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亦是战场：致敬弦歌不断地贵州抗战师魂】朱穆伯：秘密协助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烽火连三月，书声未敢绝。

抗战时期的黔山贵水间，没有因山河破碎停下教育薪火相传的脚步。

黔地学校在风雨飘摇中坚守办学，教师们以笔为戈、以讲台为阵，带领学生在救亡图存中续写文明脉络，这段历史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与第41个教师节交汇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黔山贵水间那段用信念与风骨铸就的教育传奇。

山河破碎的年代，贵州虽处后方，却亦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战场。这里的课堂没有硝烟，却承载着民族的未来；这里的师生手无寸铁，却以笔墨为刃、以知识为火种，在深山里、破庙中、桐油灯下，守护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脉。教师们脊梁挺立，学子们目光如炬——他们传道授业，更传递不屈之志；他们诵读诗书，亦呐喊救国之声。

本期专题追溯的正是这段于危难中扎根、在烽火里绽放的贵州教育之路。我们通过尘封的档案、泛黄的照片与亲历者的记忆，试图重现当年师生如何以课堂为阵地，以知识为武器，将救国理想融入每一句讲授、每一次晨读、每一场爱国运动中。这些故事不仅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丰碑，更是贵州师生在民族存亡之际脊梁不屈的缩影。

八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书声早已融入山川，但那份于艰难时世中坚守育人之责、于国家危亡际扛起时代使命的师者风骨，依然熠熠生辉。又到九月，稻黄桂香。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那群在暗夜里点燃烛光的人，也致敬所有在时代浪潮中坚守讲台的师者。

在贵州遵义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有一名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朱穆伯，他以深邃的学术造诣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在国家山河破碎的年代里，为无数青年点亮前行的灯。

1895年，朱穆伯出生于贵州遵义。他自幼聪敏，记忆力强，在遵义中学堂就读时，各科成绩优良，国文教师晏怀新常夸其文章。民国初年，朱穆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成为国学家黄侃的得意门生。

当时北大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舞台。朱穆伯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大量书籍，尤其喜欢鲁迅的著作，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既有《左传》《史记》等典籍的高明手法，也吸收了西方和日本文学的精华。朱穆伯的学术勇气在北大期间就已显现。他曾听胡适讲授中国古代哲学课，对胡适提出的“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之论”极不认同，课后便撰写《驳诸子不出王官论》一文相诘胡适。章太炎先生阅后称赞他“敢发前人所未发”，黄侃也称此文有阳刚之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朱穆伯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他通过邮寄书信、传单给家人、亲友、同学的形式，把五四运动的消息传递到了边远的遵义，使遵义进步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声援。这场运动激发了朱穆伯的爱国热情，也让他看到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力量。从北大毕业后，朱穆伯南下天津到南开大学任教，但由于心念桑梓，不久后便辞职回到贵州。

学成返黔后，朱穆伯先后执教于黔北十县联立中学、贵州省立第三中学、贵阳一中、遵义师范、遵义县中、国立浙江大学(驻遵时)、国立贵州大学，主讲文史课。

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驻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指示信提出对知识分子要“采取许多灵活的策略”，要“吸引城市知识分子来参加发动群众的工作”。红军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做法让朱穆伯深为赞赏。红军离开遵义后，他仍心系红军，向往中国共产党。

1938年，朱穆伯做出了人生中的重要决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贵州省工委批准，他成为一名特殊党员，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并开展活动。入党以后，朱穆伯以他身份作掩护，作了大量支持学生运动、掩护地下党组织、协助地下党员、进步学生奔赴延安的工作。

朱穆伯深知基础教育的重要，常教学生要高处着想，低处着手，循序渐进。他要求学生精读名家名著，由博而约；写诗作文，要有书卷气，脱尽市井俗气。他认为书卷气犹如人的浩然气，"浩气无存，正气不中"。他亦重品德教育，常说：“文人最重品德。没有品德的人，就没有高尚的灵魂，也就写不出好的文章。”朱穆伯学识渊博，授课常引经据典，启发学生求知向上。他在给学生讲《离骚》时说：“我讲《离骚》，是为愿意听的人讲的，那些为作官而读书的人，可以出去，我不打他的缺旷。”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迁入贵州遵义、湄潭办学，朱穆伯入浙江大学任教，兼任图书馆馆长，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44年秋，他任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开设了《声韵学》等课程，并以钱玄同在北大的讲义为底本，参照诸家见解，编写了《声韵学十讲》。

1945年暑假，朱穆伯由国立贵州大学返遵度假，不幸染霍乱病，不治逝世，时年50岁。朱穆伯的逝世是贵州教育界和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尽管生命短暂，但朱穆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什么是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担当。他以自己的学识、品格和信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

策划 陈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雨

编辑 梁珍情

二审 谌贵璇

三审 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