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北京市委书记，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后官至正国级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边缘，积满风霜，千百年来诞生的故事没人能真正数得清。说到近代名人，翻到彭真的名字，总会让一些长者的语气变得更沉稳些。他出生在山西曲沃的一个农家，1902年。寒冷的冬夜和农田的风，他都亲自感受过。家里穷，父母却宁愿勒紧裤腰带送他上学。彭真，原名傅懋恭，小名也没人再叫了，早年那些日子，记忆里都是一些半明半暗的教室，和门外的泥路。

他入了山西省立一中。没啥特别的仪式，倒是从这会儿开始，书本里的世界开始和现实的苦混到一起。历史大潮下，读书人的路，全靠自己选。他小小年纪想得也不明白。这期间，清政府摇摇欲坠，民心惶惶。班里不少同学也讨论要不要“救国”。他记得有一回听说欧洲那边闹革命，“社会主义”这仨字成了新词。

再来说几句细节。那些年山西动乱很多，曲沃一带的农民饭都吃不饱。他家的土墙房子总漏风，可父母每晚烧灯让他写作业。类似的事后来成了彭真的底色。他本就有同情弱者的性子。1919年后，北方学潮一波接一波。马克思主义像新芽那样悄悄扎进青年人心里。

他遇到一个转折点。传单满天飞、罢课军训都闹得不小。他决定要搞点“实事”——可是多大算实事，智力、勇气都得跟上，稍有不慎就是牢狱之灾。1923年，彭真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候入党的同志，有的甚至还不认得多少字。能读马列，已经算是最早的一批“先进青年”。

旧历史绕来绕去，回头想，1920年代在山西当进步青年其实不容易。他既要组织学生运动，又得小心地方保甲。他带人印刷传单，不时去慰问女工，也跑去给遭开除的学生说话。记得有一年，五卅惨案爆发，彭真在太原组织声援活动，场面混乱，他站在人群最里头，嗓子喊哑了。反正那会儿，也没人管你嗓子疼不疼，闹上个三天三夜，他只觉得终于能做点啥。

大革命时节，他活跃在山西。他行动隐秘，性格却不躁进。国共合作、工人罢工、各路游行，他都亲自过问。有人说他太执着，有人觉得他挺傻。但是他改不了。后来，形势恶化，反革命大清洗席卷各地，很多同志被捕。彭真也未能幸免，被叛徒出卖，落到敌人手里。在天津的时候。

住监狱吃苦，两种人撑不下去一个是意志薄弱的，一个是喜欢说大话的。彭真，两样都不是。鞭打烙铁、夹手指，他都挨过。他没松口。牢里，他偷偷拉几个意志坚定的同志，设法交流消息。还有人说他悄悄织毛衣，把消息藏在针线活里——这种事真假难辨，可传开了大家都点头。

这里说个小插曲，有说他刚被捕的时候夜里还想家，后来慢慢熬出了点味道。敌人有一次威逼利诱“只要认个错。”彭真不理他，低头拧衣角。那年头坐牢出来的，多少都带点劲儿。

1935年刑满，风云变色。他回到了天津，正赶上日本越来越猖狂。“华北自治”的谣言满街都是。彭真白天组织工人抗日，晚上开小会，有时候一天只睡三个小时。街头巷尾斗争不断，他在社会各界做工作，说服中产、拉拢学者。抗日救亡运动渐渐成气候。他的耐心、韧劲比身边大多数人都强。

这时候有些人对毛主席还只是听过，没有真正握过手。1937年，彭真遵命去了延安，怀里揣着点忐忑。他第一次见到领袖的景象很奇怪——既像孩子见到偶像，又有点想避开别人的目光。毛主席那句话“你能从国民党监狱里活着出来，很了不起！”说得很重。彭真当时还回了句很朴实的话，听得人心里热热的。

前后两人的信任一下子建立起来了。彭真和毛主席一样，骨子里不求人情，也不琢磨那些虚头八脑的规矩。抗日战争爆发，他被派去晋察冀，和聂荣臻搭班子。敌后根据地建设得从头来，有人管这个叫“草台班子”，其实极难。彭真东奔西跑，下乡督查，号召男女老少一块干，执行上级指示时他比别人更“轴”。

边区执行政策遇到的阻力、困难其实外人看不到。彭真常在半夜敲开村干部的门，边说边记录。他甚至想建条专门的战时联络通道。可时局乱，什么事都有可能变卦。一个政策下去，老百姓一开始不买账，有人暗中捣乱。彭真并不怕得罪人，为了大局，他宁愿硬着头皮硬推。

1945年，延安七届一中全会，增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和陈云并列，两人位置一度没人说得清。在党中央，谁都知道彭真握事牢靠。建国以后，他做北京市委书记时间特别长，市长也兼着。他这人，说得好听是“持重”，说得难听是“拧巴”。可偏偏就这种性格，建国初期北京的大小摊子都得他兜底。

17年市委书记，别的市换了不知道几茬，他还兜着北京。北京多少大事小情他都碰见过。有传闻是个十足工作狂，连下雨天都检查马路积水有没有及时排。孩子们甚至背地里叫他“彭老眉头”，半夜也皱着。其实群众对他感情很复杂，他也不是不出错，一些决策甚至有人当场顶嘴。但那时候他就是北京的“门神”，谁都得依着。

可事情发展，1949以后，不出错反倒可疑了。特殊年代来临，一切都反转了。彭真在那个“十年特殊时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什么“叛徒案”“二月兵变”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康生、江青接连拿他“开刀”，谁好像都得被拎出来说一通，彭真身陷囹圄，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回可比以前难。

这十年，外界风声鹤唳，有些朋友突然变脸。他没等来“组织的声音”。但他还是坚持每天读英文书，京剧也唱，有时候半夜他突然会大喊三声，怕自己哑掉。狱中的日子没人来问，他老婆张洁清也被关进来。两人靠狱警偷偷递几句话，才知道还活着。

他没彻底绝望。不知凭什么，总觉得这苦日子能熬过去。后来1975年夫妻俩先后出狱。谁也没敢声张，送到陕西商洛的干休所，十来个人的小院，很安静。多年后他家人总算能见了，这已经算“幸运”。

1978年底，他和家人被接回北京。机场来了三百多位熟悉和陌生的人，场面很乱，有人喊着他的名字，她老母亲嘴里还碎碎念。彭真当时情绪有点失控。那天夜里他没说。组织很快恢复了他的名誉。

没多久，他被正式宣布平反昭雪。紧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副秘书长的头衔又落到肩上。1983年当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跟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并列“八大元老”。不少北京老市民念着他，我们小时候还有人家里常挂两张像一张毛主席，一张“彭哥”。

但也有人不以为然，说他那套“法制优先”的主张拖慢了当时的某些社会治理。事实真有争议，有些决策未必见得高明，拉帮结派的批评古今都有。直到1987年，彭真才彻底退出中央领导岗位，转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有评论说彭真是八大元老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说北京真正“大事”轮不到他拍板。这种看法，我觉得有几分道理，也不全对。

1997年彭真逝世，95岁，走得算晚了。参加葬礼的人不少，官方评价用了一大堆词。他在人们心中，到底是什么位置，有的说是“一代元老”，有的说只不过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幸存者。我觉得他身上有点两面性，既有历史伟人的闪光，又留了时代局限的小印子。

一个人能不能一路顺风到底？也不一定吧。彭真用了半生时间在北京大院兜兜转转，有时候沉默，有时候发狠。他既坚定也犹豫，经常心口不一——但最后的归宿，只能说每个时代都得有自己的见证者。

从烈火烹油的青年到大浪淘沙的暮年，彭真走过的路上，泥泞、荣光、冷雨一样不少。谁能说清，这到底是命，还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