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与创新：魏晋首阳山陵区的葬地秩序及葬制演进

曹魏西晋两朝短祚。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曹魏并迁都洛阳，至 266 年曹奂禅位，前后仅 46 年，共历 5 帝。其中曹芳遭废黜降为齐王，废帝高贵乡公曹髦以王礼下葬[1]，元帝曹奂禅位后降为陈留王并终于邺，因此位于洛阳的曹魏帝陵实际上只有文帝曹丕首阳陵[2]与明帝曹叡高平陵[3] 。西晋代魏，仍建都洛阳，历 4 帝，52年。其中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崩葬洛阳，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先后被杀于平阳。武帝受禅后，追尊祖父司马懿为宣帝、父兄司马师为景帝、父亲司马昭为文帝。故洛阳有西晋五陵，分别为宣帝高原陵[4]、景帝峻平陵[5]、文帝崇阳陵[6] 、武帝峻阳陵[7]与惠帝太阳陵[8]。

长期以来，曹魏西晋帝陵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与难点。1982—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以左棻墓志和荀岳墓志为线索，于偃师潘屯、杜楼二村与南蔡庄村北发现枕头山墓地与鏊子山墓地，并将两处墓地的主墓分别推定为西晋文帝崇阳陵与武帝峻阳陵[9]。自 2002 年开始，洛阳市文物考古部门在崇阳、峻阳二陵以南的首阳山镇又新发现了一批西晋墓葬，从而基本掌握了西晋帝陵陪葬墓群的大致分布范围[10]。曹魏帝陵中，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高平陵”位于汝阳县城以北 23 公里处，然而 2016年汉魏洛阳故城以南万安山北麓西朱村 M1 的发掘提示其东侧位置更高、规模更大的 M2 很有可能为高平陵[11]，多位学者亦撰文赞同[12]，可从之。

由于曹魏西晋帝陵采用“不封不树”的埋葬方式，尽管已显露冰山一角，但除上述三陵外，余者至今仍未知所在。本文拟结合文献与既有发掘、研究成果，推定西晋高原陵、峻平陵、太阳陵与曹魏首阳陵的大体位置，试图揭示魏晋两代以首阳山为中心的帝陵葬地秩序及墓葬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西晋高原陵、峻平陵与太阳陵位置蠡测

东晋郭缘生所撰 《述征记》 云：“北邙东则乾脯山，山西南晋文帝崇阳陵，陵西武帝峻阳陵。邙之东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则惠帝陵也。”[13]作为行役记，其记载的西晋五陵位置为作者亲见，崇阳陵与峻阳陵的发现更是进一步证实其可信性，实为探寻西晋帝陵最重要的文献线索，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又促使学界重拾对这一问题的思考。2009 年，曹休墓[14]被发掘后，严辉根据附近同期勘探发现的11座墓向朝东、形制相近的墓葬，推测这一带可能是首阳陵的陪葬墓区；司马懿、司马师与曹休当一起陪葬魏文帝陵，并首次提示应在今邙山中段的东北，即朱仓东北区域寻找魏文帝陵以及西晋高原陵、峻平陵的踪迹[15]，颇有启发意义，但却与《述征记》 的记述相矛盾。《述征记》 以“北邙东”来表述乾脯山相对于邙山的位置关系，那么可以通过目前已经确认陵位的崇阳陵与峻阳陵，将乾脯山锁定在二陵东北方向的邙山山脉脊线之上，结合近年来在偃师杏园村考古发现的北魏元睿墓志志文云“迁葬于乾脯山之南原，西去洛城廿五里”，可进一步明确此山即是位于杏园村正北的山峰[16]。从地形图上看，首阳山山脉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可见文献实际上是以首阳山山脉的走向作为衡量东西向的标尺，所谓的“东”即为东南方向。（图一）

需要指出的是，《述征记》中对于地理单元相对位置的表述实际存在不同的层次划分。“北邙”亦称北芒，《述征记》 曰：“北芒，洛阳北芒岭，靡迤长阜，自荥阳山连岭修亘，暨于东垣。”[17]《水经注》 中亦有“连岭修亘，苞总众山，始自洛口，西逾平阴，悉邙垄也”的论述[18]。因此可以明确的是，北邙的范围在郭缘生随刘裕北伐至北魏时未有明显改变，其所指即是位于汉魏洛阳城以北的邙山山脉[19]，那么显然乾脯山是层级上低于北邙的次级地理单元，而郭缘生利用乾脯山而非北邙来比定崇阳、峻阳两座帝陵的方位，亦是直接表明其更适合作为描述帝陵这一微型地理单元相对位置的参照。“北邙”与“乾脯山”“乾脯山”与帝陵的两组对应关系实际上遵循了通常描述地物所在时参照物由大及中、由中及小的常理。由此出发，《述征记》 用来描述高原陵、峻平陵和太阳陵位置参照点的“邙之东北”与“邙之南”中的“邙”应以低于邙山山脉的次级地理单元，即邙山主峰 （首阳山主峰） 来理解。这样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以往研究者分歧颇多的“广义邙山”与“狭义邙山”的考证困境。

《晋书·宣帝纪》已明言司马懿“葬于河阴……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20]，即高原陵位于黄河南岸的邙山山脉阴坡之上。《述征记》 亦云乾脯山所处位置为北邙东，那么邙之东北自然便成了乾脯山之西北，但郭缘生在表述高原、峻平二陵位置时是以邙山 （首阳山主峰） 为参照，而表述崇阳陵位置时却以乾脯山为参照，想必此二陵应处于乾脯山西北更靠近首阳山主峰的崇阳陵以西区域。峻阳、崇阳二陵已占据了首阳山主峰至乾脯山山脊线南坡较为平缓的二级台地，可见“崇”“峻”是形容山脊线而言，故只能越过山脊向北寻找高原、峻平陵。因此，此二陵的位置应指向乾脯山西北、崇阳陵以西的邙山阴坡。

地形图上该区域地势高敞平缓，海拔远高于崇阳、峻阳二陵所在，地貌特征与宣帝陵号“高原”、景帝陵号“峻平”相契合。从字面意思考量，与“崇阳”“峻阳”一样，“高原”与“峻平”实为同一地貌的不同表述，司马懿、司马师下葬时仍为魏臣，二人也应以家族墓地的形式进行安葬，陵墓不大可能有单独兆域，且 《述征记》将高原陵与峻平陵并列记述，足见二陵相距不远。而司马昭下葬时采用皇帝规制[21]，陵墓已不可能接续父、兄墓来设置，故而另辟兆域于乾脯山西南。由高平陵、崇阳陵与峻阳陵的陪葬墓均位于主陵西侧，峻阳陵亦位于崇阳陵西侧可知，魏晋时期的陵寝制度是“以东 （左） 为尊”[22]，那么高原陵当在东，峻平陵在其西。“峻平”与“峻阳”的一字之差同样表明峻平陵在峻阳陵以北，因此可进一步将高原、峻平二陵的位置推定在峻阳陵以北，今偃师区东蔡庄与省庄一带的高地上。（图一）

依据《述征记》的记载，晋惠帝太阳陵应在邙山以南寻找。就已知崇、峻二陵陵位关系出发，再结合高原、峻平二陵相对位置的比定，不难发现整个西晋帝陵的排布次序是依司马师与司马昭兄弟二人的不同帝统分成南北两排，每一排均呈现出父子接续、自东向西顺位埋葬的格局。由此出发，太阳陵当选址在峻阳陵西侧以成规矩。崇阳、峻阳二陵相距约3公里，各自占据台地南缘，“崇”“峻”意思相同，二陵的高程相近，那么太阳陵所处地势与崇阳、峻阳二陵应大体相同，其与峻阳陵亦应相距不远，推测其可能在首阳山主峰以南，今偃师区曹凹村西南、寨后村东北的台地南缘。（图一） 此外，惠帝之子愍怀太子司马遹墓亦有陵号“显平”[23]，其作为惠帝长子，一度被废为庶人，被害于许昌，后以皇太子礼改葬洛阳，因此显平陵亦应位于其父太阳陵西。考虑到愍怀太子下葬先于惠帝，在葬地选择上显然要顾及父皇陵位，可知惠帝陵的陵址选定至迟应完成于这一时期。从推定的太阳陵所在台地向西，高程变化虽不大，但已变得较为平坦，与首阳山主峰至乾脯山一线南侧因沟壑切割而台地列峙的地貌有明显差异，正符合“显平”之意，因此司马遹墓可能位于太阳陵以西的汉魏洛阳城东北某处。（图二）

二、魏文帝首阳陵的位置与曹休墓所见魏晋高等级墓葬的选址理念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 （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 为寿陵，作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黄初七年） 五月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24] 然而学界长期以来并不知首阳陵所在。曹休墓发现后，严辉将首阳陵的位置推定在朱仓东北区域，耿朔则指出汉晋时首阳山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将目标位置进一步缩小至今偃师区邙岭镇一带[25]。最新的勘探报告则认为首阳陵大致在偃师首阳山东段菊花山之阳，偃师市城关镇窑头村和槐庙村附近[26] 。（图二） 总体看，各家意见就汉晋时期的广义首阳山 （邙山山脉的一段） 应在汉魏洛阳城的东北方向已基本达成共识[27]，相关文献亦已多有引述[28]，此不赘言。

首阳山主峰海拔约 400 米，是邙山最高峰。因其势旋绕，日之方升，光必先及，故名[29] 。前已述及，帝陵作为微型地理单元，在描述其位置时会使用低于“山脉”的次级地理单元作为参照，那么“首阳山东”应以“首阳山主峰以东”来解读。由此观之，勘探报告推定的首阳陵位置是以广义首阳山作为参照，向东已越过峻阳陵，距离首阳山主峰过远。耿朔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框定的陵位所在却位于首阳山主峰正北。事实上，除西晋追尊的高原、峻平二陵外，迄今邙山历代帝陵仅东汉灵帝文陵位于阴坡[30] ；另一方面，首阳山主峰正东已是邙山北坡，而南坡不仅面朝洛水，且地势较邙山中部东汉帝陵更为高亢。根据上文对于广义首阳山山势走向的分析，这里的“东”实际也指示的是东南方向，故首阳陵在首阳山主峰东南的可能性更大。

首阳陵因山为体，当靠近首阳山主峰。已知魏晋时期的陵寝制度是“以东为尊”，司马炎代魏立晋，树立新的正统，势必要在陵墓规划上与曹魏分野，兆域选址自然要与首阳陵相区分，以显尊贵，因此峻阳陵的位置应在首阳陵以东，而同时满足位于首阳山主峰东南、向东不越过峻阳陵的区域就只剩下偃师区曹凹、邢沟村一带。文献明言文德郭皇后于首阳陵涧西营陵[31]，既往对于汉魏洛阳城周边水道的研究显示，唯有汉晋洛阳城以东的七里涧为南北走向，其在晋时已是洛阳城东的重要地标[32]。结合卫片来看，曹凹以东有邢沟为界，以西隔东沟与郭坟相望，两沟向南延伸之地为今石桥村，相对位置上正与“七里涧”相合[33]，亦与《终制》以“涧”为尺、东西营陵的记载相符。因此我们推测，首阳陵所在很可能即位于曹凹村北侧，首阳山主峰东南的台地之上，结合其涧西的郭坟，地名与陵位暗合更显此地的特殊。此外，笔者实地调查所见，以奶奶庙为观测点，其西南方向靠近山脊线处有一舌状一级台地，地势高亢且较为平缓，通过前方二级台地的自然豁口可远眺洛河平原 （图三），与东南方向位于二级台地南缘的峻阳、崇阳陵具有近似的景观环境。以台地以西的邢沟为涧，亦不违背文献记载[34]，该台地似也可作为首阳陵陵位的备选。（图一）

首阳陵位置的推定基本否定了曹休墓为其陪葬墓的可能，理由有二：第一，曹休墓虽位于首阳陵西方，符合“以东为尊”的葬地秩序，但仅与首阳山主峰的直线距离就已经超过7公里，无法想象首阳陵会拥有如此大的兆域；第二，推定为东汉帝陵级墓葬的朱仓M707与M722在曹休墓东侧，如果将其认定为首阳陵的陪葬墓，便会将前朝帝陵规划进本朝帝陵的兆域内，曹丕去世之时汉献帝尚在人间，明显不合情理。实际上，首阳陵选址在东汉邙山帝陵区以东较远，海拔也相对较高的首阳山主峰东南一级台地上，既表现出曹魏承继东汉正统后帝陵的相对独立性，也彰显地位的卓然，因此曹休墓的选址显然另有考量。

从图四观察，曹休墓西侧有刘家井大冢、大汉冢、二汉冢与三汉冢等东汉帝陵级墓葬，东侧有朱仓M707与M722两座东汉帝陵级墓葬，连同曹休墓在内，附近共勘探发现12座形制相近、墓向相同的大型墓葬，显然均为同时期，且等级相当的曹魏墓。（图四） 最近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刘家井大冢北侧又新发现一批魏晋时期高等级墓葬，墓群与曹休墓群南北直线距离仅约 2 公里[35]。以目前所见，两处墓群的选址与邙山东汉帝陵位于同一区域，为汉魏洛阳城以北最为宽阔高敞之处，显示出魏晋高等级墓葬选址理念与东汉的一致性。具体而言，魏晋墓群位于东汉帝陵陵园外或陵园间的空白地带，不与后者发生实际位置关联，形成有效避让。值得注意的是，曹休墓所在墓群处于东汉帝陵环绕的“内核”位置，这固然是同一选址理念下“见缝插针”的结果，但颇显优越的占地或也可引发对墓群性质的进一步思考。

三、西晋帝陵的陵园规划与“首阳山陵区”葬地秩序的形成

西晋灭亡之后，帝陵“坟茔幽沦，百年荒翳”，东晋义熙十二年 （416年），刘裕奉晋安帝命北伐至洛阳，祭拜并修葺西晋五陵，随行傅亮作表为奏：“以其月十五日奉谒五陵。”[36]我们虽不能从其中准确判断谒陵所花费的具体时间，但傅亮如此叙说，五陵彼此相距必不甚远。陵园制度上，宣帝司马懿作《顾命终制》，“不坟不树”，景帝、文帝均尊奉之[37]，形成“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的效果[38] 。然而，表中有“缮修毁垣”的叙述[39]，考古勘探也发现崇阳陵墓地有残存的断续陵垣及可能和陵区守卫有关的小型建筑址[40]，可知陵园垣墙的存在。考虑到文献中惠帝永康元年“震崇阳陵标”的记载[41]，荀岳与左棻墓志文也分别言及“陵道”与“徼道”[42]，再结合崇阳陵陵垣西折，同侧建筑基址南边考古勘探发现的道路[43]看，至少在崇阳陵建成当时，帝陵陵园在“不封不树”的原则下，仍呈现四周缭以垣墙并西向开门，南北向神道前立有墓标，东折进入陵园的格局，虽在神道走向设计上有南北转向的意图，但陵园核心区域仍然继承了曹魏陵寝东西轴线配置的特征[44]。曹操高陵（安阳西高穴M2）墓前和南侧都发现有建筑遗迹，建筑遗迹之外还有北、东、南三面的垣墙配置，墓的西面亦确认有陪葬墓[45]，而曹丕在《终制》 中强调“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46]的比较对象中，高陵显然也是其中之一。《终制》 还规定，郭皇后与贵人以下无子嗣者死后均陪葬首阳陵旁涧西，崇阳陵与峻阳陵墓群的考古勘探结果亦显示西晋帝陵西侧近旁亦有排列有序的陪葬墓，墓主为女性的可能性大，表明曹魏的嫔妃陪葬制度也为西晋所沿袭。泰始二年 （266年），晋武帝下诏“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成纪，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动为烦扰，一切停之”[47]，又再次强调薄葬，这也可能是峻阳陵墓地未发现陵垣的原因所在。

连接陵园的陵区道路也是陵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傅亮等人的谒陵路线当是先沿着汉晋以来的洛东官道[48]抵近西晋帝陵陵区，继而从神道进入，并且以较短时间完成对五陵的拜谒，官道与陵区道路互通而形成有机整体。段鹏琦曾在考证左棻墓志出土地时指出“现南蔡庄大队养鸡场食堂北侧断崖处为墓志出土地。由养鸡场食堂向北的小道，即是旧时翻越邙山的道路”[49] 。观察卫星地图可知此路即为今日的“东首线”，路面虽经拓宽，但走向并无太大变化，间接反映出数十年间该区域地貌变动的微弱，则古今地貌变迁较小亦可以想见。其南与古时洛东官道走向相若的310国道联接，向北穿过西晋陪葬墓群后绕过峻阳陵墓地折向西北，从奶奶庙东侧跨过山脊线，可直抵高原、峻平二陵附近，西晋诸陵选址与布局的高度关联性已是不言自明。（图一）

另一方面，司马懿下葬时的魏臣身份又使得其陵墓选址在一开始便面临如何妥善处理与曹魏首阳陵的位置关系、尽量摆脱成为后者陪葬墓的棘手难题。因此，司马师于首阳山规划高原陵茔域时势必要在顾忌臣子身份的同时尽可能凸显尊贵。首阳山主峰以北虽为阴坡，但地势平坦开阔，海拔也高于首阳山阳坡，高原陵选址于首阳陵东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可谓是既避让首阳陵又不甘妥协的结果，已隐隐显露出突破君臣藩篱的意图。基于同样的情势，司马师死后葬于高原陵西侧的峻平陵也在情理之中。到司马昭去世时，西晋政权已呼之欲出，其以皇帝礼下葬，陵墓自然要另择吉地，不能归葬“祖茔”；崇阳陵的葬地选在首阳陵东南方向，与父、兄陵墓选址时对与首阳陵的关系考量异曲同工；再者其地势低于高原、峻平二陵，北向遵奉之意明显，可谓一石三鸟。同时，墓向由曹魏时的东西向转变为南北向[50]，神道主体亦为南北向，表明自崇阳陵起，西晋帝陵制度的构建已经开始。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在帝陵台地下方的洛河平野新规划了陪葬墓区，将荀岳、羊瑾、何桢等重臣赐葬于崇阳、峻阳二陵以南2公里内，其实质是要在继承曹魏“以东为尊”的基础上，确立高原陵的祖陵地位，从而扭转整个西晋帝陵墓葬配置的主轴，最终形成父兄 （司马懿、司马师） 和弟孙（司马昭、司马炎） 各自东西成排，帝陵 （包括西侧的宫人墓） 与大臣陪葬墓群南北纵贯的的整体陵墓排布格局。而其死后入葬位于高原陵、峻平陵以南，崇阳陵以西的峻阳陵，则是西晋帝陵布局规划的最重要节点，不仅确立了崇阳陵在同排 （西晋建立后） 帝陵中的最尊位，更是利用崇阳、峻阳二陵与高原、峻平二陵的南北位置关系，创造性地实现了后二者从臣子墓向帝陵的转变，使整个西晋帝陵制度臻于完善。那么理论上，其后的帝陵只要帝统不变，便可以因循而就，依次于峻阳陵以西选址，以成体系。

放眼整个首阳山地区，首阳陵率先占据了首阳山主峰东南的尊位，当为“主陵”，此后入葬的西晋五陵与之具有相近的规划理念，且均距首阳山主峰不远，或可将这一带称为曹魏西晋“首阳山陵区”。（图一）

四、余论

自东汉建都于洛阳，历曹魏、西晋，逮至拓跋鲜卑迁洛，北邙之上遍布各朝坟茔。近年来，邙山陵墓群经历了大规模的勘探、调查与重点发掘，东汉、北魏两朝陵墓的探索已取得重大进展，曹魏、西晋墓葬亦有众多发现。（表1）

东汉帝陵分为南、北两兆域，格局相对较清楚的北兆域占据了汉魏洛阳城以北最为高敞的区域，帝陵在西，东部为规模庞大的陪葬墓群，体现出“以西为尊”的格局，墓葬均南北向。帝陵与帝陵间、帝陵与陪葬墓间整体呈现“大南北、小东西”的基本面貌。

曹魏代汉后帝陵转向薄葬。首阳陵选址于汉魏洛阳城东北的首阳山东南，此后明帝在洛南万安山以北另辟南兆域，使得曹魏帝陵也同样形成南、北两兆域[51]，在事实上承继了东汉帝陵制度。总体上，曹魏高等级墓均为东西向，帝后不合葬，帝陵陪葬墓位于帝陵西侧，贯彻“以东为尊”的理念，陵区主轴亦为东西向。

西晋帝陵延续了曹魏首阳陵的选址与布局理念，陵区同样选择在首阳山主峰附近，利用台原和环抱的沟渎形成相对独立的葬地空间，同一帝统的帝陵自东向西，以东为尊，帝后合葬。另一方面，在高原、峻平二陵陵位已定的前提下，以其为祖陵，将崇阳陵、峻阳陵、太阳陵自东向西并排顺次置于首阳陵以南邙山二级台地的南缘，开创了西晋时期不同帝统帝陵以高为尊的新局面，丰富了“首阳山陵区”帝陵陵位秩序的内涵，然而自高原、峻平陵到崇阳陵，再到峻阳陵，陵区的主轴逐渐完成了从东西向至南北向的转换。随着规划的实施，西晋帝陵事实上形成了单一兆域，改变了东汉、曹魏以来南、北两兆域的面貌，对此后中原王朝的帝陵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五）

至此，汉魏洛阳城北至东北的广大区域分别被东汉、曹魏、西晋三朝帝陵依次占据，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将最重要的外戚——冯太后兄长冯熙及其子冯诞葬于北邙，冯诞墓志更明言其墓位于“乾脯山之阴”[53]，考虑到文献所记二者政治性极强的入葬过程[54]，将这两座墓视为规划的帝陵陪葬墓并无不妥，似乎表明孝文帝最初选定的陵址可能是在西晋帝陵以东区域，具有浓厚的承接曹魏、西晋正统的意图。然而北魏帝陵最终却选址于东汉陵区西侧，制度也较多承东汉[55]，短时间内的德运转向颇值得玩味。以孝文帝长陵为祖陵，其后入葬的帝陵南向排布于其两侧，除孝明帝定陵外主要位于瀍河西岸，长陵与景陵的陪葬墓群则集中在瀍河东岸，二者之间有对应关系[56] 。长陵与景陵规划的陪葬墓群向南未越过北魏洛阳城东西大道——西阳门大街西延线，这与西晋帝陵陪葬墓群均位于魏晋洛阳城东西主要街路——建春门大街东延线以北如出一辙，充分体现了陵墓与都城规划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