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宏 ▏ 《金瓶梅》一样「世情」与 两种「演义」（下）2

——词话本与说散本题旨之比较 2

(三)就经世寓言的建构而言

面对「历史」或「现实」，两部《金瓶梅》的写定者选择采取长篇通俗演义的创造以敷演历史史实与生活事件,乃各自试图从中寄寓个人时世感怀与道德劝惩的意识形态表现。

因此,《金瓶梅》的问世，可以视为呼应历史文化语境对于新文体/文类的形式吁求而来，已然突破时兴于世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幻怪的题材框架。

但从「拟史」的观点来说，不论词话本或说散本《金瓶梅》之「取义」， 乃皆有以「史」为本的思想,但已不单纯取决于过去历史史实的题材内容或人物对象而已，

而是攸关于编年为序的情节建构中，如何在特定主照思想的统摄之下，将一系列事件编排再现为一种独特的「家庭」故事类型，进而从中寄寓「经世」思想。

首先，在《金瓶梅》传世之初，当时读者究竟如何看待小说文本通过情色书写以表述历史的写作性质?无疑将提供我们深入解读《金瓶梅》主题寓意的重要参照观点。

今可见者，早在词话本《金瓶梅》刻本问世以前，小说文本便以传抄方式广泛流传于文人知识分子阶层之间。【27】

首先，袁宏道在所撰〈与董思白书〉的信文中对于《金瓶梅》的写作性质即有所评议:

从信文中可知，袁宏道并未能读竟全书，却已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艺术表现，并将之与枚乘所撰《七发》进行联系品评，颇重视《金瓶梅》一书所隐合的警戒之旨。

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第十四》中论及《七发》时云:

「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髓，艷词(动)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先骋郑卫之声，曲终奏雅”者也。」【29】

如同刘勰评论〈七发〉时所言:「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未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30】

如此说来，袁宏道应该认为《金瓶梅》一书虽以情色书写为主，但直如《七发》般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讽喻之旨，或更胜于《七发》。

此外，在一文中，袁宏道借酒经以言政事时，更是表明了《金瓶梅》作「逸典」的政治价值。【31】

笔者以为，在词话本《金瓶梅》的情节发展过程中，正透露出此一写作意图。而其中情色书写作为一种具有隐喻修辞策略的表达形式，自然不能简单以「淫书」观点论之 。

以今观之，词话本《金瓶梅》的素材来源于《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为兄复仇的故事片段，由此敷演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事件，并扩及西门庆发迹变泰的家庭兴衰史。

不过从历史时空的选定来看，词话本(金瓶梅》写定者虽未承继《水浒传》中英雄传奇的书写，却在开之初保留了「乱世」的背景: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

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罡星下生人间，搅乱大宋花花世界，四处反了四大寇。那四大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

皆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臧官污吏，豪恶刁民。

此一做法，显得格外意味深长。今细究情节编排，读者明显可见在事情情节展开过程中有两条线索交互发展：一是西门庆与众女子之间的偷情事件绵延不断，一是西门庆与官场人际网络之间的利益输送逐渐扩大。

在此一乱世的历史视野中，当写定者试图通过将各种情色事件和官场勾结事件进行序列整合，并从中表达家国兴衰的历史及其缘由的阐释观点时，不仅赋予了小说文本以可辨认的叙事形式，同时也建立起特殊的故事类型。

在过去的研究中，论者始终关注的是明代中后期纵情声色享乐的社会文化现象如何促成《金瓶梅》的产生。其中围绕「淫书」之辨，往往是关注焦点，却也因此忽略了《金瓶梅》在「演义」背后的历史意识及其政治伦理隐喻。

依笔者之见，词话本《金瓶梅》定者「情色」议题所发出的劝惩警语所在多有，的确展现寄意时俗的「世戒」、「世劝」观点、不过在乱世背景中，当写定者有意「把西门庆个人的命运与帝国天下的盛衰刻意交织在一起」【32】,则必然有其特定的政治关怀。

今回归小说文本中，明显可见此一政治关怀乃反映在词话本写定者于第七十回叙及西门庆与群巨共同庭参朱太尉时，极力描写其中权力与财富的复杂纠葛关系，并由此联想到佞臣专擅为政的情形下，君王圣听不彰，终致国祚逐渐衰微。行文之中不免借叙述者评论，发出激愤之语：

看官听说:妾妇索家，小人乱国，自然之道。识者以为，将来数贼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钦北狩，高宗南迁，而天下为虏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尽，有诗为证:

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

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

由「妾妇索家，小人乱国」的评论明显可知，在「家国同构」的政治寓言建构中,「情色」与「财富」构成一种互为隐喻的意象，有其特定的意指内涵。

《金瓶梅词话》的写定者在以「情色」为主要符号概念的书写中，无不意图通过叙事转向揭露人的欲望和贪念如何成为朝政腐败根源的历史事实。

第七十一回开篇引词更意味深长地表达看法云:

暂时罢鼓膝问琴，闲把遗编阅古今。

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

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

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此一词作原见于《宣和遗事》，而词话本《金瓶梅》写定者以情色书写作为探讨家国政体混乱的根本原因而加以参照引用，更能凸显话语构成本身所隐含的政治批评意图。

由此可见，《金瓶梅词话》一书从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事件出发，写定者采取「以小喻大」的方式进行「家国同构」的寓言创造，或可见其历史闸释的意向性。

词话本《金瓶梅》写定者在整体叙事创造中所寄托刺世、讽世的儒家政治理想，对于世道人心的劝惩便具有重要的教化意义。

《金瓶梅词话》（梦梅馆校定本）

至于说散本《金瓶梅》的故事类型设定与词话本《金瓶梅》不同，则在经世寓言的建构上，必然有其相应的调整。

今从情节编排的实际情形来看，说散本《金瓶梅》写定者只保留了「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的年号，明显将「高、杨、童、蔡四个奸臣」结党营私、擅政乱国的政治因素抹去。

同样地，也将词话本第七十回中有关「妾妇索家，小人乱国」的比附评论删去。

由此可知，说散本《金瓶梅》写定者已然将写作重心由「女祸」、「小人乱政」的互文隐喻书写，转向以西门庆一生财色欲望征逐及其家庭兴衰的因果报应书写为主。

而此一叙事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说散本对于以潘金莲为首的女色书写，不再强调其「女祸」色彩，反而在回首诗词之中略去劝惩之语，多替以描述女性情思和心境;

二是从「文以载道」的政治寓言创造转为关注自我修养和生命自觉的个人寓言创造，体现出特定的人生哲理反思。

首先，就女色议题的转化而言。

在词话本《金瓶梅》中，写定者对于「淫妇」以情色诱惑导致个人丧命及家国崩毁，可谓深恶痛绝。

因此在重写素材的过程中，写定者显然有意凸显「情色」议题，并过各种评论话语表达劝惩警戒之意。如第四回开篇引诗曰:

酒色多能误固邦，由来美色丧忠良。

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

自爱青春行处乐，岂知红粉笑中枪。

西门贪恋金莲色，内失家康外赶獐。

又第五回开篇引诗曰:

参透风流二字襌，好姻缘是恶姻缘。

痴心做处人人爱，冷眼观时个个嫌。

野草闲花休採折，真姿劲质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饭，不害相思不损钱。

又第六回开篇引诗曰:

可怪狂夫恋野花，因贪淫色受波喳。

亡身丧命皆因此，破业倾家总为他。

半晌风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须夸。

一朝祸起萧墙内，亏杀王婆先做牙。

从以上带有预告性质的评论中可见，西门庆迷恋潘金莲的作为终将招致祸患的结局，行文颇见「女祸之思」。

然而在说散本《金瓶梅》中，不仅在第一回回目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取代「潘金莲嫌夫贪风月」，由此消解潘金莲的女祸色彩。

此外，在西门庆与潘金莲偷情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写定者更进一步替换大部分回首诗词内容，转而关注潘金莲做为多情女性的内在情思。如第二回开篇引词曰:

美蓉面，冰雪肌，生来娉婷年已笄。嬝嬝倚门余。梅花半含蕊，似开还闭。初见廉边，羞涩还留住，再过楼头，欸接多欢喜。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偎傍更相宜。

——右调く孝顺歌》

第九回开篇引诗曰:

感郎耽夙爱，着意守香奁。

岁月多忘远，情综任久淹。

于飞期燕燕，比翼誓鹣鹣。

细数从前意，时时屈指尖。

此处，潘金莲被形塑为「深情」女子,表面看来有违实际情节表现，但也与写定者有意将叙事重心转向西门庆的做法有所呼应。

因此，潘金莲与众家女子成为西门庆使计勾引的对象，只能任由西门庆摆布。

仅管在西门庆一家发迹变泰的书写中，固然仍保留潘金莲谋害人命与妻妾争宠的情节，但事实上已不断通过回首的抒情性诗词极大程度消解了词话本原有道德寓言的警示意涵。

由此推测，说散本《金瓶梅》写定者对于女色议题的关注已由谴责批判转为同情女性生存处境，因此在题旨设计上不再像词话本《金瓶梅》写定者诉诸于政治寓言的建构，而是从个体生命自觉的角度形塑女性，从中凸显女性争夺生存资源和地位时的权谋智术表现。

此时，情色书写的本质转而乃成为表现女性人物汲取个人生存资源的一种手段或媒介。

但不论如何，女性命运终究逃脱不了西门庆欲望实践的无情控制和沦为附玩物的不堪结局。

其次，就自我修养议题而言。

在说散本《金瓶梅》中，写定者从小说开篇起即将写作重心围绕西门庆为主的富商家庭，并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风俗中，展开一场发迹变泰的世态人情摹写。

在父权宗法严重失序的社会环境中，西门庆极尽各种非法手段对于财色展开无尽的追求，乃成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制度走向崩解状态之必然表征。

在违法乱纪的欲望征逐过程中,西门庆纵情声色,行贿官商，集商人、恶霸、官僚于一身，权力一度盛极一时。

在某种意义上，荒谬而腐朽的时代社会造就了西门庆，但西门庆纵欲无节的财色贪欲却毁灭了自己，最终一生成空。

此一结局，正呼应了说散本《金瓶梅》写定者改写第一回「入话」的劝戒之见:

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

随着你举鼎荡舟的神力，到头来少不得骨软筋麻；繇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正好时却又要冰消雪散。

假饶你闭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过之；比如你陆贾隋何的机锋，若遇着齿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到不如削去六根清净，披上一领袈裟，参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灭机关，直超无上乘，不落是非窠，到得个清闲自在，不向火坑中翻觔斗也。

虽说耳提面命如此，然而综观西门庆的诸般行事，却是一再与写定者设定之自我修养理想相互违逆，终致人亡家毁，这使得西门庆与吴月娘之临终遗言:「一家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话」， 无疑显得格外讽刺。

西门庆死亡之后，家道随即中落，终致一一做鸟兽散，不复从前。

正如叙述者评论西门庆死亡时所论:「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而其中所隐含的空色之思，更一直延到西门一家故事收束为止。如第九十九回开篇引词曰:

白云山，红叶树。阅尽兴亡，一似朝还暮。多少夕阳芳草渡。潮落潮生，还送人来去。阮公途，杨子路。九折羊肠，曾把车轮误。记得寒芜嘶马处。翠管银筝，夜夜歌楼曙。

——右调く苏幕遮〉

又第一百回开篇引诗曰:

旧日豪华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

黄芦晚日空残垒，碧草寒烟锁故宫。

隧道鱼灯油欲尽，妆台鸾镜匣常封。

凭谁话尽兴亡事，一衲闲云雨袖风。

无可讳言,「万事皆空」做为说散本《金瓶梅》一书的思想基调,早在叙事之初已定。

由上引两首诗词内容来看，人生兴亡如梦一场的期想更是尽显其中。

西门庆的人生如同一场荒谬闹剧，无乃深刻呼应了写定者于开篇所设定的一场人生预言，令人不胜唏嘘。因此，说散本在自我修养议题上所做出的预告，无疑体现出一种深刻的生命自觉。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影印本

四、结语

从「演义」的观点来说，预述性叙事框架的建置具有「预设」(prefigurative)性质,不仅有助于两部《金瓶梅》写定者确立「演义」所关注的主要人事对象，而且能够在「主题先行」的预告中为读者提供必要的叙事信息和阅读视野，实有助于在「适俗」的话语实践中传达作品中的历史含义。

因此，不论从寓意、解释或结构等角度来看，词话本《金瓶梅》和说散本《金瓶梅》的开头模式各自树立了基本的表达方式和书写惯例，实有不可忽视的美学意义和思想价值，不能单混为一谈。

田晓菲在对读两部《金瓶梅》后提出一个判断:

「其实，到底两个版本的先后次序如何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体现了一个事实，也即它们不同的写定者具有极为不同的意识形熊和美学原则，以致于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不是有一部《金瓶梅》, 而是有两部《金瓶梅》。」【33】

此一看法，与笔者设论一致。

以今观之，词话本和说散本《金瓶梅》的素材使用、语言风格和回目设计都呈现出不同的美学考量和写作意图。

不论版本先后问题，事实上两者在故事类型的设定上，因其「演义」的理念不同，必然要在适应目的实现的过程中藉由外在形式的调整来完成。

因此，两者「世情」一，最终却有不同题旨设计，不能简同视之。

今从词话本和说散本问世的年代来看，词话本是万历年间出版，说散本则是崇祯年间出版。

在此可以尝试提出一项假证:即两部《金瓶梅》出版的历史文化语境有所不同，即两者在题旨的设计和表达上便也可能会有所不同。经由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预述性叙事框架的设置方面，词话本《金瓶梅》延续《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故事而有所发挥，着重「情色」议题以敷演故事:说散本《金瓶梅》 即将叙事焦点转移至人性贪欲的追逐之上，着重「财色」议题以敷演故事。

第二、在故事类型的设定方面，虽然词话本说散本皆在世变之中创造西门庆一家发迹变态的家庭故事类型。

但词话本沿袭「红颜祸水」的母题，展现出情色为祸的历史意识；而说散本则回归西门庆个人欲望征逐无节的一生进行情节建构，在天道循环中体现出空色的人生哲思。

第三、在经世寓言的建构方面，词话本有意通遇「妾妇索家，小人乱国」的互文隐喻，在「以小喻大」中建构一场家国同构的寓言，使得小说文本体现出特定的政治讽论思想。

说散本则将写作重心转移至西门庆身上，相对消解了政治因素。其中在女色议题和自我修养议题的展演中，重新审视西门庆贪恋财色导致身败家亡的命运本质。由此建构一场人生如梦的荒谬闹剧。

最后一提的是，本文立足于「演义」的观点之上，对于两部《金瓶梅)的题旨进行比校，已明显可见其整体话语构成之差异。

惟在去历史化语境的时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出版的《金瓶梅》写定者是否有意在「通俗为义」中藉此回应当下历史现实，目前因欠缺具体可资参证的文献资料，有待来日另辟论题讨论之。

（全文终）

《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2 · 台湾） 陈益源 主编

注释：

23 所谓「意向性」(imntentionalitit),指的是「当人想要在外在的各种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他不只是想认知这些外在条件，而是想去改变它。人类行为的特色之一在于其内在的意向性，使人们不断地超脱出他们所处的状况。」参胡昌智:《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页20。

24 王平曾经针对魏晋南北朝以至于明清以来的古代小说作一番考察，由此发现叙述者变化演进的轨迹，以及古代小说因此而不断发展的历程。其中将叙述者概分为四类:即「史官式」、「传奇式」、「说话式」和「个性化」。

基本上，四大奇书虽然是供阅读的案头文学，但却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口头文学的特征，其叙述者仍保留着说书人的身份。不过，王平在上述认知基础上另提看法，即「“四大奇书”中的叙述者与作者基本上是相一致的。

也就是说，作者的爱憎褒眨与叙述者所表露的情感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实际上是‘史官式叙述者’，与‘说话式叙逃者’的重叠。我们可以认为‘四大奇书’的作者是在用说书的方式讲述着某种“历史’，只不过这种‘历史’虚构的程度大小有所不同罢了。」见氏著:《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45。

此一看法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叙述者定位的说明仍有其语意未清之处，但从「演义」作为长篇通俗小说创作的文体/文类表现来看，仍然有其可资参考的启发意义。

25 参祝宇红:《「故」事如何「新」编——论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6。

26 有关「红顔祸水」的母题表现，参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42-88。

27 传抄本《金瓶梅》是否即今所见《金瓶梅词话》， 未有定论。

28 朱一玄编:《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157。

29 [南朝宋] 刘勰著，周振甫注:《注释》(台北:里仁书局，2001年)，页256。

30 [南朝宋] 刘勰著，周振甫注:《注释》,页255。

31 见朱一玄编:《资料汇编》,页178-179.

32 (美)浦安迪(Andrew H. Paks)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shu)(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页117。

33 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前言》,页6。

文章作者单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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