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善：关于中国古代文献与古文献学史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在这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文献典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数量之多世界罕见，人们常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并非夸大之词。但更可贵的是，我国不仅有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的悠久历史，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总结了有益的方法和理论，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古文献学，这对于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保存。整理、流传和运用，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历史给我们以启示:能否继承和发展中国古文献学，是关系到我国丰富的古代文献典籍的存亡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古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古文献将会产生两种后果:或者任其错乱，散失，日渐佚亡;或者乱加整理，妄加窜改，贻误世人。这将对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

什么是古文献学?简言之，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为了不停留在抽象的定义上进一步加深对古文献学的了解，不妨让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经验。由于古代文献典籍内容和形式的复杂性所决定，研究、整理它们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于此前人早已有经验之谈，如清代古文献学著名学者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以示后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育《尧曲》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声音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纵衡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絷毫厘不可有差。

这里虽就攻读经书的体会而言，实际上概括了研读、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所须具备的全面知识，其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以及思想义理的剖析等等。以上还仅限于从古代文献典籍的书面语言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具体内容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从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工作的主要环节来看，又须掌握目录、版本、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如此说来，古文献学岂不是包罗太杂了吗?以一个人的精力又怎能兼而通之呢?博杂确是事实，因为它不能为其中任何一方面的知识所穷尽、所代替。但是它也不是各方面知识的简单拼凑，而是有轻重主次之分，这样兼通也就并非不可能。概括言之，古文献学以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如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古代文学哲学、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其中各类知识占据的位置并不是平列的，而以古代语言文字学为基础传 统一直把“小学”作为“通经”的工具，传统“小学’一直是经学的附庸，正说明这个道理。基础虽然重要，但不能代表全部，如果认为古文献学仅限于古代语言文字学，而不须兼顾其他，那也是一种片面认识。传统又有所谓“校雠学”之称，其始仅限于校勘之义，出自刘向《别录》。后又流为校理群书，进行编目之义，如郑樵《史通·校雠略》及章学诚《校雠通义》所述，实已与目录学无异。以上二义皆狭，也不足以概括古文献学的内容。

古文献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同时古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古文献学不仅为研究、整理古代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一般需要阅读古书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

中国古文献学源远流长。中国古文献学史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古文献学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的历史概况，总结历史上古文献学家的经验和成果，为当今的古文献研究、整理工作提供借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在谈到批判继承文学艺术遗产的必要性时曾经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这里讲的道理，普遍适用于一切文化遗产，当然也适用于古文献学的遗产，而且对古文献学来说，不少历史经验，方法和成果，古为今用的关系更为直接。因此是否能批判继承这份遗产，取得借鉴，对于古文献学的发展来说，确实存在着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的问题。

前面已经讲到，古文献学是一门综合的边缘学科。由此决定，古文献学史也必然是一门综合的边缘学科，它与语言学史、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必须从横向联系上加以研究，并注意吸收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反其他史学也与古文献学史密不可分，例如传统小学总是依附于古文献学的，两者的发展历史是相辅相成。又如古代史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等也都与古文献学史关系密切。史学史中的史书整理史部分直接构成古文学史的内容。哲学史、思想史脱离不了经学史及诸子文献的整理史，而经学史及诸子文献的整理史也直接构成古文献学史的内容。

中国古文献学史具有自己的独特特点:第一，中国古文献学随着古文献的产生、流传和积累不断发展，形成一条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历史。第二，中国古文献学史以经学史为中心。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经学也就自然形成古文献学乃至整个学术的中心，因而经学史也就成了古文献学史的中心。前面已经提到，经学几乎与整个思想史有关。经书文献随着历史的发展，被各个时期各种学者根据不同的目的、运用不同的方法整理着，研究着，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一层又一层的各个时代的历史遗迹，产生了汉学、宋学、清代考据学等不同的流派。一是义理学派。前者从语言文字、令物典制等的考据入手，以求掌握古文献的本来意义恢复古文献的原始面貌。后者往往摆脱语言文字，为我所用，穿凿附会，甚至任意篡改，强就我意。陆九涨所谓“六经注我”确切地说明了义理学派的特点。前者能给古文献学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后者则否，只能产生背离古文献本义、借题发挥的新的思想成果，成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但这只是就基本倾向而言的，具体到某一学者，往往不那么单纯，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第四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传统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由于“经学中心”思想的影响，经籍的整理、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史籍、子书，集部书除一些名家外，整理得最差。因此中国古文献学及中国古文献学史所涉及的古文献整理、研究成果的范围，也只能受这种客观情况所限制。另外子部书内容、性质比较复杂，既包括一般思想著作，又包括非常专门的兵书、农书、医书、科技书、占卜书等，整理、研究起来，虽与一般著作具有共同性，但又需要某方面的专门知识，因此一般学者往往难以兼任。西汉刘向校理群书时，他自己只能负责经传(相当于后来四部分法的经部)、诸子(相当于四部分法子部中的思想著作)、诗赋(相当于四部分法的集部)三部分，而把一些专门的书分别请有关专家整理(当然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为主，同时考据学也在不断这样的专家也必须兼通古文献学)，如“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威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序》)。因此中国古文献学史所涉及的文献典籍范围也以经、史及子书中的思想著作、集部书的诗文词为主。至于近古兴起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不为古代正统学者所重视，虽然也被传抄校刻，但始终未纳入古代文献学研究范围，所以古文献学史对这类文献涉及较少。比较特殊的佛教文献、道教文献也是如此。

中国古文献学史与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关系密切而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因此中国古文献学史的分期必须以依据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主，同时参照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情况。传统经学史有所谓汉学、宋学、清代朴学等说法，也值得作为中国古文献学史分期的参考。中国古文献学史是贯穿古今的，就古代至近代的古文献学史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时期:先秦(含秦在内)、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含辽、金)元明、清及近代。先秦是我国古文献学的初创时期;两汉是成熟时期，既有以义理为主的经今文学派，又有以考据为主的经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承汉朝古文学考据之余绪，南方受玄学影响 较大，出现义疏之学。喜谈义理，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并且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出现了知今昧古、以今类古倾向;隋、唐集南北朝之大成，使南北分立的古文献学得到统一。唐疏在形式上是南朝义疏之学的继承，实际内容却以考据为主。史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脉相成，均以考据为主。隋唐时期古文献学的特点是因循、集成而较少开创;宋元明疑辨思潮兴起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为主，同时考据学也在不断发展;清代集前代考据学之大成，形成以小学为中心的一代朴学，虽亦有汉、宋之争，但宋学在学术上始终未成气候。近代开始之际，今文学虽又一度兴起，但整个近代仍承考据学传统，古文学一直是占优势的。综观先秦至近代的古文献学史，汉、唐、宋、清是四个重要时期。汉学(以古文学的考据传统为代表)和宋学(以义理之学为代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而清朝是个集大成的时期，它尤期是考据学发展的高峰，给我们留下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五四”以后，建国以来，又有不少新的古籍整理，研究的经验和成果值得总结，以提高古文献学的水平，以丰富文献学史的内容、以指导古籍整理、研究的实际工作。当今古文献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把科学的考据之学与科学的义理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清代考据学是一个高峰，但并不是顶峰，应该在理论、方法、手段上进一步发展，更加科学化。所谓义理之学，就是指如何分析古文献的思想内容。传统的义理之学，主观附会者多，科学分析者少，究其失误原因，大致有二端:一是把思想内容与语言文字割裂开来，不以科学的考据为前提探求义理，甚至故意摆脱语言文字，为我所用，穿凿附会。二是没有正确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于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分析，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必须记取，这有利于建立与发展科学的义理之学，使古文献学这更加完整和科学化，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作者简介：孙钦善，山东烟台人，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原文载于《社科纵横》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