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

郑振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他的治学范围广泛，包括文学、史学和考古学，其核心是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撰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文学史的撰写者都在力求接近文学史的实际，但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的。因此，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实践与经验，对于我们不断认识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愿景与实践

早在1920年秋，郑振铎在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时就提出：“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此后，郑振铎以整理中国文学为己任，目的是写出理想的中国文学史。

1922年，郑振铎发表《我的一个要求》，呼吁一本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我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但是哪里有呢？……‘中国文学史’唉！哪里有一本完备的呢？……我要求，我现在向研究中国文学的人要求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于是，他提出研究任务，“我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之前，还要求先能有一部分的人尽力介绍文学上的各种知识进来，一部分的人从事于中国文学的片段的研究和整理”。也就是说，要介绍文学知识，做专题研究。

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说：“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他认为，许多中国文学史都是不完整的，唐、五代的变文，金元的诸宫调，宋、明的短篇平话，明、清的宝卷、弹词，元、明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中国文学史都未曾注意，“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撰写出完备的中国文学史，一直是郑振铎的愿景。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振铎撰写出版了四种中国文学史。一是1921年至1927年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文学大纲》，为世界文学通史性质，其中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中国文学史，这部分有十二章。二是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一册），为断代专题史性质。后因故仅出一册而中止。此书也很有特点，比如书中单列一节“敦煌的俗文学”，并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突出了新发现文献的文学史地位。三是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通史性质，共六十四章。这是继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后，有很大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该书资料十分丰富，很多内容是其他书籍所未述及的，对每一个文学运动、每一种文体的兴衰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四是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为分类史性质。郑振铎认为，除诗与散文外，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可归到俗文学范围里去，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骨干。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扩充了中国文学的范围，对于更新中国文学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愿景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并且不断地进行研究实践。直至其殉难的1958年，还在探索中国文学史的编写问题。

对中国文学史思想认识的发展

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振铎提出中国文学发展的两个原动力，即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1929年，郑振铎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指出：“一种文学形式或种别的产生，其原动力不外两点，一是外来的影响，一是民间的创始。着眼在中国文学史的人，至少可以明白：这两点乃是中国文学中许多歧繁的种别所以产生的原因。”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再次指出这两个动力：“有一个重要的原动力，催促我们的文学向前发展不止的，那便是民间文学的发展。”接着又阐述了第二个动力：“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的影响。这无庸其讳言之。没有了她们的影响，则我们的文学中，恐怕难得产生那么伟大的诸文体，像‘变文’等等的了。她们使我们有了一次二次……的新生命；发生了一次二次……的新的活动力。”郑振铎认为大众文学生于草野，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庙堂，这种草野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还认为外来文学（特别是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思想、题材等方面，称之为“中印的结婚”。

1958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发展了文学动力观点，除了继续指出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的影响之外，又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他说：“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也给汉文学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同时，他们自己也产生了不少的好作品，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像南北朝时代的北方诸民族的文学，元代的蒙古族的文学，都在汉文学史上留下巨大的影响。”至此，他提出了文学发展动力的三个因素。郑振铎对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1946年，他在《民族文话》“自序”中说：“我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里，经历的‘惊风骇浪’实不在少数；但却继续的发展下去；消纳了无数的少数民族，扩大了许多的领域。到了现在，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和其他小民族的一个集体。经过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同化、消纳、混合、迁移的种种阶段，我中华民族已浑然的凝为一体；成为不能离间，不能分拆的一个集体。”此时，郑振铎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观。1953年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文学研究所，任命郑振铎为所长。文学研究所当年设5个研究组，除文学理论组、古典文学组、中国文学史组、西方文学组之外，还有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1957年12月，文学研究所召开若干会议，就文学研究工作如何密切联系实际，开展为期17天的大辩论，郑振铎到会听取意见。最终形成七项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是“研究并编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在这七项工作计划中，文学研究有三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文学史（古代、现代、当代）研究方向，二是中外文学理论研究方向，三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方向。其中，两个重点发展方向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紧密。文学史研究一直为郑振铎所关注，在他的理想中，文学史不仅要打通古今，还要容纳少数民族文学。《郑振铎日记》1958年4月30日记载，他到文学研究所与大家讨论编辑中国文学史，“期以三年，必当成之。其特色为包括到当代为止，且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编写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史，成为郑振铎新的理想愿景。

关于中国文学的演进问题，郑振铎从唯物史观出发，认识到社会经济状况支配着文学的进展。1932年，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多次提到社会经济状况支配着文学的进展。在第一章《古代文学鸟瞰》中，他认为在古代文学各阶段进展里都存在“中国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经济的情况也逐渐在变动着，且在背后支配着文学的进展”。1934年，他在《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中鲜明地指出，元代的经济力决定了戏剧、散曲的形态，支配其题材的运用。郑振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研究，深受“进化论”观点的影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言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 1927年，他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对中国文学的演进有着深入的阐发：“文学的东西，本不能以时代的古今，而比较其优劣，说古代的东西，一定不如近代的，正与说近代的东西，一定不如古代的一样的错误。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时时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自有他的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郑振铎认为，进化论并不是简单的后来居上论。他将文学纳入到时代、环境中作整体的考察，认为文学是时时在前进、在变异的。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郑振铎深刻地认识到，撰写中国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他深入思考了文学史的分期和一般的历史的分期是否完全一致，文学的发展是否有别于一般历史的特殊性等问题。纵观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实践，他不同时期对文学史分期的认识是不同的。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三期。古代文学从远古到西晋；中世纪文学从东晋到明代中叶；近代文学从明代嘉靖到五四运动。1958年，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五个时期。上古期，邃古到春秋（公元前2000年左右—公元前402年），奴隶社会文学的时期；古代期，战国到隋（公元前403年—公元617 年），封建社会文学前期；中世期，唐朝到鸦片战争（公元618 年—1840 年），封建社会文学后期；近代期，即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公元1840年—1949年）；现代期，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还提出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三条原则：是和一般历史的发展规律相同的；是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步调相一致的；同时也是有她的若干特殊性或特点的。并进一步指出，既要根据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特殊性。要结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研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郑振铎指出的文学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情况，这一分期原则也是后来文学史家所采用的原则，即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当下启示

自20世纪初迄今，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千余种。可以说，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与探究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论题。作为有独特中国文学史撰写成就的文学史家郑振铎，他的文学史撰写经历及其思想发展对于我们当下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史的撰写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关于专题研究与文学史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毕业的青年学者吴世昌先后写了两篇批评性的文章，指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错误和缺点。他认为，“在各时代的断代文学史没有完备以前，我相信，决不会有像样的整部文学史出现”。断代文学史和各类专题研究是文学通史撰写的基础，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不过，如果等专题研究都完备了，再去撰写中国文学史，那显然失之偏颇了。郑振铎不是不知道专题研究的重要性，其一生都在进行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及其专题研究，从未因文学史的出版而停止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知道，专题研究永无止境。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那个时代的价值，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当然，也有很少一部分中国文学史仍然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价值。我们对中国文学的面貌是需要不断认识的：要认识贯穿古今的文学，要认识东西南北各地域的文学，要认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要认识各文体的文学，要认识各民族的文学。总之，要充分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面貌。我们撰写中国文学史之时，很难断言专题研究已经充分，对于此问题的解决，我们只能说两者都要不断前进，相互促进。

关于中华文学观。郑振铎认为，历来文学观念混淆不清，导致中国文学史的范围难以确定。因此，确立正确的文学观，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笔者认为，有些文学史之所以缺少一些内容，或者有些内容不妥当，其中因素还是文学观念问题。坚持正确的中华文学观，是撰写合格的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保证。正确的中华文学观，来源于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正确，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中华文学观。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都是不对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不可能写出符合实际的文学史专题研究论文或者文学史著作。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史。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希望编写一部包含各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史。编写出这样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一直是我们的企盼。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先编写四卷本“中国文学简史”，其中少数民族文学占一卷，如果少数民族文学须占两卷，即改为五卷本。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在构筑文学方面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直至当今，学界也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1992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1997年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以及2005年出版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都是在把中华各民族文学构筑在中华文学的版图中，努力梳理着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面貌。当然，这距离我们理想中的中国文学史，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