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面书生王洽：被崇祯帝‘颜值选才’又亲手掐灭的兵部尚书

山东临邑沙河子村，万历十九年（1591）腊月初七，晨曦微露，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穿透薄雾。接生婆对门外焦急踱步的父亲王允升说：“此子骨相峻拔，眉目如画，将来必成玉堂人物。”于是取字“和仲”，冀其如春风之和，又不失仲尼之正。

王洽五岁能诵《左传》，八岁属文。万历三十二年（1604），他三十未满，联捷成进士，殿试二甲四十二名。同年进士榜后，京城酒楼上，他举杯对同乡邢侗说：“吾辈读书，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若徒猎取青紫，与贩夫走卒何异？”时人闻之，目为“临邑小孟轲”。

进士后，王洽初授东光知县。东光多盗，尤以苟良信啸聚千人为患。王洽到任，不张告示，先布衣暗访，半月后设宴县衙，独请苟良信。酒过三巡，王洽拍案而起：“公若真丈夫，当为国家守边关，何苦鱼肉乡里？”苟良信拔刀欲起，王洽掷杯为号，伏兵齐出，顷刻缚之。次日斩首四门，观者如堵。

后调任任丘、长垣，皆以“清、慎、勤”著称。任丘蝗旱，他步行烈日中，以青盐煮糜为民祈雨；长垣河决，他亲负土石，三日不眠。万历三十八年，父丧归里，庐墓三年，手植松柏千株，每夜诵《孝经》于墓侧，乡人呼为“王孝子”。

服阙入京，王洽迁吏部稽勋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天启初年，赵南星掌铨政，素重王洽“冰鉴之识”，凡东林诸贤进用，多出其手。然其性简亢，不肯与魏忠贤通关节。天启三年冬，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

浙西水灾，饿殍遍野。王洽不待奏请，先开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常平仓，赈粮十万石，事后方具疏自劾“专擅之罪”。熹宗初欲加奖，魏忠贤密言：“此风一开，疆臣人人得自专，朝廷威福安在？”遂矫旨夺职。王洽归里，筑“葱岳草堂”，布衣蔬食，日诵《易》以自箴。里中夜有盗入其室，见案上残粥一盂、破书数帙，叹息而去。

崇祯元年（1628）五月，帝诛魏忠贤，起王洽为工部右侍郎，署部事。工部积蠹日久，王洽设“四柱册”，以红笔注销河工、柴炭诸费，半年省银三十万两。

十一月，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免。帝御平台召对，百僚班列。崇祯一眼瞥见王洽：身长七尺，须眉如漆，目光湛然，端笏而立，恍若庙堂之像。帝心动，问左右：“此何官？”内侍答：“工部侍郎王洽。”帝即宣谕：“即日转兵部尚书，仍兼右都御史，总督京营戎政。”

廷臣愕然。有老吏私语：“本兵之任，乃安危所系，奈何以貌取人？”然帝意已决。

上任第三日，王洽上《兵政十事疏》：

1. 严责帅；2. 修武备；3. 核实兵；4. 衡将材；5. 核欺蔽；6. 惩朘削；7. 勤训练；8. 厘积蠹；9. 举异才；10. 弭盗贼。

又请复祖宗屯田之制：“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莱沿海荒田百万顷，若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可岁省漕粮百万石。”

崇祯览奏，朱批“所奏俱依议行”，赐尚方剑，许便宜行事。王洽于是昼夜披阅边报，手不停批，数月间汰老弱、核空粮、裁冗将，京营稍见起色。然各边镇积弊已深，将骄卒惰，非一朝一夕可革。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亲率十万铁骑，绕过山海关，从大安口、龙井关破墙而入。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总兵赵率教战死；初五，蓟州告急；初十，前锋距通州仅一日之程。

京师震动。王洽急发十三道羽檄，命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侯世禄、尤世威等十路兵马星夜入援。又疏请“紧闭九门，清野坚壁”，然廷议以“恐摇民心”为由不许。

十一月十七日，清兵薄德胜门。王洽亲披甲胄，登城昼夜督战，喉嘶目赤。崇祯帝三次召对平台，问御敌方略，王洽惟有顿首：“臣调度失时，罪当万死。”

十九日，礼部侍郎周延儒密奏：“本兵备御疏忽，侦探不明，请斩王洽以谢天下！”检讨项煜继言：“昔世宗斩丁汝夔，敌宵遁。”帝沉吟久之，下旨：“王洽革职，下镇抚司狱，听勘。”

镇抚司狱，阴湿如渊。王洽囚于西二号房，桎梏加身，发脱殆尽。长子王鼎祚冒雪入狱探视，泣请代父受罪。王洽抚其子背曰：“汝读书未熟，国家事非汝所能也。吾死，汝奉祖母归耕，毋更求功名。”

狱中无纸，王洽以炭书《绝命诗》于壁：

“生平耻作依人计，到死犹怀报国心。

玉堂金马成何事？留与千秋说古今。”

崇祯三年四月十三日，王洽痰喘大作，夜半卒，年约六十。死后仍被追论“失误军机”，判斩，尸不许归葬，弃城西漏泽园。门生祁彪佳冒雨来哭，以衣覆其面，曰：“先生无过，过在不足以救时耳！”

《明史·王洽传》评：“洽清修抗直，雅负时望，而应变非所长。骤逢大故，以时艰见绌。”

谈迁《国榷》则谓：“洽不习边事，侦探不明，遵化陷再日始得报，上怒其迟缓，罪之。”

野史《崇祯遗录》载：

“帝尝梦关庙，关羽指王洽曰：‘此张巡后身也，惜其不遇睢阳耳。’”

又有《玉镜新谭》记：

“王尚书临刑时，大风拔木，黄沙蔽天，似为忠臣怒号。”

皆可见其悲剧在人心之回声。

王洽之败，非一已之败，乃明末“以貌取官”“以杀止乱”之败。

- 他之所长在理财、清狱、抚民，却被置于刀口浪尖之兵戎；

- 他所倡屯田、汰冗、严训练，皆救时长策，然无时间、无权力、无资源以实施；

- 他之死，死于制度之失焦：崇祯帝与朝堂需要一个“替罪羊”以塞天下之责，而非真正解决边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