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入侵，他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被称为“柱石之臣”

刘坤一，这个人的名字乍一听，好像是晚清大势中的一粒微尘吧，事实却不是！1829年的人，湖南新宁土生土长，他和族侄刘长佑属于同宗，偏偏却晚了十一年出生，年纪反转，却承袭了家门风头。他出自廪生，吃着国家买单的书本饭，学历就是那时候的硬通货。读书换官路，他们家祖训一早就写明了。

咸丰五年，刘坤一踏上前台。那年他投入楚勇，与太平军干上了。茶陵、郴州、桂阳、宜章，一路收复，才拿到生平第一个官职——教谕。正八品，看着不高，彼时能挂个名，就已经众人艳羡。第二年，他跟着族侄刘长佑听湖南巡抚骆秉章调度，入援江西。没谁再当他只是路人，袁州一役，顺顺利利。李能通被招降，太平军几处据点连破，升官路飞快。直隶州知州、戴花翎，捧着朝廷新赏的花翎出门，腰杆直了好几分。

咸丰七年，临江攻克，刘长佑病了，部队主帅瞬间倒下。军心浮动，他接盘。这盘子，并不轻。刘坤一稳住了局面，救出被困的萧启江部，还顺手捡回抚州。升道员，那时在军旅中已不简单了。要说什么叫运气和实力兼得，这一串升迁比“高铁提速”还快，但细节总有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是官运，还是命数?

咸丰九年，局势又卷回湖南。他一路追石达开，杀到广西，攻下柳州。刘长佑坐稳广西巡抚，“家里人”还是管用，刘坤一把守柳州，开始肃清诸多小股乱匪。升布政使，顺理成章。推至咸丰十一年再破浔州，按察使记名到手。石达开从楚到滇，刘坤一垂直跟进，事情一件接一件，主线分岔，最后实授广东按察使。

四年，从教谕跃升正三品。功绩迫人眼，仕途稳步胜出。可这样飞涨，他自己有时也感到措手不及——太快了，外人看着光鲜，里面的风险和责任，他未必都消化得了。

同治初，刘坤一又挑下两广总督刘长佑的部队，重点是，在浔州剿黄鼎凤部。清廷赐他的称号，“硕勇巴图鲁”。这一称号，坐实了他在清末的湘军体系地位。不久再临思恩、南宁、永淳，扫清广东全境余匪。升任广西巡抚，顶戴花翎悉数佩上，军政一把抓。那会儿，这种手握兵权的地方大员，有的睥睨中央，有的低调沉着。刘坤一显然倾向后者，情绪里也并没有绝对的铁腕。

但同治十一年，治理盐政与同僚争执，差点翻了大车。同治帝的密旨严严斥责，降三级，职务留用，三品顶戴。前脚复职，后脚总督两江。明升暗降，那里边有多少政治角力和朝堂算计，外人看热闹，自己才能体味滋味。兼署通商大臣，这时候他的角色又变了。此时的刘坤一，已经学会在各种明争暗斗中转身，毫无危险感？

再转至光绪初，任两广总督。私人贩盐禁了，洋药税统一，哥老会、海盗、贪腐全部打击，收缩地盘，增加财政。广东海贸兴起，他只有部分肯定洋务，最鲜明的表现，一边觉得洋枪精良堪用，需要引进武备；一边又反对修铁路。说理由，会导致很多以运输业为生的底层百姓失业。这种思路两面，既开放又保守。刘坤一有自己的算计，他看到传统经济结构的消极面，但心中其实是不放心西学那一套。

到了沙俄涉疆，他又主张先安东北，避免俄日联手，为日后解决琉球、日本再谋出路。不信，那一套和同僚张之洞、刘长佑、李鸿章彼此角力里又有不少自相矛盾的细节。谁也拿不准哪一套策略真能屡试不爽。法国入侵越南，他让越南当局招抚本地黑旗军，全力出击法军，事实证明行得通。这一点，和云贵总督刘长佑完全同路，他们的思路就像表里如一。有意思的是，这种一致，其实带出了一种本能的自保——对外援与军事兼修，实现某种脆弱的均衡。

光绪十二年，母亲过世。他回乡守丧，人须有软肋。他不是一块铁，无情的人早晚熬不住这道关。四年里，明面看远离政治，实则与官场仍有千丝万缕。光绪十六年，复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在手，他一边操持对外事务，一边着手改革地方。光绪二十年，慈禧赏赐双眼花翎。非常时期，朝廷的宠信一波又一波。偏偏赶上中日开战，江淮局势动荡。

李鸿章战败，京师焦头烂额，刘坤一被推到风口浪尖，以钦差大臣身份统管关内外军队。他那时已经很老，担心力不胜任。他上表辞让，“竭尽血诚”这词很重，言辞哀切。不得不接盘，湘军旧部随他赶赴山海关。协调不畅，新军废弛。兵力貌似多于日军，结果屡战屡败。瞬间一切过去的辉煌黯然无光。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相信兵力？换句话说，旧式军队哪顶得了新式武器。

议和条件传入，他怒而上表，质问朝廷畏敌如虎，认为日军人力物资都有极限，强弩之末，可以再争。可光绪帝决心议和，马关之签，割辽割台，他咽不下这口气。认清后果已不可逆转，任其宰割，他心底种下不可释怀的挫败。

签订后的低迷持续很久，疏于政务，几被诏免。再回两江，早年雄心渐微。但光绪年间，他又下定决心，新政改革。他对洋务抱持谨慎拥护态度，想“强必先富”。练兵、筑路、采矿、改革军制，一桩桩药方用上。公车上书，变法潮水推起，光绪帝与翁同龢一派激进，慈禧坚持保守。他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他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平等”“民权”他根本不感兴趣，甚至有反感。

朝堂帝后斗法，刘坤一夹缝生存。一边感慨光绪帝权力空虚，一边和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宣布不与列强开战。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不至于被毁灭，国家元气有了喘息地。可事实上，他对朝廷这种被迫自保的现状并不满意。讽刺的是，当帝后双方都来拉拢他时，他始终坚持中立，但内心更倾向于帝党。

庚子之年，慈禧西逃，八国联合军至北京，刘坤一审时度势，联系东南督抚自保，这一选择救下了大江南北。他思路其实常常纠结，既原则又变通，不可能每一件事都保持一以贯之。这种矛盾在他身上前后交错。有时，他坚持改革，有时又放慢脚步。历史人物大多不是黑白分明，刘坤一更像灰色地带徘徊的那一类。

新政推行，江苏、湖北、安徽之地，实际内容大半出自他与张之洞共襄的《江楚会奏三折》——军事、行政、教育、国体、法律，五万字方案铺开。这种细致和全面，是晚清罕见。各路消息，多家互联网数据库都有佐证。即便如此，有人质疑改革成效有限，刘坤一只能一笑置之。

光绪二十八年，病逝两江总督任内。封赏太子太保，一等男爵，治丧三千两，谥号“忠诚”。从各地建专祠追念，能这样收场，古今少有。可到底什么是成功？或许，那个年代衡量标准常常失准。

刘坤一自己怎么看？按他的话讲，镇压起家未必值得自夸。洋务有道理，要革新也要自保，对外敢于抗争。最难得，乱世之下能识大势，为大局妥协，有时不够果决，但能忍，能转圜。他保下东南富庶，不少人受益。他有瑕疵，也有长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总归不会被轻易忘却。

这条路走下来，谁都不敢说自己完全正确。刘坤一也曾动摇，也做过保守的选择，但他在最混乱的关口保全了地方、保存了国力，某些事，确实只有他能扛住。换个时代，未必还是这样。

或许一切就停在这里，这个结尾，刚好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