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抗日战争时期如何“虎口夺宝”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铁蹄踏破上海防线。在生死存亡之际，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留守战火纷飞的上海。这个看似不合常理的选择，背后隐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的赤诚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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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轰炸 古籍流散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飞机在上海闸北上空盘旋，将炸弹投向商务印书馆，并狂妄宣称：“要灭亡中国，必先消灭中国文化；要消灭中国文化，必先消灭承载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这座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摇篮，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化为废墟，50万册珍贵典籍在硝烟中灰飞烟灭。商务印书馆的毁灭，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的伤痛，也埋下了郑振铎日后奋起抗争的种子。

1937年淞沪会战后，江南地区藏书楼面临空前危机。嘉业堂等著名藏书楼或因战火摧残，或因藏家生计困难，大量珍本古籍流入上海书市。这一现象立即引起各方势力的觊觎。华北交通公司等日伪组织系统性地收购古籍；梁鸿志、陈群等文化汉奸为虎作伥；海外机构如哈佛燕京学社、日本三井会社等也竞相抢购。更令人痛心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竟公然宣称：“中国珍贵图书正源源流入美国，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这番言论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文化掠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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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初心 孤军奋战

面对上述危局，郑振铎毅然投身古籍抢救工作。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每见珍本外流，心如刀绞。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奇耻大辱！”这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一个文化战士的宣言。

郑振铎的古籍抢救工作面临重重困难。然而，这位文弱书生展现出惊人的毅力。他节衣缩食，甚至不惜卖出原有藏书。以购买明刊本《古女今范》为例，他花去了全家人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同时，他时常向私人或公家借贷。以购买《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为例，当时教育部的购书款尚未到达，他先向同事们借了1000元作定金，又向暨南大学借了9000元作为首付款。甚至，他采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以救眼前之急，其中被“抵押”者多是他多年珍藏的善本书，当最终无钱赎回时，便只能“顾此失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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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志士 成立组织

当郑振铎在上海殚精竭虑抢救中国古籍文献时，同样留在上海坚守文化阵地的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以及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张凤举。那一阵儿，五位爱国文化志士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们认为抢救国家文化，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积极作为，为此他们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希望由政府来帮助启动这一工作。

电报发出不久，便得到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复电，除同意拨款外，还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来沪协商。最后商定由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郑振铎、张凤举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订立细则，进行了明确分工：郑振铎、张凤举负责访书、鉴书，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寿镛、何炳松负责经费管理。

04

典籍抢救 成效卓著

“文献保存同志会”制订了以抢救江南藏书楼珍本为主，避免普通版本，重点收购孤本、稿本、禁毁书以及史料文献的策略，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其一，抢购嘉业堂藏书楼。嘉业堂全盛时期藏有古籍珍本60万卷，创建者是著名藏书家刘承干。1933年后，刘家家道中落，开始变卖藏书。刘承干将藏书精华部分运往上海租界，1940年初，嘉业堂藏书招致近十方势力觊觎，面临流散厄运。郑振铎挺身而出，展开了一系列抢救行动。

一方面，劝退多方觊觎者。郑振铎先找到受东亚同文书院委托的北平旧书店来薰阁老板陈济川，从个人私交与民族大义两方面劝说，并给他5000元支票作为北平收书佣金，成功劝退陈济川，北平其他旧书商也纷纷退去。对于其他竞争者，郑振铎则劝说刘承干不要售书给他们。

另一方面，挑选并购买藏书。郑振铎凭借不凡的文献学眼光，先通过浏览目录划定购买范围，然后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一道，在刘承干上海藏书处浏览近半个月，从2700多部古籍中确定了购买书目。1941年4月，他们以25万元秘密买下包括1200多种明刊本、36种钞校本在内的藏书精华部分。

其二，抢救适园藏书。适园位于浙江南浔，由清末藏书家张钧衡所建，其子张乃熊继承后进一步扩充，以宋元刻本、黄丕烈校跋本、稿抄本著称，尤以“黄跋本”闻名江南。其藏书总量约10万卷，其中宋刻本7部、元刻本24部、明刻本及抄校稿本数千种，质量甚至超过嘉业堂。

1940年，适园藏书面临被敌伪掠夺和外流的危机，郑振铎提出“最重要者为设法商购适园张氏之善本书”。经多方努力，他争取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的拨款资助。10月26日，郑振铎、何炳松等人与适园主人张乃熊签订了购买全部藏书的合同，12月2日完成点校工作。

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还收购了玉海堂、群碧楼等著名藏书楼的藏书，两年内累计抢救善本3800余种、近2万册，数量接近北平图书馆数十年馆藏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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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险境 坚持抢救

身处虎穴，群敌环伺，郑振铎时刻面临各种危险。有日伪人员通过关系送上大额支票的利诱，有特务的跟踪盯梢，有造谣者称他加入了日伪组织，还两次被加入黑名单，上海沦陷后，“文献保存同志会”不得不停止了公开活动，郑振铎的抢救古籍工作被迫转入更隐蔽、更艰难的阶段。

郑振铎化名陈敬夫，伪装成文具店职员，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文献保护工作。1941年夏天，上海局势严峻，郑振铎将挑选出的82种最为珍贵的善本，交由徐森玉亲自携带，辗转香港运抵重庆。其余绝大部分善本，则打包成3800个包裹通过邮局寄往香港，由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陈君葆负责保管。

在政府拨款中断、“文献保存同志会”停摆后，郑振铎以个人财力继续收购珍本：他变卖藏书、举债购书，甚至“缩食节衣以赴之”。1943-1945年，他集中收购清人诗文集，并自述“力所不及，则举债以偿之，或售去他书以易之”，最终购得830余种清代文集，填补了学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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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失踪 战后追讨

寄往香港的古籍，原计划由海路运往昆明，后因沿海被日军控制，决定改运往美国，由中国驻美使馆代为收藏。但是， 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古籍未能赶上原定邮轮，却也因此避免了随邮轮被炸沉的厄运。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这批古籍从此落入日寇之手，之后数年，再无这批古籍的消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组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郑振铎提交了《被劫古籍清单》。有关人员根据线索搜查东京帝国图书馆，在地下书库发现一批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书章”的木箱。开箱核对郑振铎提供的书单，确认正是香港遗失的102箱古籍中的核心部分（87箱），其余15箱下落不明。

1946年12月，王世襄作为追讨文物的专员启程前往日本。在日本，他依据国内整理的文物材料与日方交涉，期间遭遇日本政府恶意刁难，加上联合国条款对日本的偏袒，工作困难重重。经过王世襄的不懈努力，以及中外各界人士的帮助，最终寻回被日本军方劫掠的古籍善本。1947年春，王世襄将107箱古籍善本从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由郑振铎派员接收。

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沦陷区抢救的古籍中，宋元珍本、明清史料孤本蔚为大观，它们中的一部分成为如今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馆藏的核心，另一部分则入藏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在烽火连天中守护文明火种，以智慧与勇气书写了文化救亡的传奇。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保存中华文脉的壮举，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作者：张春岭

责任编辑：薛小玉

排版：刘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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