传抄中的错误，但仍有沿袭之处；自黄坤载始，才真正谈到三阴生死的大义，虽有偏激之处，却打开了思路。可见他对前人的尊重与批判并存，取其精华，兼收并蓄。他在自己的《伤寒发微》《金匮发微》《经方实验录》中，不仅总结了个人的临证经验，也多次引用、评论历代医家的观点。从王叔和、尤在径，到叶天士、吴鞠通，再到张锡纯、丁甘仁，他博采众长，视野极为开阔。

曹颖甫对这种倾向十分担忧，他直言指出：“仲景之法，今古皆宜，岂能弃良方而不用。”这不仅是对仲景方药疗效的笃信，更是一种医者的责任担当。他看到一些医者过分求稳，用药不痛不痒，结果患者病情徘徊不愈，于是毫不留情地批评这种“置人于不生不死之间”的医风。

曹颖甫在临床中敢用重剂、敢用峻方，这种勇气并非鲁莽，而是源于深厚的学识与长期的实践积累。他善于在危重病症中抓住核心病机，用仲景方药起沉疴，常常药到病除，被人称颂为“凡他医不治之症，治之辄着手愈之”。这种行事风格，正好体现了他对医学的理解：医者要敢于担当，不能因畏首畏尾而失去挽救生命的良机。

在学术思想上，他特别强调《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价值，认为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他告诫后学，中医学不能舍本逐末，不能只贪恋繁花似锦的时方，而忽视了深埋地下的根基。秦伯未用“一株树”的比喻来解释曹颖甫的学术思想：没有根，就没有枝叶花果；只重视枝叶，而忘记根本，也会失去整株大树的生命力。曹颖甫正是通过不断倡导经方研究，提醒医界不可丢掉中医的源头活水。

然而，他并非完全否定时方，而是主张“古为今用，善于古今通变”。在他眼中，时方固然有其价值，但若不以经方为基础，便会失去辨证论治的根本原则。经方是中医学的大道，而时方只是枝末的演化。因而，他极端主张研究经方，却也不盲目排斥时方，而是强调二者关系，就像根与枝叶一样不可分割。

在中医六经辨证体系中，太阳病常被视为外感疾病的开端。曹颖甫在研究《伤寒论》时，对太阳病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他提出“太阳寒水”之说，认为太阳经病因在于寒邪犯表，阻碍了水液正常外出之路。卫气本应运行于体表，推动营卫之气化为汗液排出体外，但一旦被寒邪所遏，水液郁闭，就容易出现发热、恶寒、无汗或汗出不畅的表现。曹颖甫把这种“寒水”与津液代谢相联系，并以现代医学的“淋巴管”作比附，使学理更直观易懂。

他强调太阳之气的性质是“标热而本寒”。这句话的意思是，表面上表现为发热，但实质却根源于寒邪阻遏。如果此时误治过度发汗、涌吐，就会导致津液枯竭，表热更盛而内里更寒。比如出现大渴、大脉洪大的情况时，就要用人参白虎汤以清热生津。而当太阳病的表热与阳明之热互相交错时，曹颖甫提示可以用桂枝白虎汤，既能解表又能清里，这就是他结合仲景精神与临床实践的活用之处。

曹颖甫还深入剖析了太阳病与小便、出汗的关系。他认为小便和汗液本源一体，皆属“太阳寒水”的输布结果。如果寒水下陷，轻则为水蓄，重则为血蓄。他特别指出太阳病若出现发狂、少腹硬满，实为阳热下陷，结于胞中血海，此时必须察小便是否通利，以辨别是否为血证，一旦确诊便用抵当汤，立见奇效。他甚至提出“身黄”也是血液外见的标志，若再结合脉沉结、少腹硬满，就更能明确判断为蓄血证。这种诊断思路，不仅有古方依据，更带有曹颖甫的临床胆识。

在太阳病的传变上，他认为“将传阳明，必上湿而下燥”。汗出不尽，留于膈上，就容易形成痰饮；若停于心下，则出现痞满。治疗上，他强调通过宣通府气，让阴液随阳气上升，汗液自畅，正是五苓散的功用。若水饮内停，积于胸胁之间而下达不畅，则需以十枣汤攻逐。曹颖甫在这里展现出他对六经传变的整体把握，不拘泥于单纯的条文，而是融会贯通，善于抓住病机。

在吐利与身痛的辨证中，他区分了“兼恶寒”与“不兼恶寒”的不同：前者表明水气郁于皮毛，应用麻黄汤发汗以解表；后者说明水气郁于肌肉，应以桂枝汤和解营卫。这种细致的分辨，体现了曹颖甫对“太阳寒水”理论的灵活运用。他还指出，太阳病身痛的，多属表邪，应急用麻黄汤解之。而湿邪缠绵之证，仅靠一汗难愈，需麻黄加术汤或麻杏甘草汤，表里同治，才能同时祛风与祛湿。

他对太阳经输在背部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认为邪气郁于经输，日久生燥，便会出现“背反张、卧不安席”的症状。治疗上除了解表外，还需加葛根，从经输引邪外出，从而缓解痉挛。这一见解不仅丰富了太阳病的病机认识，也为后人提供了思路。在解释历节、湿家、痰饮等病因时，他更是紧扣“太阳寒水”之失，指出这些疾病的根源皆在于水液运行不畅，或郁于肌理，或停于关节，或聚为痰饮。

曹颖甫最后特别强调，对于太阳病若大便久不通，要注意分辨。若仍是表证，就应先用麻黄汤；若已经入里，则用承气汤。治法上先表后里，一旦通利，表里之病皆愈。他这种重视辨证次序、注重表里传变的思路，充分体现了“经方大家”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