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 当阳西迁之谜

在湖北地域历史的演进版图中，当阳的行政建制与治所迁徙，始终是一段充满谜团的过往。作为楚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当阳的地理位置变迁不仅关乎地方行政格局的调整，更折射出东晋末年复杂的政治动荡、军事博弈与自然环境变迁。

依据 1992 年《当阳县志》、清代《同治当阳县志》及《晋书》《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当阳在东晋隆安年间（397-401 年）发生的治所西迁事件，背后隐藏着远超 “水患” 单一因素的深层动因，需从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中逐层剖析。

要探寻当阳西迁之谜，首先需厘清其在东晋时期的行政沿革轨迹。据 1992 年《当阳县志》记载，西晋时期当阳延续吴国旧制，行政建制相对稳定。直至东晋永和八年（352 年），朝廷首次对当阳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划其东境设置武宁县，这一举措为后续的建制变动埋下伏笔。​

到了隆安五年（401 年），当阳的行政格局迎来重大变革：一方面，朝廷迁移沮漳流域 2000 户人口设立武宁郡；另一方面，废除此前设置的武宁县，改设长宁县，此时当阳与长宁同属武宁郡管辖，不久后又与编县一同划归南郡。清代阮恩光编纂的《同治当阳县志》进一步补充了关键信息，其《方舆志附沿革考》明确指出：“晋隆安时析当阳地置长宁县，长宁建于东，则当阳渐徙而西”，并提及后续梁代析出安居县、隋代改为昭邱县，治所均位于荆台乡（今当阳县治东境，与荆门交界处），而《方舆志・古迹》更精准标注 “荆台县故城在治东六十里”。这些史料相互印证，清晰勾勒出当阳治所从东部向西部（今玉阳一带）迁移的基本轨迹，也引出核心疑问：为何在隆安五年这一特定时间节点，当阳会开启西迁进程？​

提及当阳西迁，自然环境因素中的水患往往被视为初始诱因，这一观点并非无据。《晋书》中明确记载了隆安三年（399 年）荆州地区发生的重大洪涝灾害：“是岁，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对于以农业为核心生产方式的古代社会而言，“平地三丈” 的洪水足以摧毁东部平原的农田、村落与行政设施。当阳东部靠近沮漳流域，地势相对低洼，在这场洪灾中必然遭受重创 —— 农田被淹导致粮食绝收，民居损毁迫使人口流离，原本的治所所在地可能因基础设施破坏而失去行政中心的功能。​

从时间线来看，隆安三年的大水与隆安五年的行政调整存在紧密关联：洪灾过后，朝廷需要重新规划受损区域的行政建制，迁移人口、重置郡县成为恢复社会秩序的必要举措。武宁郡的设立与武宁县的废除，本质上是对水患后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格局的重新适配。不过，若将西迁原因仅归咎于水患，显然无法解释史料中 “西迁原因绝非如此简单” 的隐含信息，真正推动当阳治所西移的深层力量，实则是东晋末年剧烈的政治动荡 —— 桓玄之乱。​

隆安五年当阳行政调整的背后，始终笼罩着桓玄势力的阴影。要理解这一关联，需先梳理桓玄之乱的历史脉络：

东晋末年，会稽王司马道子父子专权，朝政腐败，地方藩镇势力崛起。

隆安三年（399 年），荆州刺史殷仲堪被桓玄逼迫致死，而桓玄作为桓温之子，早已凭借家族势力在荆州根基深厚。

此后，桓玄不断扩张势力，至 402 年击败司马氏军队控制朝政，403 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楚，最终被北府兵将领刘裕推翻，这场历时数年的动乱，史称 “桓玄之乱”。​

隆安五年（401 年）恰是桓玄势力加速膨胀的关键时期，他在正式叛乱前，已开始通过调整荆州行政区划来巩固后方、强化控制，当阳西迁正是这一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史料记载的桓玄行政调整举措中，可清晰窥见其政治意图：

《资治通鉴》卷 112 记载，隆安五年桓玄 “移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更招集流民，立绥安郡”；《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亦提及 “以沮、漳降蛮立武宁郡乐乡、长林二县，又立长宁郡”。桓玄将沮漳流域的蛮族人口迁移至江南，并非简单的人口调配，而是为了消除北部边境的潜在威胁 —— 若将蛮族留在沮漳流域（当阳北部），可能对其后续北上叛乱形成牵制，而迁移至江南后，既能削弱北部不稳定因素，又能利用蛮族人口充实江南防务，为自己打造稳固的后方基地。​

当阳东部原本靠近编县与武宁郡旧地，而西迁后的治所（今玉阳一带）更接近荆州核心区域（江陵）。从军事地理角度看，西迁后的当阳可与乐乡城、江陵形成防御联动 —— 乐乡城作为吴国旧军事重镇，此时属武宁郡管辖，当阳西迁后，能更好地衔接长江防线与荆襄古道，为桓玄控制荆州中西部交通要道提供支撑。此外，《同治当阳县志》提及当阳西迁后，后续朝代在荆台乡（原东部治所）设县，进一步说明东部地区逐渐失去行政核心地位，其战略价值被西部新治所取代。​

史料中存在一处关键细节 ——《清一统志》等提及武宁郡最早为穆帝时期（公元 352 年）桓温所置，而桓玄在隆安五年再次调整武宁郡建制。这一举措并非偶然，而是桓玄对家族势力范围的强化：桓温曾长期掌控荆州，桓玄通过重置武宁郡、调整当阳等县治所，实则是在重构桓氏家族对荆州的统治秩序，将行政建制与军事控制深度绑定，为后续叛乱积累政治与地理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 的迁移地点，并非如传统认知中局限于某一区域，结合 “宜都和武宁郡对换” 的推测及地理逻辑，此处 “江南” 更可能指向宜都一带。若将蛮族置于宜都，既能利用长江天险限制其活动，又能让宜都与武宁郡形成 “对换式” 防御 —— 宜都掌控三峡出口，武宁郡掌控沮漳流域，二者相互呼应，避免蛮族在荆州北部形成威胁，有的专家说“沮漳蛮二千户于江南”，这个江南是汉水以南，这就是胡说八道了，沮漳蛮本身就处在汉水西南岸。

另外武宁这个词也不是横空出世，按《太平广记 (四库全书本)/卷482》武宁蛮：峡中夷风不改武宁蛮好著芒心按离名曰亭绥以稻记年月葬时以笄向天谓之刺北斗相传磐瓠初死置于树上以笄刺之其后化为象临邑县有雁翅以御者〈出酉阳杂俎

大意是在峡中地区，有一种被称为“武宁蛮”的民族，他们的风俗一直未变。武宁蛮的人们喜欢穿着用芒草编织的衣物，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记年方式，就是按照稻谷的收获次数来记录年月。当他们去世时，有一种独特的葬礼习俗，那就是用簪子（笄）指向天空，这被称之为“刺北斗”。

此外，还有一段关于磐瓠的传说。相传磐瓠初死时，人们将他放置在树上，并用簪子刺入他的身体。之后，他神奇地化为了一只大象。在临邑县，还有一种被称为“雁翅”的防御工具，可能是用来抵御外敌或野兽的。来源于《酉阳杂俎》。

当阳西迁虽改变了行政治所的位置，却未割裂其与历史文化根脉的联系。当阳始终不忘长坂坡。而武宁郡似乎也不曾忘记过不忘荆门山、虎牙山，乐乡。长坂坡作为当阳的标志性历史符号（三国时期长坂坡之战发生于此），即便治所西迁，仍成为当阳地域记忆的核心；同理，原武宁郡的荆门山、虎牙山、乐乡作为原武宁郡的重要地标，也始终是武宁郡文化认同的载体。这似乎也为现荆门辖区和长江南岸那么多重名的地名做了一个重要注脚。

如松滋乐乡：

《三国志・朱然传》（施）绩字公绪，以父（朱然）任为郎，后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绩领其兵，随太常潘濬讨五溪，以胆力称。

然卒，绩袭业，拜平魏将军，乐乡督。

《三国志・陆逊传（附陆抗传）》：“建衡二年（公元 270 年），大司马施绩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治乐乡。”“凤凰元年（公元 272 年），西晋‘车骑将军羊祜率师向江陵’与东吴抗衡，陆抗‘陷西陵城’后挥师东下，‘修治城围，东还乐乡。’”

如荆门乐乡：

[南北朝] 沈约 著《宋书》：“武宁太守，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蛮立。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乐乡令，晋安帝立。”

《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三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鄀城也。”

《荆门州志》记载，“乐乡县：即今乐乡关，在州北八十里。古乐乡：晋安帝时置，在旧长林县界。”

如宜都荆门山、虎牙关：

郦道元《水经注 · 江水二》：“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南山，有门象；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

晋代郭璞《江赋》： “虎牙磔竖以屹碎，荆门阙竦而磐礴”。

清同治三年续修本《东湖县志》卷之一《舆图志》记载 “荆门，即古江关，楚西塞也…… 山列十二峰，象十二背。其以门命名者，或曰与江左虎牙相对若门户然，又曰峰上有门，上合下开，以此得名”。

《资治通鉴第八十一卷 晋纪三》：“庚申，濬克西陵，杀吴都督留宪等。壬戍，克荆门、夷道二城，杀夷道监陆晏。”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晋将王浚奉命从成都出川灭吴，攻克荆门、夷道二城。

《通典》:荆门山，后汉岑彭破田戎于此。公孙述又遣将任满 拒吴汉作浮桥处。在今峡州宜都县西北五十里……

如荆门直隶州荆门山、虎牙关：

清乾隆版《荆门直隶州志》〔荆门山〕 即虎牙关。唐尉迟公筑。在州南五里，东西两山对峙如门。故名。

张拭 云:“风峦对峙。上开下合，厥状如门”,正谓此也。与宜都之荆门山名同而地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