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112年前的那声枪响没打中宋教仁
发布时间:2025-08-27 14:48 浏览量:30
在我们这片有着两千年专制传统的土地上,到底有没有实行宪政民主的可能?
这是一百多年前宋教仁发出的一个疑问。
为回答这个疑问,他亲身实践过,但最终还是被一颗子弹送走了。
1913年1月的宋教仁很风光。
他离开老家湖南桃源,从常德坐船来到长沙,然后又从长沙赶赴武汉。
安庆、南京、上海、杭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四处演讲,启发民智,为国民党争取多数席位。
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时,他抛开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大谈“三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如何分配,中央、地方间的关系和权限应怎么界定?首先要依据宪法、事实,以极其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加以研究。”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怎么完善?首先要有政党内阁。国民党就有这样的优势,如果选举胜利了,国民党政府也就自然建成了。”
“我不是小看共和、民主等其他政党,我是怕他们不能胜任,所以,我把这个责任放到国民党身上。”
翻阅二十四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历史每向前推进一步,或者说每一次改朝换代,有且只有两种途径:
一是宫廷政变,二是农民起义。
这两个“通道”里,每个流淌的都是鲜血,无不以人头落地为代价的,区别只是多少而已。
我们好像从骨子里就喜欢暴力。
我们始终认为,革命,就是把敌人彻底打翻,再踩上去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样才是彻底的。
我们不习惯坐下来谈,谈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
我们认为这是软骨病,是懦弱。不是我跪下,就是你跪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所以,内容上差不多的历史,我们整整重复了二十五次。
比较一下中外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不彻底的、谈出来的革命,看似进步不大,却也“小步快跑”,而我们习惯上的那些“暴力”,往往是“走了一次,又来一次。”
辛亥革命时,这个局面有所改变,开始有了三股势均力敌的力量:
一是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二是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三是张謇、梁启超代表的立宪派。
三派间观点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要改革、改良。
所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流血很少,被有些人认为是一次不太彻底的革命。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民党把握住了历史机遇,宋教仁站了出来。
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我们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的全国国会,即参众两院的直接选举。
这次选举有四个不同的政党参加: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共和党,还有无党派,跨党的人。
选举结果是,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拿到了多数席位。
宋教仁在演讲中表示:
“这次选举,国民党大显优势,将来组织政府,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段时间后,如果我们干得不好,那就下野,我们会履行好自己的监督职责,监督好其他执政党。”
“我们只求制定一部真正的共和宪法,选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所以,要先有宪法,后选总统。”
不久,有人攻击宋教仁想当总理,对此,他连续写下两篇文章回击:
“有人说,我早就想当总理了,对此我不想辩解,反而想以此作为激励。”
“一个人立志当总理,这难道是一件坏事吗?我实在不理解,国家既然是共和,那么每一位国民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
“如果有人有自信,有能力,愿意为这个国家负最大责任,那么,国家应该欢迎,人民应该欢迎。”
从上海火车站出发去北京前,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老搭档陈英士劝他: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小心有人用暗杀手段对付你。”
宋教仁哈哈一笑:“我们是革命党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
于佑任说:“你要当心,还是坐轮船先到天津稳妥些。”
宋教仁依旧摇头。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闸北火车站,临上火车前,宋教仁被人从侧面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他右肋,然后斜着进入腹腔。
宋教仁抱住随行的于右任,说:“你们不要因为我被暗杀这件小事而相争,而误了我们的国家。”
临死前,宋教仁托付于右任、黄兴、廖仲恺等人三件事:
一是他的藏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
二是托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老母亲。
三是不要因为他的死,就放弃原来的责任心。
3月22日凌晨4点48分,宋教仁停止了呼吸,年仅31岁。
此后,上海、北京、南京、湖南、湖北,很多地方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一位叫程沧波的小学生,当年只有十二岁,在常州一所小学读书。
当时,国文老师给他留的作文题目是《祭宋教仁》。
17年后的1930年,程沧波当上了南京《中央日报》总编。
程沧波回忆,当时,他对老师布置的这个作文题目很不理解,无从下手。他不知道宋教仁是个什么样的人。
程沧波说:“现在,我明白了,老师之所以布置这个这个作文题目,是因为他当时对宋先生的死很心痛。”
当时,不但追悼会现场挂满了挽联,连各大报纸上也都是。
比如,一所女子学校全体职员写的挽联是:
血泪洗河山,今对河山挥血泪;
英雄造时势,我为时势哭英雄。
一位叫徐元章的写下这样一幅挽联:
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问如此奇才,古今有几?
道德发为文章,英雄造成时势,痛横来惨祸,天地不仁。
时间不长,凶手被抓,叫武英士,一个小人物。
背后是谁指使?
查来查去,有指向袁世凯的,有指向陈英士的,有指向陈其美的,现在还是个谜。
是谁已不重要,关键是宋教仁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一百多年前的那声枪响,击中的不仅是宋教仁自己,也击中了我们这个民族。
历史学家傅国涌在一篇文章里写下这样一句话:
“假如,武英士开枪时良心发现,把枪打偏一点,没有打中宋教仁的要害,历史会不会就此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