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郑伟：中国古代生肖动物的雅俗之名

编者按中国历代的古书，如《尔雅》《方言》《山海经》等，记载了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而且往往名同实异、名异实同。王国维说“物名有雅俗、有古今”，不管是雅俗之分，还是古今之别，都是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现实口语的忠实记录。传世古书里蛇、马、虎、猴、犬、牛、鼠等生肖动物的一些名称，既有用于庙堂之上、求雅存正的“通语”，也有留存在闾里小民、山野村夫口中的“俗语”，反映了古代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异彩纷呈的历史图景，也侧面体现出中国古文明“中心”与“四裔”并存的格局。中国古代生肖动物的雅俗之名文 ｜ 郑伟（《读书》2025年8期新刊）一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之间，一方面各有特色，一方面也在不断地交融汇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集团的形成往往以语言分化为条件。《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是不同地方对翻译人员的称呼，他们是不同族群沟通的桥梁。中国古代的翻译工作，主要是把“方语”（dialect）翻译成“通语”（koine）。通语就是雅言，雅言就是华夏民族的共同语。王国维说“物名有雅俗、有古今”，古语、俗语都活跃在历代口语里，与通语不尽相同，需要加以训释或翻译。《尔雅》便是流传下来的“释雅以俗，释古以今”的工具书。王国维发现，古代草木虫鱼鸟多异名，故应侧重解释名义，兽与畜少异名，更需要侧重释形体。但不管是释义还是释形，历代古书还是现实口语，草木鸟兽虫鱼都有大量名异实同的现象。所以从《尔雅》、西汉扬雄《方言》（全名是《遒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到东汉许慎《说文》，再到刘熙《释名》、班固《白虎通》，都很重视对这类词语的收集和训释。古今中外，任何语言都可能存在固有词和外来词两大类词语。大多数情况下，固有词占优势，外来词在数量上不会很多。随着两种语言或者方言混合程度不断加深，外来词替换掉了越来越多的固有词，那么这种语言或许也就发生了质变。举个例子，中国古代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百越族群的分布，不同地方的越人又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吴越、骆越、扬越、滇越、山越、南越等。现在来看，作为百越人后裔的壮侗民族，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格局。而之前原本属于越人分布的地区自然已经汉化了，语言自然也从越语转变成了汉语。历史上从“越”到“汉”的语言转换何时完成，不太容易说定。但至少在东晋郭璞时代，好像还没完成这种转换。郭璞在给《尔雅》《方言》《山海经》等古书作注时，记录了大量方言、俗语。其中有相当多属于以南朝金陵一带方言为中心的古江东方言词。比如把水中浮萍叫作“薸”，读音同于水瓢的“瓢”，还保留在长江以南的汉语方言和壮侗语里。它就是百越语被汉语替换过程留下的“底层词”。十二生肖与地支对应图（AI绘）郑张尚芳提过一个看法，他说泰语里表示牛的词plao，代表的其实不是汉语地支“丑”字的读音，而是借用了越南语“牛”的读音plau。之所以要借，郑张先生认为是因为古泰语的“鼠”读hnu，正好和“丑”hnu古音发生冲突了，所以要从别的语言辗转借用。照常理来看，这个观点不免有些迂曲，何况我国西南地区的傣语、布依语里用作地支的“丑”，也读pau或piao。这些语言更不可能从越南语去借“牛”的读音来当地支名了。其实破译这一历史“谜题”并不困难，郑张先生大概是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今天作为古越语后裔的水、毛南、佯僙、锦、莫等民族语里，“黄牛”一词的读音就是pu或po，更早期的读音可能是plu、plau。这不正是地支名“丑”plao得名的来历吗？自己的语言里就有，就用不着舍近求远、舍内求外地另寻他源了。跟古泰文hnu（鼠）和古汉语hnu（丑）是不是同音的问题，也就更没关系了。三《汉书·艺文志》说“礼失而求诸野”，大概的意思是说，雅正的文化制度如果失传了的话，可以求之于民间。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鸟兽虫鱼，各种名称纷繁多样，既有用于庙堂之上、求雅存正的“通语”，也有留存在闾里小民、山野村夫口中的“俗语”。所以，有些古书里失传或者说“废弃”的词语，反而在南方的口语里还是鲜活的存在。就比如表示锅子的“鼎”，两汉以后的北方话就不用了，但闽、广一带的方言和作为古越语后裔的壮侗语里，至今仍然是个常用口语词。先秦两汉的传世古书、出土文献所记录和传承的，不用说自然是华夏雅言，但也有少数似乎属于例外。我们上面谈到的关于蛇、马、虎、猴、犬、牛、鼠等生肖动物的一些名称，古书里有的明确说是“夷言”，也就是蛮、夷、狄、戎等番族的语言。有的即使没有明说是四夷之言，但从地域上看，显然也不是黄河流域、中原一带的汉语（北方标准语），到底是雅、俗之分，还是汉、番之别，恐怕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抱着只有中原汉语才算雅正，其他地方的语言都属俚俗的狭隘观念，那就回到了华夷之辩的老问题上去了。张光直有篇遗作《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收录在他的演讲集《考古学专题六讲》里。张先生说，按照有些西方学者的看法，中国文明的很多项特质都是外来的，其中就包括我们讨论的牛、羊、马、水牛等动物。连“实”都是外来的，“名”自然也是从别的语言借来的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夏、商、周三代在很多文化制度上是有连续性的，但另一方面，夏又被视为“中心”，所谓“茫茫禹迹”，因为“夏”也就是“雅”，夏人所处的就是“中国”。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商在东方，属东夷，语言与壮侗语有关联；周在西方，属西戎，语言与藏缅语有关联。《考古学专题六讲》，张光直著，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13年版（来源：douban.com）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肯定是“中心”与“四裔”并存的格局，用张光直的话说：“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便是历史时代的‘中国’的地理区域的基础，而圈中所有的区域文化都是历史时代中国文明的源头。”*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由作者提供原标题：《《读书》新刊｜郑伟：中国古代生肖动物的雅俗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