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经典洞照古今（715） 天下第一奇书——《庄子》

《外篇·胠箧》（2①）

“胠箧”就是撬开箱子的意思，没有什么深意，只是因在篇首做了题目而已。本篇的主旨跟《马蹄》相同，但比《马蹄》立意更深刻，言辞也直接、激烈，体现了庄子文风的恣肆汪洋，笔锋犀利的特点。重点一：竭力痛斥所谓圣人的“仁义”；重点二：倡导抛弃一切文化和智慧，使社会回到原始状态中去。总之，中心就是宣扬“绝圣弃知”的思想和返归原始的政治主张。

今天，我们学习《胠箧》的第二部分，一共两段，有些长，今天学习第一段。

原文：

夫川竭而谷虚⑴，丘夷而渊实⑵。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⑶也。为之斗斛以量之⑷，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⑸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⑹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鉤⑺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⑻、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⑼，斧钺⑽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解释：

⑴虚：空旷。竭：干涸。

⑵夷：平。渊：深潭。实：满。

⑶重利盗跖：使盗跖获得厚利。

⑷斗斛[hú ]：古代的两种量器，十斗为一斛。本句两个“之”字含意不一，前指天下之人，后指斗斛所量之物。

⑸权：秤锤。衡：秤杆。

⑹符玺[xǐ ]：古代用作凭证的信物。

⑺鉤：即“钩”字，本指腰带钩，这里泛指各种细小的不值钱的东西。诛：刑戮，杀害。

⑻逐：竞逐，追随。揭：举；“揭诸侯”即高居于诸侯之位。

⑼轩：古代大夫以上的人所乘坐的车子。冕：古代大夫或诸侯所戴的礼帽。“轩冕”连用，这里代指高官厚禄。劝：劝勉，鼓励。

⑽钺[yuè ]：大斧。“斧”和“钺”都常用作刑具，这里代指行刑。

译文：

山谷空虚溪水就会干涸，山丘夷平深潭显得格外充实。圣人已经死了，那么大盗也就不会再兴起，天下就太平而没有变故了。圣人不死，大盗也就不会消失。即使让整个社会都重用圣人治理天下，那么这也是让盗跖获得最大的好处。给天下人制定斗、斛来计量物品的多少，那么就连同斗斛一道被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秤锤、秤杆来计量物品的轻重，那么就连同秤锤、秤杆一道被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符、玺来取信于人，那么就连同符、玺一道被盗窃走了；给天下人制定仁义来规范人们的道德和行为，那么就连同仁义一道被盗窃走了。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那些偷窃腰带环钩之类小东西的人受到刑戮和杀害，而窃夺了整个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诸侯之门打起了仁义的旗号，这不就是盗窃了仁义和圣智吗？所以，那些追随大盗、高居诸侯之位窃夺了仁义以及斗斛、秤具、符玺之利的人，即使有高官厚禄的赏赐不可能劝勉（使他们动心而停手），即使有行刑杀戮的威严不可能禁止。这些大大有利于盗跖而不能使他们禁止的情况，都是圣人的过错。因此说，鱼儿不能脱离深潭，治国的利器不能随便拿给人看。那些所谓的圣人，就是治理天下的利器，是不可以用来明示天下的。

这一段有两句话不太好理解，我说说我的理解。

第一句：“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

庄子对真正的大盗贼和盗取、夺取诸侯之位的田成子（上一部分出现）之类的人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在社会中不能禁止，就是儒家思想崇尚的所谓“圣人”的过错。你们儒家思想治理社会不是讲究“刑赏二柄”（《韩非子·二柄》）吗？不是讲究“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吗？但是这些大盗和夺取诸侯之位的更大的“盗贼”，根本不把你们的“刑赏”当回事儿。你们即使赏给他们高官厚禄也不能让他们动心而停止盗窃，即使你们用什么严刑峻法来恐吓他们，也禁止不了他们的盗夺。因为你们所倡导的仁义礼乐，已经把它们对利欲的野心膨胀到你们控制不了的程度，人性的“恶”被你们虚伪的仁义礼乐完全蛊惑出来了。当制度与盗权形成共生结构，奖惩机制将完全失效。所以，盗跖这样的人不能根绝，原因就在于儒家所谓的“圣人”啊！

第二句：“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圣人”，指儒家推崇的圣贤，“利器”比喻高效的统治工具和手段，指圣人制定的礼法、仁义等制度规范，这些工具和手段为什么不能“明示”天下呢？

其一、庄子认为，圣人通过礼法、仁义等工具、手段试图规范社会，那么这些工具和手段，一定会被统治阶层那些有私欲、有野心的人滥用，成为他们控制老百姓、满足自己的权利欲望和财富欲望的工具。这样，圣人制度与窃国大盗就会形成“共生关系”，权力与规则的关系呈现一种，二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深刻对立的矛盾关系，权力的扩张性与规则的约束性始终处于动态博弈中，形成了独特的“辩证困境”，两者很难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所以，才会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荒谬现象。

其二、所谓“圣人之道”，是刻意的、人为的，是束缚人性、压抑本真的治理工具和手段。真正的治理应该顺应天道，摒弃人为干涉，让老百姓遵从客观规律，循四时、尊天时，按照自然节律来生活、繁衍，也就是依照本性生活。不需要什么智慧和是非之心，老子也说过同样的话：“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其三、圣人的礼法制度的确能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但它的害处更大。过渡依赖变会成为祸患的根源。一方面可能成为统治者实现个人私欲虚伪的“遮羞布”，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人民遭受压迫“借口”。在这些礼法制度成为统治者可以操弄“为我所用”的“武器”“利器”时，那结果必然就是人民遭殃，社会混乱，国家崩溃。“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就是这种治理国家的“利器”，不能运用于治理天下。庄子在此不是主张神秘主义，不是主张国家不能有治理工具和手段，而是告诫世人警惕权力对治理工具的垄断。

老子在《道德经》三十六章就说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

庄子指出斗斛、权衡、符玺、仁义等本为规范社会的工具，最终反被权力者篡夺，而这些规范社会的工具被“异化”后，反而成为维护和保护权力者利益的工具。这种“工具异化”的悖论，恐怕人类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尤其是在一向主张民主、法治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可能成为某些财阀规避责任的工具，他们利用法律漏洞避税，比如一些富豪和财阀通过设立信托基金、慈善基金会等方式，巧妙地规避了巨额税款；比如利用特权逃避法律责任，身为总统的拜登可以赦免自己的儿子；民主程序可能被民粹主义操纵，如选举制度沦为煽动工具；社交媒体算法反成操控舆论的利器等等。

庄子对“窃国者侯”的权力合法性批判，也穿透历史，映射到现代生活中，直指权力对道德话语的垄断，如同庄子所说的“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看当今社会，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以“普世价值”包装地缘政治博弈，很多资本集团通过慈善行为美化剥削本质，威权政权将维稳机制论证为“特色民主”，赖清德运用法律手段对政治对手的陷害，对统派势力的打压，都是“窃国者侯”的生动体现。

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深层逻辑，庄子并非反对道德本身，而是批判将道德异化为统治工具。当“圣人”成为绝对权威符号，必然催生以圣人之名行盗跖之实的伪善权力。

而此种圣人崇拜的现代变体，也在警醒着现代治理体系弊病。古代“圣人”崇拜变为现代的个人崇拜、领袖神化；古代的“仁义”教条，变身为现代政治正确的话语霸权；古代的礼法制度，化为过度官僚化的治理体系等等，这些都在削弱着现代治理的效力。

结语：在解构中重建的治理智慧

庄子治理理念的深刻在于揭示一个普遍规律：任何试图通过完美制度根治人性之恶的企图，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罪恶的温床。“制度是渡船，而非彼岸”，人性之恶无法被制度根除，但公正的制度可抑制其蔓延；而当制度自诩为“救世主”时，它便成了需被警惕的对象。历史反复验证，警惕那些许诺完美的制度，因为它们常以纯粹之名，行毁灭之实。法律可约束行为，却无法改造人性。若制度将道德完美设为强制目标，必然催生伪善与高压，如古代社会礼教吃人、告密成风等等。

人类的治理之路很很漫长，探索之路也很漫长，我们现代社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区块链、AI等新技术需预设防篡改机制，警惕治理工具的“圣化”；比如承认权力的必然腐化，通过任期制、分权制，加强监督来防范腐败，并将反腐制度化、长期化。现代社会已经提倡不只是口头上讲“道德”，而是把“道德”还原为公民自发伦理实践，并以“道德楷模”来起示范作用，比如“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道德模范评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等的示范效应，比那些整日口头上的宣讲更有效。

正如“鱼不可脱于渊”，真正的治理智慧不在于设计尽善尽美的制度，而在于培育权力与民众共生互洽的“社会渊池”，使任何治理“利器”始终浸润在公民理性的活水之中。

好，明天我们继续学习感悟《胠箧》的第二部分的第二段，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