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30岁的上海工人刘文辉以反革命罪被枪毙，说：我不后悔！

那个年代，话不能随便说，信也不能乱写。尤其是当你嘴里咬着牙咽下很多事，却还忍不住要“管闲事”，那下场，多半都不会好。刘文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你说人有时候硬是要较这个劲，非要说两句，就像是马路牙子边那石头杵着，没人挪得动。

故事的开头有点像一部老电影。1966年，有人往北大、清华寄去一封信，还是大字的“万人书”，每个字都顶着火气。这信写得犀利，说的都是社会上的乱象，没藏着掖着。警方很快盯上了，没两下子，就查出来写信的是工人刘文辉。你说这人是天真，还是愤青？反正他也没跑，抓了就抓了。

换成别人，估计被吓软了，或许还有点冤，觉得自家倒霉。可刘文辉是那种倔到底的人。1967年春，万人公审，围观的人头攒动，气氛混杂着好奇、恐惧还有点说不出口的兴奋。他招了，坦坦荡荡地承认那些话是自己写的。但就是不服气，说批评社会不是为了推翻谁。我猜他那时心里说，自己不过是盼着日子好一点，说句真心话，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

可那年头，谁会真正听你解释？话分两头，台上一说定音，你说多少都白搭。最后，刘文辉还是没能逃脱死刑。他临刑时，脚步沉稳，抬头望着天，倒是不见多少慌张。他还比较了点古今英烈，自认没错，大义凛然地说：“我死得其所。” 活到这个份上，也算刚到底了。

说回刘文辉这个人，上海人，1937年出生。家里很苦，穷得叮当响，小时候他穿亲戚穿过的旧棉袄，冷得直搓手。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家算是翻了点身，能让孩子进学堂。可惜好景不长，书刚读到16岁，他就辍学了——穷人的孩子，总得早早扛点重活。

顶着“工人阶级”的帽子，他进了工厂，白天跟着师傅干活扳手，晚上回家窝在床头看书。偏是爱琢磨事那种人，马列、哲学、还有点社会评论，一本本地看。人要是想太多，难免会不合群。他又去夜校补课学文化，书越读，心越犯嘀咕，对身边的事怎么看怎么别扭。

之后的风起云涌，谁都想不到会把他卷进去。整风来的那阵，他写了小报告，说的还挺狠，厂里一时鸡飞狗跳。工友们当然不待见他，有些人觉得他是来讨闲事的。可命运有时调皮，没把他一下子打入死地。没多久，他右派的帽子摘了，还是工人，日子照过，不过人缘更淡了。

1961年，他被调去舟山岛上的机械厂。换个地儿，领导也松了口气，以为这家伙总算离远了。其实，人只要心里这把火不灭，换哪儿都还是那点事。刘文辉愈发觉得国家走歪了，应该有人跳出来拉一把。他这么个普通工人，权力没有，胆子倒是不小。还真有那么一天，他和几位信得过的朋友，悄悄合计着雇条渔船，打算出逃。

这事儿哪里能瞒得住？风刚吹过去，消息就漏了。他们还没上船，就全体被扣了下来。后来他被遣返回上海，三年管制，算是轻的。如果是今天，这点胡闹大约也就教育教育，但那年头，这已经是命大的结果。

回上海，眼前的世界完全变了。街上哪哪都是口号，到处都是人群，躁动不安。大伙争先恐后喊着自己的“正确”，有些人连原来的名字都快认不出来了。刘文辉就像掉队的旅客，越看越糊涂，心里翻江倒海。他其实有些孤独，可不服气大概也是因为更孤独。

想清楚之后，他动起了大念头——写信。噼里啪啦写了一大堆，把自己的不满和建议都装进信封，又寄去了十四家大学。家里人吓得魂飞魄散，劝了多少回，他一句就顶回来：“怕什么？死都不怕！”家里人夜里睡不安枕，生怕明天就有人敲门叫名字。

果然，没过几天，被抓了进去。上头的人倒也给过他台阶下，让他认个错写悔过。要是那会儿软一下，也许能留口饭吃，可他偏不。他信自己是醒着的那个人，觉得死了还能激起更多人思考。也算是理想主义冲撞现实最狠的那个回响吧。

枪响的时候，他年仅30岁。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风向全变，法院给他平了反，说原先错了。刘文辉死的时候，没等到有人给他抱不平，等他冤屈洗清时，他的家人早已头发花白，许多往事也随尘埃落定。

说句公道话，刘文辉的理想不全是病。他其实只是信了一种绝对的美好，心里追求平等、公正和那种不掺水的“理想国”。可现实世界，从来不是按着理想长的。在风雨里，谁的路不是磕磕绊绊，有时候，还得低头转个弯。

怪也怪他太犟，命也命得苦。你说他是“求仁得仁”，可是留给家里的，只剩下心碎和麻烦。他在风口浪尖闯得猛，可那些被他激起来的幸福，家人一个都没能分到。人这一辈子，冲得快不一定赢，走得慢也许活得长。

国家其实一直在变，但世界从来没有彻头彻尾的“全盘重来”。真要去改变的话，多数时候，要慢一点、静一点、看看身边那点微小的善意，不必哪样都推倒从头开始。生活不易，泥泞路才长。

或许到了夜深没人时，刘文辉的母亲会在屋里搓一搓手，念叨两句：“孩子命苦。”可天知道，她那会儿心头到底是更疼儿子的逞强，还是疼他走得实在太早。

有些人的命运，就像一团火。他们烧得彻底，照亮一时，可转身就归了尘土。你说这样值还是不值？这问题，我今天也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