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义利之辨”的三重超越

关帝精神中的“义利之辨”，从来不是简单的“重义轻利”，而是对传统义利关系的深度突破。它跳出了“逐利必失义”“守义必弃利”的二元对立，以三重超越性，将“义”从利益取舍的工具，升华为道德理想、群体价值与文化共识的载体。

这种超越，让关帝的“义利之辨”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成为贯穿历代的精神符号，至今仍为华人社会所尊崇。

关帝“义利之辨”的第一重超越，是超越功利算计，以道德理想为终极指向。

在关帝的认知中，“义”从不受眼前利益的左右，即便面对极致的诱惑，也始终坚守道德承诺。

建安五年，关帝为保全刘备家眷暂居曹营，曹操深知其忠义，以“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之，赠金帛、赐美女，甚至表奏汉献帝封其为汉寿亭侯，试图以功利打动他。但关帝始终“心神无久留之意”，正如《三国志》所载，他对张辽坦言：“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当得知刘备在河北的消息后，他即刻“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放弃曹操给予的一切功名利禄，千里寻兄。

这种选择，完全跳出了“利则留、无利则去”的功利逻辑，他并非不知曹操的厚待能带来一时的安逸与富贵，却因“誓以共死”的道德承诺，甘愿舍弃所有。

史书赞其“财色不动其心，爵禄不移其志”的颂词，正是他这一选择的最好注脚：“义”对他而言，不是换取利益的筹码，而是必须坚守的道德理想，即便付出放弃功名利禄的代价，也绝不妥协。

第二重超越，是超越个人得失，将“义”与群体价值紧密绑定，以个人的坚守成就群体的存续与发展。

关帝的“义”从不局限于个人层面的道德自守，更延伸到对兄弟、对家国群体的责任，甚至愿为群体利益牺牲个人安危与功名。

桃园结义时，关帝与刘备、张飞立誓“上报国家，下安黎庶”，此后便将这一群体目标置于个人得失之上：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后，关帝驻守华容道，面对兵败势穷的曹操，他念及“曹操昔日照拂之恩”与“义释”的承诺，虽知“私放曹操”可能触犯军法，却仍选择放行，这并非个人的“一己之私”，而是深知曹操若死，北方必乱，蜀汉将面临更复杂的局势，其背后是对蜀汉群体长远利益的考量。

更不必说他镇守荆州时，“恩信大行，胆势益盛”，北伐襄樊时“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所为的并非个人军功，而是“兴复汉室”的群体大业。

即便最终退走麦城，他也不愿投降孙权，坦言“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以个人的坚守践行对群体的承诺。这种超越个人得失的“义”，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商帮，晋商、潮商、徽商等效仿关帝“桃园结义”的精神，以“同乡如兄弟”为念，在异地经商时相互扶持，某商人资金周转不灵，同乡会以“关帝名义”募集资金相助；某商队遇盗匪，同业必设法救援，正是这种“群体大义”，让晋商在明清商界屹立数百年，印证了“义能成就群体价值”的真理。

第三重超越，是超越时空局限，让“义利之辨”突破时代与阶层的壁垒，成为全民认同的文化共识。

自汉末以来，关帝的“义利观”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被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人共同尊崇，最终沉淀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从朝廷层面看，北宋徽宗封其为“义勇武安王”，明代神宗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清代顺治帝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将其“义利之辨”视为治国理政的道德参照；从文人层面看，朱熹赞其“忠义贯日”，王阳明将关帝的“义”与“良知”并提，毛宗岗评其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皆推崇他“重义轻利”的品格；从民间层面看，儒释道三教共尊——儒家奉其为“武圣人”，佛教奉其为“伽蓝菩萨”“盖天古佛”，道教奉其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即便是普通百姓，也将其“义利观”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

明清时期关帝庙“祀遍天下”，从都城到乡野，从内地到边疆，甚至海外华人聚居地，皆有关帝庙，商人供奉其为“武财神”，以“义中取利”为商道；农人供奉其为“守护神”，以“守义不贪”为家训。

这种跨越时空、阶层的认同，让关帝的“义利之辨”不再是个人的道德选择，而是中华文化的“通用语言”。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哪个阶层，人们都能从他的“义利观”中找到共鸣，明白“义”是比短期利益更珍贵的财富，这种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在传承中始终保持着对“忠义诚信”的坚守。

关帝“义利之辨”的三重超越，本质上是对“人如何处理利益与道德”这一永恒命题的回答：它告诉世人，“义”不必为“利”让步，反而能超越功利、得失与时空，成为个人安身、群体凝聚、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

从曹营挂印封金的坚守，到桃园结义的群体承诺，再到历代朝野的共同尊崇，关帝以自身的选择，为“义利之辨”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这种超越，不仅让他从历史名将升华为精神偶像，更让“忠义诚信”成为华人社会的文化基因，历经千年而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