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小众”了的大人物——晚清著名学者罗振玉

原创 烈酿 内蒙古

今天我要写一个在历史上比较有争议的人物。说实话，在动笔之前，我犹豫良久，因为: 写他，我可能被骂，很多读者朋友可能会批评我。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就他个人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而言，他还是值得有人为他落笔作传的，且反面来看，从他的身上我们也能得到一些启迪。

他就是抢救内阁大库档案，用8000麻袋秘密保存明清奏折等史料的晚清著名学者罗振玉，他是敦煌学奠基人、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农学家、教育家、“甲骨四堂” 之首，他编印首部甲骨专著《铁云藏龟》，是首位系统研究甲骨文并提出殷墟为商都的学者。 其个人著作多达189种，校刊古籍642种，涵盖敦煌学、简牍学等领域。他率先整理刊布敦煌遗书，推动《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等重要文献面世。

罗振玉，字式如，号雪堂，1866年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

罗振玉十六岁时中童子试，之后，他绝迹棘闱去做学问。开始研究金石学时他年仅十七岁。而研学《皇清经解》丛书，使罗振玉得到乾嘉学术正脉。二十岁时，罗振玉开始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同时，罗振玉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巨大成就和学术贡献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罗振玉是最早关注甲骨文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到安阳殷墟考察甲骨文出土地的学者，他不仅收集了甲骨文3万多片，还收集了大量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等资料，最终完成了《殷墟书契考释》这个中国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他的巨大贡献在于: 首先，他搜集、保存、印发了大批原始资料；其次，他率先正确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罗振玉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而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墟遗址，也就是商朝国都。

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再次，他考鉴解释出大量的甲骨文字，他界定出的八百多个甲骨文字绝大多数得到学界认可。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墟书契待问编》，供后来学者继续探讨；最后，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此外，罗振玉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因此开创了“罗王之学” 学术体系。

宣统元年（1909年），他获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得宝的消息，赶往北京伯希和住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 （当时中国保存的古写本已绝无仅有，宋元旧堑己珍如弃髦），罗振玉见到西睡石室珍藏的大量六朝隋唐的古书，顿时惊呆住。他反应相当迅速，在四天之内，号召同人，影印敦煌文献和传抄，将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著成目录 《石室书录》。当他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立刻向清政府建议，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书卷悉数解送京师。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敦煌的文化抢救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抢救行动，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觉醒，显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浩然正气。敦煌遗书至今还能有大批的保存，罗振玉功不可没，他是拯救敦煌遗书的首要功臣。

并且在之后，他或收购，或借录，或影照取得诸多敦煌文献，并整理校录，先后刊布成书多部。而且他对那些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许多颇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撰写了不少论著，有50余篇序、跋和史传，其中颇多论断起到开创性的导向作用，有的至今仍然不失精当。他去世前夕，仍尽个人所藏，以七十岁的高龄整理出版了《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此书是对敦煌文献搜集编录工作30年的总结之作，30年间他先后著录刊布10余部敦煌石室的藏书，国内仅此一人。

1909年，清政府为整修内阁大库，决定将所存的大批旧档案移出库外等待焚毁。受张之洞委派，学部参事罗振玉赴大库检取有关书籍，当发现这批重要资料有重要历史价值时，他据理力争，终使这批史料幸免于火焚。不久，这批大内档案被装在八千个麻袋中，转移到了国子监。1913年二月，罗振玉获悉纸店出售部分档案，甚感痛惜，他随即举私债，以三倍于原出售价的一万两千银元买回这批档案。

他专门雇人对档案进行整理，从中发现了满、蒙文的辽、金、元事例的秘稿史册，内容涉及“边务战事”的明代题本稿，清初开国要略，清代皇帝的朱谕批折，以及同朝鲜、琉球、安南等的题表等档案。后罗振玉亲自整理了其中的22种史料副刊，编著《史料丛刊初编》，共十册，由东方文化学会刊印发行，公布了许多稀世档案。后来又刊发《二集》《明季史料零拾》《国朝史料零拾》等书，至此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逃脱了被毁掉的命运，保存了下来，对明清史研究大有裨益。罗振玉对此可谓功德无量。他对这批档案的整理公布也开创了编纂大内档案的先河。

此外，罗振玉对西夏史学、文字都有深入而独特的研究。同时，他针对中国的汉晋木简流失海外的历史资料争取到影印图片，并且将之整理出书，补救了被外国侵略者掠夺的重要史料。在金石学方面，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倡导古明器研究，均有专集刊行。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莫大。

作为那个时代的人，罗振玉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将农政与农学视为兴国之道的必要之举，认为要富国强国就要首先发展农业，而兴农业的根本渠道是重教育，他说:“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

罗振玉还非常重视教育，倡导学习西方以及当时日本的先进教育理念，多次强调在全国各地设立图书馆及博物馆等的重要性，认为那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叹惜的是，这样一个眼光智慧都超乎常人的学者，他的一生却充满了学术光辉与政治争议的复杂交织: 他不仅有亲日倾向，晚年的他更是颇得骂名，1931年后他出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等职，被视作文化汉奸。学术界评价他“瑕瑜互见，功过互见” ，既有封建遗老立场，又有学术开创性。

他的功过得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 一个人无论有怎样的辉煌成就和超群智慧，都要坚守大义的根魂和民族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