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一名讲师参与编撰《中国历史大辞典》《二十五史名人大辞典》

在历史文化的探讨与争议中，人们常常寻求权威的依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各类工具类书籍的注解往往被视为重要的参考标准。就如襄阳人在诸葛亮躬耕地的讨论中，常提及《中国通史》《历史大百科全书》《辞海》《辞源》等工具类书的注解 ，试图以此来强化“襄阳说”的立场。然而，当深入探究这些所谓“权威依据”的来源时，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值得深思的问题。

回溯历史，《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这部新中国第一部由国家组织编纂的特大型历史专科词典，从197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众多历史学界名家参与其中，整个编纂出版过程历时近二十年 。其收词近7万条，字数达1100万字，贯通古今，涵盖了中国从先秦时代到清朝灭亡各个断代史和大量专门史的重要内容 ，在历史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卷的编撰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身影——襄阳人靳洪忠。当时，武汉大学参与了这项重要工作，黄慧娴找到了身为讲师的靳洪忠参与其中，承担了5万字的词条编撰任务 。襄樊日报曾发表文章，表扬襄阳人靳洪忠的敬业精神，毕竟参与编撰的大多是专家、教授，而靳洪忠作为一名讲师能参与其中实属不易。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当襄阳人拿着《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工具类书的注解作为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的铁证时，是否想过这些注解的形成过程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与局限性？靳洪忠作为襄阳人，在参与编撰相关词条时，难免会受到地域情感和先入为主观念的影响。虽然不能否定他的学术能力，但在历史争议性问题上，这种来自争议地的学者参与编撰的内容，是否能毫无偏颇地呈现历史真相，是值得怀疑的。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历史研究中，不能单纯地将某一部工具类书籍的注解奉为绝对真理。尤其是当这部书的编撰过程中存在与争议地相关联的因素时，更要以审慎的态度去分析。历史是复杂的，对于像诸葛亮躬耕地这样的千古争议话题，应该综合多方面的史料，包括历代官方记载、不同地区的方志、考古发现以及其他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等，进行全面、客观的比对与论证。

以《中国历史大辞典》为例，尽管它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但也不能避免在某些细节上受到编撰者主观因素和当时研究水平的限制。在对待这类工具类书籍的注解时，我们需要打破盲目崇拜的思维定式，运用批判性思维，去伪存真。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争议中，逐渐拨开迷雾，接近历史的真相，而不是仅仅依据一部可能存在争议的工具书注解，就轻易地判定历史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