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说孔子“野合而生”是咋回事？

的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这是咋回事呢？

可以笃定的是，这绝无可能是太史公故意造谣孔子——他没有任何编造孔子家世流言蜚语的动机。

《孔子世家·赞》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从上面这段话中，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怀有“高山仰止”般向往和敬意，且专门到孔府参拜瞻仰，以致流连忘返，感叹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

进一步说，司马迁的老师，便是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和汉初大儒董仲舒，耳濡目染，尊师敬道，他怎可能凭空捏造“师祖”孔子家世的绯闻。

还有，司马迁写作《史记》异常严谨——其一是，司马迁“择其言尤雅者”，对“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素材”略而不用；其二是，相互抵牾难断真假的，宁可并取之。此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出发点和态度，历来被世人所称道。

由此看来，所谓父母 “野合”生下了孔子，是一件八九不离十的史实。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野合”的含义是什么？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引》，被认为在诠释《史记》方面，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孔子世家》上述记载之后，司马贞注曰：“盖谓梁纥老而徴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他这个说法，是参照前朝徐广、裴骃、邹诞生等人对《史记》的研究，并吸取韦昭、贾逵、杜预、谯周关于“仪礼”的记述得出来的。

所以，他的此一说法，并非“随意一说”或 “为尊者讳”之言。

元代王恽在《玉堂嘉话》卷六亦载此事云：“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阴绝，男子八八六十四阳绝，过此为婚为野合。时叔梁纥过六十四，娶颜氏少女，故曰野合。“

这与司马贞所说一致，不过更具体了一些。

清桂馥《礼朴》卷二云：“《史记》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礼于女氏之庙也。”

这是新的说法。按照孔子所讲授的《周礼》，男子成婚，必经成礼于女氏之庙环节。没经此环节，便不合礼数，遂称“野合”。

此一说法，倒并非没有依据。

《春秋左传·定公十年》载，孔丘谓梁丘據曰：“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杜《注》：“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嘉乐，钟、罄也。”《疏》：“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

按照周礼，祭祀礼器不得出国门，配享钟罄的礼仪也不该在庙堂之外。

后世直到当代，对司马迁的记载，采用司马贞解释的居多。至于“荒郊野外”云云，有人持此说，但并无丝毫依据。

孔子之父年纪过大，而母亲又太小；或没经过“成礼于女氏之庙”也是可能的——总之，不甚合礼数。

先秦史学者张秉楠先生著有《孔子传》。他推测，孔子母亲颜征在“生下孔子不久，便同孔家关系破裂，带着尚在襁褓的儿子离开”，并于艰难的生活中将孔子养大。所以，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她终生讳言孔子父亲的详情，连其墓地所在也不告诉孔子。

孔子母亲“同孔家关系破裂”，便更可能与婚姻不合礼数属，即非“明媒正娶”而属于“野合”有关了。

《孔子世家》说，孔子在母亲去世后，曾长时间停其灵柩于“五父之衢”，后来从陬邑挽父那里打听到父亲的墓地所在，这才把父母合葬了。

或许正是因为从小经历母为“弃妇”、己是“孤儿”这样的特殊经历，孔子并非是一个老八板儿的“道学先生”。

上博楚简《诗论》里，记录了孔子对《诗经·邶风·谷风》，还有《葛生》、《鹊巢》等诗中关于“弃妇”的态度，虽然他不赞同《谷风》中“弃妇”的怨天尤人，但又表达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并从中体现出一种“宽容”和“刚强”的品格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