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将军所作《陕县志》序文

县志所以备国史取材。周官外史氏“掌四方之志”。孔子作《春秋》，观于百国由来綦重矣，故“法贵谨严，词尚雅驯”。柳资曰：“参之太史以著其洁”。章氏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近世作者众矣，率多简陋，相沿难垂典则，而繁猥庞杂，或不能无讥焉，则不谙史法之故也。

往者余主河南省政检阅通志，则犹清乾隆时者也，而各县百余年来文献之征亦缺焉未备。于是筹设通志馆于开封，复依部颁章则，订定各县修志概要，通饬遵行，盖所以继述前修昭示来玆也。

今岁丙子《陕县志》成，专员欧阳君珍请余为之序，考陕县旧为周召分治之所，据关河之肘腋，扼秦豫之襟要，崤函之固号为天险，所谓秦得百二者也，春秋晋败秦师与汉唐以来攻守战伐之迹往往在焉。大抵由秦陇以出关东，自中原以进三秦，皆以崤函为咽喉之地。先至者胜，后至者败，不能易也，故历代皆择博大通方威信干济之才以镇抚其地。若唐之李泌、崔郾，宋之寇准、范祖禹其尤著者也。

陕旧为州，灵宝、阌乡、卢氏之县属焉，民国肇建始改为县，斯志改县后创作也。余未览其全书，未知其于古之史法何如，然观其志例，大体依修志概要。欧阳专员通赡明达治理，吾知其亦必能斟酌今古。柳子所谓“参之太史”，章氏所谓“文外之义者”，将于是乎。在后之来者，不必旁询博访，一展卷举凡政教、风俗、农田、水利、设施之宜，因革、法戒之要，莫不条分理晰，其为利，岂浅甚少哉？

余尝巡视至县，览其山川形势之胜，三门疏凿之迹，慨然想夫古今治乱之机与化俗宜民之道，时进长而切究之，今者轮轨横度，灾患频仍，崤函之险要尽失，民生之凋残殊甚，抚斯土者将如何生息教训、振兴民气、善完守备、整顿国防，以为国家屏藩之寄乎。周召之治远矣，而唐宋以来如李崔寇范之休烈咸具于篇，盖班班也是，又余之所厚望也已。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吉安刘峙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