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昱 |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中的白文本与经注本叙录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文献学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6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赵昱老师授权发布！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中的白文本与经注本叙录

「作者」

作者赵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2

「摘要」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的和刻本文献数量众多，价值珍贵。通过对和刻本经部文献中的《周易正文》《古文尚书正文》《毛诗正文》《礼记正文》《论语正文》《孟子正文》《周礼正文》《四书》等白文本和《尚书》《仪礼》《礼记》等经注本加以详实叙录，既便于学界了解这些日本版古籍的版本、内容特征，又力求透视书籍背后所蕴藏的学术文化传承要义。

「关键词」

李盛铎 和刻本 经部文献 白文本 经注本

引言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中国大陆范围内收藏古代日本刻本（和刻本）汉籍数量最多的图书机构，而且这些和刻本多系晚清民国藏书家李盛铎旧物。李盛铎（1859—1934），字嶬樵，又字椒微，号木斋（又作穆斋、牧斋等），别号师子庵旧主人、师庵居士等，晚号麐嘉居士，江西德化（今属江西九江）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江南道监察御史、驻日公使、京师大学堂总办、顺天府府丞、太常寺卿、出使各国政治考察大臣、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等。中华民国成立后，又任大总统政治顾问、参政院参政、国政商榷会会长等。1920年退隐。1934年年初去世。生平行事见其子李滂所作《麐嘉居士年谱》。

江西德化李氏家族富有藏书，肇始自李盛铎曾祖李恕于清道光初年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木犀轩，中间历经李文湜、李明墀两代，至李盛铎终于集其大成，声名斐然。而与其他民国名家藏书特色不尽相同的是，除了对于传统宋元旧椠、稿抄本、批校本的大力搜求之外，李盛铎还尤其关注在日本收藏、传抄、刊刻的珍稀古籍。1939年年底开始，其子李滂与当时的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周作人接洽，由伪国民政府以40万元整批收购李氏藏书，交付伪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批典籍全部由从云南昆明迁回的北京大学接管，是为今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之李氏专藏。

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目录》的著录统计，李盛铎旧藏古籍9087种、58485册，其中的和刻本古籍即有920种，占比超过十分之一。再就各个部类的比例分布而言，经部、子部医家类、子部释家类的数量都很可观，较之国内其他收藏单位更是遥遥领先。由于经部典籍的文本内容、版本类型以及经学学术思想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最为一脉相承、影响深远，因而特别值得重点关注、深入探究。

一、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的基本情况

李盛铎旧藏的和刻本经部文献，计有155种：《易》类23种、《书》类13种、《诗》类11种、《礼》类18种、《乐》类2种、《春秋》类15种、四书类32种、《孝经》类10种、小学类25种、群经总义类6种；再加上《佚存丛书》中的5种——《周易新讲义》《泰轩易传》《乐书要录》《左氏蒙求》《古文孝经孔传》，总共是160种。而李氏木犀轩藏书中的经部著作，总计962种（含副本），和刻本的占比约为六分之一，不在少数。并且，还有16种著作，李盛铎既收藏了中国古代的元明清刻本，又收藏了日本刻本（和刻本），它们是：

1.《周易传义》二十四卷、卷首一卷，宋程颐、朱熹撰，既有元延祐元年（1314）翠岩精舍刻本（存卷一至八），又有日本宝永六年（1709）出云寺和泉刻本；

2.《易学启蒙通释》二卷附《图》一卷，宋胡方平撰，既有明初刻本（卷上有缺页），又有日本享和二年（1802）覆刻《通志堂经解》本；

3.《尚书通考》十卷，元黄镇成撰，既有元刻本（卷二缺二页），又有日本刻本；

4.《诗集传通释》二十卷，元刘瑾撰，既有元至正十二年（1352）建安刘氏日新书堂刻本（卷一九有缺页），又有日本嘉永三年（1850）官版书籍发行所刻本；

5.《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宋杨复撰，既有元刻明印本（存卷一至一一、一三、一四、一六，且有抄配），又有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刻本；

6.《司马氏书仪》十卷，宋司马光撰，既有清雍正汪亮采研香书屋刻本，又有日本芳春楼翻刻清雍正汪氏刻本；

7.《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撰，既有明覆刻宋淳熙三年（1176）阮氏种德堂本，又有日本室町时代覆刻宋嘉定九年（1216）兴国军学本；

8.《四书或问》三十八卷，宋朱熹撰，既有明弘治刻本，又有日本正保四年（1647）京都风月庄左卫门刻本；

9.《四书辑释》三十六卷，元倪士毅撰，既有元至正二年日新书堂刻本（存《论语》卷一一至一四，且卷一一首页缺），又有日本文化九年（1812）覆刻日新书堂本；

10.《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李隆基御注、宋邢昺疏，既有明正德六年（1511）刻本，又有日本享和元年（1801）吉左卫门刻本；

11.《尔雅》三卷，晋郭璞注，既有元大德三年（1299）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明刻本、明吴元恭刻本（存卷上，过录朱彝尊跋）、清光绪间黎庶昌《古逸丛书》本，又有日本覆刻宋本；

12.《尔雅注疏》十一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既有元刻明正德补修本，又有日本旧刻本；

13.《说文解字》十五卷《标目》一卷，东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既有宋刻元修本（有抄配）、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清嘉庆十二年（1807）藤花榭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浦氏刻本，又有日本文政九年（1826）刻本；

14.《说文解字韵谱》五卷，南唐徐锴撰，既有元延祐三年（1316）种善堂刻本（有抄配），又有日本覆刻种善堂本；

15.《干禄字书》一卷，唐颜元孙撰，既有明嘉靖六年（1527）孙沐万玉堂刻本，又有日本文化十四年（1817）覆刻宋宝祐陈兰孙本；

16.《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元熊忠撰，既有元刻本（存卷三至三〇，有抄配）、明覆元刻本（有缺页），又有日本覆刻元陈宲本（杨守敬跋），还有一部日本活字本。

以上这些书，元明刻本大多都有残损或缺页，而和刻本则首尾完具，甚至所据底本时代更早。例如《四书辑释》和《说文解字韵谱》，元刻本与和刻本之间就都是直接覆刻的关系，所以尽管元刻已非全貌，但却能够通过和刻本弥补原书残缺之遗憾。

此外，若从体例内容而言，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正经注疏”系统内的白文本、经注本（含经注附释文本）、注疏合刻本。例如，《周易正文》二卷《略例》二卷、《古文尚书正文》二卷、《毛诗正文》三卷、《周礼正文》三卷、《礼记正文》五卷、《论语正文》二卷、《孟子正文》七卷、《四书》六卷以及天文版《论语》十卷等，是为白文本；《周易注》十卷、《尚书》十三卷、《仪礼》十七卷、《礼记》二十卷、《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论语集解》十卷、《孟子》十四卷及各种日本庆长古活字本等，是为经注本（含经注附释文本）；《尚书正义》二十卷、《孝经注疏》九卷等，是为注疏合刻本。

第二，宋元明清四朝学者的经解著作。例如，宋胡方平《易学启蒙通释》二卷、赵顺孙《四书纂疏》二十六卷、朱熹《孝经刊误》一卷，元胡一桂《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十五卷、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陈栎《书集传纂疏》六卷、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倪士毅《四书辑释》三十六卷，明傅逊《春秋左传属事》二十卷《附录》一卷、王纳谏《四书翼注》六卷，清姜文燦《诗经正解》三十三卷、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六卷、卢文弨《经典释文》三十卷《考证》一卷等。

第三，日本汉学家的注释、解说、校勘之作。例如，伊藤东涯《周易经翼通解》十八卷、海保元备《周易古占法》四卷、冈澹斋《毛诗品物图考》七卷、金泽休《春秋左传国次》七卷、伊藤仁斋《论语古义》十卷、中井乾斋《孝经纂义》二卷等。

各类典籍的具体数量，如下表所示：

兹就“正经注疏”系统中的白文本与经注本（含经注附释文本，以下统称“经注本”），择要考述如次。

二、白文本

1.《周易正文》二卷《略例》二卷

日本光格天皇宽政四年（当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青萝馆刻、仁孝天皇天保七年（当清道光十六年，1836）和泉屋金右卫门印本，一函二册。各册书签题“周易正文 上/下”（上册书签已脱落）。扉页牌记：中间大字“《周易正文》全二册”，右刻“兼山先生阅，葛山寿、萩原万世国读”，左刻“青萝馆”；钤“玉岩堂记”朱方。

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经传名、页码。首为《周易正文序》：“……学士论经属辞，动失之国读，害亦大矣。兼山先生悯焉，乃式古训，……先生命葛子福、萩□卿国读《易》《礼》……宽政壬子季冬吉野永亲撰。”各卷首行顶格题“周易正文上/下”，二至四行题“长井昌纯、永井定经、鹤田千里同校”。五行起为正文，顶格书，只录经、传文字，卦、爻辞与彖辞、象辞之间以〇分隔。《周易正文》之后，为王弼《周易略例》二卷（有邢璹序而无邢璹注）；末页刻“宽政四年壬子五月”一行，并“青萝馆”圆印。

全书最后有《玉岩堂藏梓目录》（和泉屋金右卫门），包括《合刻四书》（《孝经》《学记》《大学》《中庸》，片山兼山先生点，全一册）、《孟子正文》（片山兼山先生点，全三册）、《周易正文》（同上，全二册）、《礼记正文》（同上，全五册）、《周礼正文》（同上，全三册）、《大学原解》（锦城太田先生著，全三册）等近百种，遍涉经书、笔记、医书、诗文评选、丛书、字帖、童蒙读物、日用书等各个类别。尾页版权发行页：“天保七年五月，江都书林日本桥通一丁目须原屋茂兵卫、同二丁目小林新兵卫、浅草茅町须原屋伊八、日本桥四日市松本平助、本石町十轩店西村宗七、横山町三丁目和泉屋金右卫门。”

2.《古文尚书正文》二卷

日本后桃园天皇安永五年（当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集思堂刻本，一函二册。各册书签题“古文尚书正文山子点 上/下”。

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篇名、册次、页码等。首为《古文尚书序》。各册首行顶格题“古文尚书正文上/下”，二、三行题“山子国读，奥邸越通明、越后藤焕章同校”。四行起为正文：各篇篇名低二格书，篇序低一格书，经文顶格书。

正文之后，有跋语一篇：“自古学氏凤鸣于西京，大给氏鹰扬于东都，而复古之业日跻，可谓盛矣。然至其所导初学之书，一唯朱考亭氏之用，此所教非其所求也，不亦反乎？有识者盖慨焉。我兼山先生患其若此，尝因古注施国读于《诗》《书》《易》等，以训蒙士。余辈虑其书写烦劳，顷与同志谋之，请先生刻诸家，以惠社中童蒙，非敢公之世也。然脍炙所同也，我岂独之哉？若外人有同嗜焉，亦所不惜分也。乃所教不反所求，而事有终始，则复古之业，于是乎份份。丙申之秋九月，纪邸长万年谨识。”末页刻“安永五年丙申九月/集思堂藏刻”。

3.《毛诗正文》三卷

日本仁孝天皇文政二年（当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一函三册。各册书签题“毛诗正文 上/中/下”。

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页码。书前有日本文政二年秋九月樱山恭《重刻正文序》。各卷首行题“毛诗正文上/中/下”，二、三行上题“山子国读”，下题“若山田弸、笠间松伸胤同校，东都久保谦重订”，卷上首页钤“麐嘉馆印”朱方。全书经文顶格书，章与章之间以〇分隔；大序、小序皆低一格书；各诗之后有章数而无句数，与风、雅、颂各部分之后的篇数，低二格书。书后有日本文政二年秋九月久保谦跋。尾页开列“发行书肆”，凡江户日本桥南壹丁目须原屋茂兵卫等十一家。

据樱山恭序及久保谦跋，《古文尚书正文》和《毛诗正文》的刊行，是因片山兼山（1730—1782，名世璠）为便于童蒙诵读，特从孔、毛二《传》中离析经文，加以训点。后来书板磨灭，文字讹脱严重，才有重刻之举。因此，《毛诗正文》亦由集思堂于日本安永六年（当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最先刊刻；日本文政二年，久保谦曾加以重订（久保谦跋云“山子国读行四十余年”，指的就是1777至1819的四十三年），即此李氏旧藏之本。

4.《礼记正文》五卷

日本光格天皇宽政十年（当清嘉庆三年，1798）青萝馆刻本，一函五册。各册书签题“礼记正文”及册次。扉页牌记：中间大字“《礼记正文》全五册”，右刻“兼山先生阅，葛山寿、萩原万世国读”，左刻“青萝馆”。

半页十行，行十七字，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篇题、页码。各卷首行顶格题“礼记正文卷×”，二、三行题“石川岳、蜂屋维德同校”。四行起为经文，各篇篇题低二格书，正文顶格书。每一段毕，标“└”以与下段相区分。天头依据郑玄注及陆德明《经典释文》，间刻注音，如“凊，七性反”“矧，失忍反”“贲音奔”“献读为莎”等，或反切，或直音，或破读。卷五末页下刻“中泽世龚书”。

正文之后，有跋语一篇：“余之在越前也，客从京师来而谓曰：‘大哉山子之学也。’余曰：‘子之出此言，将何所见？’客曰：‘然。我未尝见象，见牙而知象之大。今京师学士尚山点《诗》《书》简正，……肥之西、纪之南，莫不靡然。于是乎引领东望曰：“既以《诗》《书》惠天下，《易》《礼》盍出乎？”夫句读细故也。我以见山子之学之大，岂亦不象之牙乎？’余曰：‘然哉，然哉。……子以象之牙，知山子之学；余亦以子之言，知礼乐之德。……’客岁从驾于东朝，乃纵臾葛、萩二子，授此书于梓人，以酬东望之士云尔。戊午之冬十一月，青木万邦识，生驹恒书。”末页刻“宽政十年冬十二月”一行，并“青萝馆”圆印。钤“葵冈”朱方。

据青木万邦跋文，片山兼山训点本《古文尚书正文》《毛诗正文》在前，靡然风行。受其影响，才有了《周易正文》与《礼记正文》，由兼山的弟子松下葵冈（1748—1823，名寿，亦称葛山氏）和萩原大麓（1752—1811，名万世）二人共同为这两部经典施加国读。

5.《论语正文》二卷

东都书林嵩山房、千钟房刻本，一函一册。书签题“论语正文山子点”。扉页牌记：中间大字“论语正文”，左刻“兼山先生训点”，右刻“东都书林嵩山房、千钟房藏”，左下刻椭圆长印“千里必究，不许翻刻”。

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页码，首页版心最下刻“山子国读”。首为何晏《论语序》。各卷首行题“论语正文上/下”，二、三行题“东都滕清卿、秩父宫建同校”。四行起为正文，各篇篇题低二格书，各章经文顶格书；《乡党》篇则浑然一段，在相应的句下标“└”以分章。

正文之后，有《书新刻论语正文后》一篇：“……我邦伊藤子以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其言虽鄙，意则善矣，亦可谓知《论语》者矣。余蚤有《论语》癖，唯恨后世注家纷纭，而国训繁冗，于是乎请吾兼山先生，就何注施国译者，刻于家以为子孙藏。盖取诸古注，简而易读；先生之译，洁而易诵也。……辛丑春正月，门人滕清卿谨识。”

书中钤“木犀轩藏书”“李盛铎读书记”“李传模印”“麐嘉馆印”诸方。

6.《孟子正文》七卷

日本后桃园天皇安永九年（当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青萝馆刻、仁孝天皇天保七年（当清道光十六年，1836）和泉屋金右卫门印本，一函三册。各册书签题“孟子正文 上/中/下”。扉页牌记：中间大字“《孟子正文》全三册”，右刻“兼山先生国读”，左刻“青萝馆”；钤“玉岩堂记”朱方。

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双行小字同，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页码。首为赵岐《孟子题辞》。各卷首行顶格题“《孟子正文》卷×”，二、三行上题“山子国读”，下题“松冈忠贞笃卿校”，四行起低二格书篇名。各章正文首行顶格书，次行起低一格书；每章之末，小字双行书章指。

正文之后，有跋语一段：“自紫阳氏学行，而汉注唐疏弁髦不翅，唯吾山子之设教，熟汉注唐疏，然后及宋明诸家言，故课其塾童，亦以汉义授句，而务去国训之烦。以故吾山子之门，五尺之竖子，自亡坊本俗儒陋读，盖其习惯然也。余观而钦焉，因与松冈笃卿谋，乞其《孟子》国读而公之。笃卿乃捐其俸而锲焉，可谓见义而勇者也。赵岐《章旨》全然于吾邦，而彼国已亡，孙奭《疏》中略收为己物，人不知为邠卿之言也。夫汉以上之籍，存于今者，片简只字亦宝也，况此全物乎！在嗜古者，不可以不传也。故今附载，以贻同志之人，庶为邠卿忠臣云。越后塞君山谨跋，东都片山永孚书。安永九年庚子秋八月。”（末刻“青萝馆”圆印）

全书最末汇刻《玉岩堂藏梓目录》，尾页为版权发行页（皆同前述《周易正文》书后）。

7.《周礼正文》三卷

日本光格天皇文化六年（当清嘉庆十四年，1809）刻本，一函三册。各册书签题“周礼正文 上/中/下”。扉页牌记：中间大字“《周礼正文》全三册”，右刻“葵冈先生阅、重野保光国读”，左刻“丹霞楼藏”；钤“玉岩堂记”朱方。

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六官”之篇题及页码。正文之前有序：“我闻兼山先生之塾，式次五经及二《礼》，可谓善捄其敝者。而二《礼》之有旧读，米盐蚁传，其烦可厌。顷者重野东成携其所校《周官正文》，来视余曰：‘前依郑义，正读施训。既经师阅，今也将上樱。《仪礼》之镌，亦复有日。愿得太夫一言，以冠卷首。’……则此举也，岂云他人之幸乎哉？是余所以不辞，有此序也。文化六年己巳之秋，延陵荪政敦撰。松山源忠孝书。”各卷首行顶格题“周礼正文上/中/下”，二、三行低一格书“葛山葵冈先生阅，门人重野保光国读”。四行起为正文，篇题低二格书，经文顶格书；各种官名外加阳围，以与其他文字内容相区别。天头间有取自《经典释文》的注音，如“亨，普庚反”“腊音昔”“毓与育同”“颁读为班”等，或反切、或直音、或揭示字之古今与假借等。

尾页版权发行页：京都三条通舛屋町出云寺文次郎、东京日本桥通一丁目须原屋茂兵卫、同日本桥通二丁目须原屋新兵卫、同横山町三町目和泉屋金右卫门版等，凡十二家。

由牌记及题署信息可知，《周礼正文》的训点者为松下葵冈的弟子重野保光，当是《书》《诗》《论》《孟》《易》《礼》诸经“正文”在先，到了兼山的再传弟子，才有《周礼正文》问世。

总体而言，以上七种和刻经书白文本——《周易正文》《古文尚书正文》《毛诗正文》《礼记正文》《论语正文》《孟子正文》《周礼正文》，相通之处在于：第一，它们都是由片山兼山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重加训点而成。片山兼山是日本近世汉学发展到后期而形成的折衷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更早的朱子学派和古学派都有所批判，因此提倡重归古书以寻求“古道”。在此基础上，他决定抛弃深受朱子学影响的经学文本，选择“古本”，抽绎经文，为之“国读”，用以教授塾童，使他们能够真正由简入繁地学习。第二，诸经“正文”所据底本，皆为日本旧传之经注本。《毛诗正文》的序跋，明言兼山从孔、毛二《传》中离析经文；《周易正文》后的《周易略例》，有邢璹序而无邢璹注；《论语正文》首为何晏《论语序》，《书新刻论语正文后》所谓“就何注施国译者”；《孟子正文》保留了赵岐的《题辞》与“章指”：这些都体现了由经注本删略而来的痕迹。更具体言之，《周易正文》“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〇《象》曰：终日乾乾，反复之道也。”《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注疏》作“反复道也”，《校勘记》称：“古本、足利本‘道’上有‘之’字。”《文言》“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校勘记》称：“古本、足利本‘与’下有‘言’字。”因此《周易正文》的文字与古本、足利本合。阮元所引古本、足利本皆据日人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它们都是日本中世足利学校旧藏之经注本。又如，《孟子正文》首章“孟子见梁惠王”，章指“君臣辑穆”，《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辑”作“集”，《校勘记》称：“足利本‘集’作‘辑’。”“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章，章指末句“仁与不仁者也”，《校勘记》称：“足利本‘也’上有‘者’字。”则《孟子正文》的文字亦与足利本合，情况同前，可证。第三，付梓时的版式行款，各本全同，都是“半叶十行，行十七字，字旁有和式训点；四周双边，单鱼尾”，甚至就连牌记的格式也大多近似。这充分体现了经书作为一个整体、常常以同样的面貌同时或稍有先后地出版发行的普遍特征。

8.《四书》六卷

日本孝明天皇庆应三年（当清同治六年，1867）刻本，一函四册。各册书签题“官版四书 学庸/论语/孟子上/孟子下”，即《大学》《中庸》合一册，《论语》一册，《孟子》二册。半叶八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无鱼尾，版心刻书名“四书”、卷次、页码。

全书只引《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经文及朱熹《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序说》《孟子序说》，不录注文。经文各章，首行顶格书，次行起低一格书，《大学》《中庸》最前所引“程子曰”及各节之后的分经分传之旨，并《论语》《孟子》各篇篇名，皆低二格书。这样章与章之间错落分明，便于阅读。行文之中，既有句点，又用“节”字标明语义上的提顿处，例如《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类，皆是。天头处间有校记，例如《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上，有“亲当作新”四字；《论语·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句上，有“至当作志”四字，等等。这些校语内容，多据朱注为之。尾页末行下刻“庆应三年再刊”。

可见，该书是由日本江户幕府官方发行，字大行宽，书签横题“官版”，尾页末行下端刻明刊印年代，这些都是日本近世官版书的典型特点。从内容上看，它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保留经文、删略注文而成，与前述《周易正文》等经书白文本的文本来源不同。

三、经注本

1.《尚书》十三卷

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八年（当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皇都书林田中市兵卫等刻本，一函六冊。各册书签题“尚书正本”及卷次。

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双行小注字数同，字旁有和式训点；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页码，最下刻“正本”二字。首为《尚书序》。各卷首行顶格题“尚书卷第×”，次行题“正二位清原宣条校”，三行题篇名及注者“尧典第一（空四格）虞书（空三格）孔氏传”。四行起为正文，顶格书。天头处间或刻有校记，间或大段抄录。

全书最末有版权发行页：右上钤“明经道章”朱方，下刻“清家正本”；左刻“天明八年戊申十二月，皇都书林田中市兵卫、今村八兵卫、风月庄左卫门梓行”。

该本最值得关注之处，一是各卷次行的题署“正二位清原宣条校”及末页的“清家正本”字样，刘起釪据此认为它的底本当是日本室町时代流传的伪孔氏传《尚书》的一部日本后士御门天皇文正元年（当明成化二年，1466）写本，清原宣条校过，首尾完整，今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奈良、平安时代起，随着《尚书》及伪孔安国《传》的传入，日本的各家“明经博士”都开始了对于这部中国古代经典的训点、解释以及抄写工作，世代相沿不废。至镰仓、室町时代，最终形成了三个有名的传经世家——中原氏家、藤原氏家和清原氏家。其中，历时最久、传本最多的当推清原家本。而这里提到的“清原宣条”，就是清原氏后人。因此，日本天明八年本《尚书》十三卷，以后期的“清原家本”之一种——清原宣条校本为底本刊刻行世，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呈现所谓“清家正本”的内容样貌。李盛铎旧藏的这一部，个中之义也正在于此。

二是天头处的校记及抄录。仅以《书序》部分为例，就有如下内容：

（1）“述职方，以除九丘”，天头抄：孔曰：“职方即《周礼》也。”

（2）“举其宏纲”，天头抄：孔曰：“宏，大也。”

（3）“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天头抄：陆德明曰：“传谓《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经，谓之传。”孔颖达曰：“《论语》《孝经》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所以异于先王之书也。”

（4）“为隶古定”，天头抄：孔颖达曰：“隶古，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陆德明曰：“谓用隶书写古文。”

（5）“其余错乱摩灭”，天头刻：《考文补遗》曰：“古本后人旁记云：异本‘摩’作‘磨’。”

（6）“以贻后代”，上方天头处刻：《考文补遗》曰：“代作世。”

抄录的内容（前4例）来自陆德明《尚书释文》与孔颖达《尚书正义》，是对部分字词的进一步说解阐释；校记（后2例）则是从日人山井鼎、物观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中摘出，说明异文的情况。

另外，今日存世的唯一一部宋刻经注本《尚书》，原先亦为李盛铎插架旧物，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曾予影印。将它与日本天明八年本（以下简称“天明本”）的《尧典》文字对校：宋刻本注“皆变化化上，是以风俗大和”，天明本作“皆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也”；宋刻本注“下别序之”，天明本作“下别序之也”；宋刻本注“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天明本作“羲仲，居治东方之官也”；宋刻本注“秋，西方万物成”，天明本作“秋，西方万物咸成”；宋刻本注“而背违之”，天明本作“而违背之”；宋刻本注“好比方名”，天明本作“好此方名”，朱笔旁批“校云作比，是”；宋刻本注“异，己；己，退也”，天明本作“异，己也，退也”，朱笔改前一“也”为“己”；等等。诚然，宋刻本与“清原家本”之间，难以论定系统关系（远源或悉为唐时传本），而这些异文中的误字、衍文、倒文等现象，则有助于校正文字是非，判别内容优劣。

2.《仪礼》十七卷

日本桃园天皇宝历十三年（当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山本平左卫门等刻本，一函五册。各册书签题“仪礼郑注”及册次。

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双行小注字数同，字旁有和式训点；左右双边，单线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页码。首为《仪礼序》（“从三位行右大辨菅原朝臣在家撰，宝历十二年三月三日”）、《刻仪礼序》（“余得钱塘钟氏校本校之，文字纰谬甚多，……乃会数本，遍蒐诸注家，即朱熹以降，莫不该焉。唯其古义之得以为难，自朱熹旁引经传，分析篇章，其徒颇知言《仪礼》，而其得也盖少。独元敖继公所著论，学虽不纯古，皆诵证于二《礼》、《春秋》，多所发明，予是以旨之。于是考定较订，穷年累月，始得其正。……宝历壬午夏五月河子龙伯潜撰”）、《仪礼叙》（“六经而下，不可多得，故遂梓与《周礼》为合璧。钱唐钟人杰撰”），次《仪礼目录》。

卷一首行顶格题“仪礼卷一”，次行低三格题“汉郑玄注，日本平安河子龙校”；三行起为“士冠礼第一”，篇题低二格书，经文顶格书。以后各卷格式基本相同，只是没有次行题署。天头处间有校记，注明误字、脱文、衍文等。例如：

正文之末，有“宝历拾三年夏四月吉日，皇都书林山本平左卫门、山田三良兵卫翻刻”四行。全书最后，有《向荣堂藏板目录》，包括《战国策》全十五册、《管子全书》全十五册、《岑参诗集》全五册、崔豹《古今注》全一册、《焦氏易林》全五册、《天台礼赞文》全一册等120余种S已刻之书和《太玄经》《古今诗法》《明诗篇》《申鉴》《春秋繁露》《初学记》等6种未刻之书，皆山田三良兵卫板。

各册首页，钤“乘附文库”朱文长印。

《仪礼》之单经注本，宋代的代表性版本为严州本。明嘉靖间，东吴徐氏曾据严州本重刻，并有校改；不久之后，坊间就出现了翻刻徐本，“改正了徐本的显然讹字，又据明陈凤梧《仪礼》单经注本进行校改”。万历年间，钟人杰又重刻徐本，内容“全同徐本，其偶异者是失于雠校耳”。等到日本宝历十三年，河子龙以钟人杰本为底本，参酌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敖继公《仪礼集说》，更在“保留底本面貌的前提下，以附刻校记的方式说明校改意见”。由此可见，李盛铎旧藏的这部日本宝历十三年刻经注本《仪礼》，是今日可见严州本系统中的唯一域外刻本，与前述日本天明八年本《尚书》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日本宝历九年本《礼记》之于日本中世的清原家写本和足利学校旧藏古写本、古活字本关系密切的渊源特征皆有不同；并且，在处理他本异文时，不会随意改动底本文字，而是通过天头校记的形式罗列出来，这一点正可视为大多数和刻本在版式方面的一个普遍标志。

3.《礼记》二十卷

日本桃园天皇宝历九年（当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书林丸屋市兵卫等刻本，一函十册。各册书签题书名及卷次，内封题写该册篇目。

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双行小注字数同，字旁有和式训点；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刻书名、卷次、篇名、页码，首页最下又刻“贺岛矩直句读”。各卷首行顶格题“礼记卷第×”，次行顶格题篇名（如“曲礼上第一”），中题书名“礼记”，下题“郑氏注”，三行起为正文，经、注文字皆顶格书，无释音。每一段毕，以“└”标明。天头处既有校记，列出“明本”“一本”异文，又有李氏题录的内容。最末为版权发行页：宝历九年己卯夏五月，皇都书林丸屋市兵卫、今村八兵卫、风月庄左卫门梓行。全书钤“木犀轩藏书”“李盛铎印”“木斋采定善本”“麐嘉馆印”“庐山李氏山房”“木斋读过”“李传模印”“木斋藏书”诸方。

该本（以下简称“宝历本”）文字，多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引日本足利学校旧藏古写本及所印行之古活字本合，兹以《学记》篇为例：

（1）[存旧]礼记卷第十一学记第十八礼记郑氏注足利本。按：宝历本卷十一首行、次行正作“礼记卷第十一/学记第十八（空三格）礼记（空三格）郑氏注”。

（2）[考异]古本注“所学者”，作“所谓学者”，足利本同；“在方策”，下有“者”字，足利本作“在方策者也”。按：宝历本作“所谓学者，圣人之道在方策者也”。

（3）[考异]古本注“为内则设师保以教”，“为”作“谓”，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谓内则设师保以教”。

[补遗]古本经“敬学为先”，“敬”作“教”，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教学为先”。

（4）[考异]古本注“离经断句，绝也”，“经”下有“章”字，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离经、章断句，绝也”。

[补遗]古本注“强力，临事不惑也”，“力”作“立”，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强立，临事不惑也”。

（5）[考异]古本注“居官者也”，作“官，居官者也”，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官，居官者也”。

（6）[考异]古本经“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下有“也”字，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而上方天头处刻“明本无也字”。

[补遗]古本经“乐其友道而信其”，作“乐其友而信其道”，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乐其友而信其道”。

（7）[考异]古本注“动云其所法象而已”，“其”作“有”，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动云有所法象而已”。

（8）[考异]古本注“扞坚不可入之貌”，“扞”下有“格”字，足利本同；“废弛”，“弛”作“灭”，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分别作“扞格，坚不可入之貌”“废，灭”。

（9）[补遗]古本注“开谓发头角”，“谓”作“为”，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开为发头角”。

（10）[考异]古本经“罕譬而喻”，“而”下有“善”字，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罕譬而善喻”。

（11）[考异]古本经“君子知至学之难易”，“知”上有“既”字，足利本同；“此之谓乎”，上有“其”字，足利本同。按：宝历本分别作“君子既知至学之难易”“其此之谓乎”。

（12）[考异]古本注“王行西折而南”，“行”下有“而”字，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王行西折而南”。

（13）[考异]古本注“从读如富父舂戈之舂”，作“从读如富，父以戈舂其喉之舂”，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从读如富，父以戈舂喉之舂”。

（14）[补遗]古本注“谓乃三体”，“谓”作“调”，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调乃三体”。

（15）[考异]古本注“丑或为之计”，无“之”字，宋板、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丑或为计”。

（16）[考异]古本注：“源泉所来也”，“来”作“出”，足利本同。按：宝历本作“源泉所出也”，而上方天头处刻“出，一本作来”。

以上16例，不合者仅例12、13，其余皆同。所以有理由认为，它的祖本可能就是足利学校曾经印行的古活字本，只是在后来历经重刻的过程中发生了个别文字的脱漏。

四、结语

通过上述两种文本类型的相关考察，我们明显可以发现，和刻本经书的一大特点，在于极少对原本面貌进行“加法”式的改造。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经注本在日本传入时间最早、保存数量最多，堪称和刻本经书的核心类型。截至公元6世纪初，《论语》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都已传入日本，时值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时期，通行的本子正是附注入经的经注本。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著录为例，其中就有“《周易》十卷魏尚书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韩康伯注《系辞》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一卷”“《古文尚书》十三卷汉临淮太守孔安国注”“《毛诗》廿卷汉河间大傅毛苌传、郑氏笺”“《周官礼》十二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礼记》廿卷汉九江太守戴圣撰、郑玄注”“《春秋左氏传集解》卅卷晋杜预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等，由卷数判断，它们都是经注本。日本奈良、平安时代开始，各家明经博士从事汉籍抄写时的文本对象，也是这些经注本，绵延六七百年之久，极大地扩展了经注本的流传与影响。及至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片山兼山（及其弟子）重新训点诸经“正文”时，采取的办法也是选择以经注本为底本，删略注文，保留经文。这种明显的“减法”式的变动，操作起来方便快捷。

其次，经注本之后传入日本的是单疏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也已著录。但是由于脱离经文而单行，单疏本在日本绝少翻刻或重刻。根据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的著录，像南宋刊单疏本《周易正义》十四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等，都是晚至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才有影印，与传统的刻版刷印并非一事。至于今日普遍通行的注疏合刻本，始自南宋高宗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将《周易》《尚书》《周礼》三部经书的经、注、疏文合刻在一起，是为“越刻八行本”。而日本虽然保存了为数不少的经注本与单疏本，却从来没有类似的注疏合刻之举，创造出新的经书文本类型。那些和刻本中的注疏合刻本，则都是翻自宋刻、明刻。例如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中的《尚书正义》二十卷，就是直接覆刻了越州八行本。

再次，宋代经书中还有“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这一重要类型，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著录《纂图互注尚书》一册、《纂图互注礼记》三册，皆日本东福寺开山圣一国师圆尔辩圆于日本四条天皇仁治二年（当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携归，前者后由富冈铁斋捐赠京都市收藏，为“日本重要文化财”。这是“纂图互注本”经书在日本的存留情况。然而，尽管传入时代久远，和刻本中却未见大量仿照这种在相应字句之下增入互注、重言、重意内容的形式，原因或许在于，“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与宋代科举考试的需要密切相关，“以供士人帖括之用”；日本当时的儒家经典传承主要仍靠各家“明经博士”的抄写与训点，所以在没有对应制度的情况下，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与之相配而生的载体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