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西史辨伪”：苏美尔是世界文明源头，还是华夏文明支流？

枕戈

2024年6月黄河清教授的“西方伪史论”如日中天的时候，我就已开始批判他，起因是他公然多次指责“湖南中心论”是荒谬的。不是因为他现在遭到四面围攻，我才“落井下石”才“痛打落水狗”，这样显得我多么不仁不义公报私仇。

我和黄教授没有个人的恩怨，只有思想路线的分歧。不管怎样，黄河清教授也是一代英豪，掀起了国人对西方伪史质疑的风气潮流，我内心里多少还是充满着敬意。但他的历史叙述和历史构建，犯了致命的错误，我不得不光明正大地站出来，义正词严地批判他的失败的“世界历史建构”。

一、其它文明都是假，唯有中华文明真？

黄河清教授在他的《言不必称希腊》一书中，就强调他的“西史辨伪”和“湖南中心论”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别人一定都认同“湖南中心论”：一种学说，需要漫长的时间考验才能得到公认。

2024年6月因《南方周末》的钓鱼式采访，他作出回应。仅仅因为《南方周末》的文章提到了“世界文明的源头在湘西”，他首先要痛打一番“湖南中心论”，以显示他的“西方伪史论”是正确的，而“湖南中心论”是“荒谬的”，让我很是诧异。其实，在“西方中心论”者的眼中，“西方伪史论”和“湖南中心论”一样是荒谬的，半斤八两，谁也不要笑谁。

我当时正遭受“天刑”，身体忍受着空前的病痛。但我还是草写了一篇小文《驳黄河清先生：“湖南中心论”不是荒谬的》，对其进行反驳：

华夏文明的源头在大湖湘地区，也就是世界文明的源头在大湖湘地区。从考古即知，各种世界早期文明元素都诞生在这里，最早现代人、稻作、陶器、城市、宗教信仰符号……几乎都在湖南的几大考古中，如道县福岩洞、玉蟾岩、常德城头山、怀化高庙。世界最精美青铜器四羊方尊等也发现于湖南。三皇五帝的历史和传说深深扎根于湖湘大地，如神农炎帝、黄帝、黄帝儿子少昊、舜帝等。但这个大湖湘地区不仅是指现在的湖南，而包含更大的范围，可说是中国大西南、中国南方，南方各大省份都出土了有代表性的考古（如四川三星堆），共同构筑了早期华夏文明，说明文明源头在中国南方。

我还特别强调，近代中国确实有个“湖南中心论”，引领中国救亡图存、重新崛起，并打败了“西方中心论”。比如，“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就是“湖南中心论”的生动精神写照。

其实，2017年10月21日大同思想网举办“古希腊文明虚构？抑或中国移民创造”的主题活动时，“湖南中心论”和“西史辨伪”派的学术路径就已显示差异：一方主张古希腊罗马文明是“虚构”的；另一方承认有古希腊罗马文明，但被夸大了，且是古代中国人移民创造的，只是西方人掩盖了西方古代文明源于华夏文明的真相。

两者都在揭露“西方伪史”，共同目标是颠覆“西方中心论”。在共同目标下，双方掩盖了各自学术路径的差异和分歧。

一开始，诸玄识和董并生的著作以“虚构”来界定西方文明，如果从修辞的角度，认为古希腊文献多虚夸浮饰，并无不可。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本来就是口述历史乃至口述文学，希罗多德本人被西方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同时，也被人称为“谎言之父”。而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也太多场景细节描写甚至还有故事情节，虽说那确实是“哲学著作”，但也有点读“希腊哲学”如读“希腊小说”的味道。

而中国的经典如《道德经》《论语》，都是用最精粹的语言表达哲学理念，去掉一切多余浮词，三言两句就呈现了中国人的哲学“世界观”，这才符合当时的书写条件和传播规律。

所以，我基本判定古希腊的大量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是后世欧洲人集体编撰的产物——即使有原著，也可能经历了改头换面重新编撰——其时间可能经历了千年之久，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真正的古希腊，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汗牛充栋的皇皇巨著。但我不敢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虚构的，其人都不存在。也不敢说整个古希腊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历史都是虚构的。因为考古、文献、传说等，证明可能有一个城邦林立野蛮厮杀的“希腊世界”。而诗书发达哲学昌明民主科学的古希腊，则显然是后世欧洲人基于“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建构。

这样的经典产生过程，其实在全世界也并不少见。甚至中国的诸多经典也是这样产生的，只是定型更早，大致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而古埃及人虽然发明了文字书写，但始终没有精炼出埃及人的经典文本，结果古埃及文明最终消亡了。

后来，我发现诸玄识、董并生等先生似乎也是全盘否定古希腊文明的，认为“古希腊顶多只有一些野人存在”。我并不在意这些说法，因为学术自由嘛，彼此相互尊重即是。诸玄识先生的功劳是他搜寻了大量原始文献，足以证明近代欧洲是如何崇拜中华，从野蛮迈入文明的。我一直很敬重诸玄识先生的学识和为人。有兴趣的朋友，可阅读大同思想网发表的《诸玄识2024年雄文：欧洲是如何崇拜中华，从野蛮迈入文明的？》。

“西史辨伪”的声势越来越大，“西方伪史论”也就甚嚣尘上。在与唐际根的互怼视频中，黄河清教授再次强调：“所谓的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两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是虚构伪造的，唯有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真正古老的文明。”引起学界哗然！原来“西史辨伪”根本不存在，有的只是“西方伪史论”。很多人算是明白过来了。

二、从东往西：世界历史是一次性的线性完成的历史？

“西方伪史必然崩溃。快一点5年之内，慢一点10年之内，必然崩溃！”黄河清教授曾经豪言。但最近官媒持续发文批判“西方伪史论”，甚至对某些人封号，这让黄河清们猝不及防。在黄河清教授身上，我闻到一种悲壮的味道。

这种悲壮，源自于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以“西方中心论”对“华夏中心论”形成肢解，导致华夏文化的花果飘零和国人信仰的瓦解。于是，一批仁人志士奋起反抗，弘扬华夏大道的同时，对“西方中心论”奋力反抗和反击，解构西方的历史叙事，甚至解构西方一切神圣的历史人物，以达到重新建构“华夏中心论”的目的。在这个层面上，“西史辨伪”思潮的历史意义，再怎么形容也不为过。

不能因为现在学术界在嘲笑黄河清先生，就认为他做的一切都是荒谬的。其实，黄河清先生也在努力建构他的“世界历史”：“我们都认为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传到欧洲，然后再兴起的一种文明，是次生的，不是古代就有的。根本就没有古希腊，也没有古罗马，也没有古埃及，古两河，古印度，都没有。”

他建构的“世界历史”，体现在他两本书的书名上——“言不必称希腊”“光从中华来”。逻辑上也是简单明了：一方面通过批判古希腊来否定整个古代的西方文明历史，另一方面认为华夏文明借道阿拉伯世界影响了中世纪后的欧洲，或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入华一边传教，一边窃取中国经典和科技文明，从而促进了近代欧洲的崛起。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中国化”，或华夏文明的教化。

这是一种从东往西的线性的世界历史观，和西方叙事的古希腊罗马影响了近代欧洲、欧洲的民主科学启蒙了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有点点类似。而且，这是一次性的完成了的世界历史观。

但是，他忽略了世界历史复杂的演变过程。黑格尔说，“世界历史自东往西”，这个“自东往西”的过程可能有好几次。

在1万年左右，伏羲氏族和神农氏族陆续从中国南方向全球移民，带去了早期人类的渔猎和农耕方式，以及太阳神崇拜；再次是大湖湘地区以高庙文明为代表的古华夏文明崛起，影响了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影响了古埃及文明，再影响了古希腊文明（我认为古华夏、古苏美尔、古埃及在源头上是一体的）。再次强汉雄起，凿空西域，丝绸之路联通中国和罗马，兼有匈奴西迁，直接影响了欧洲历史；再次大唐兴盛，势力波及阿拉伯世界，华夏文明西传，影响了伊斯兰文明，才有了所谓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百年翻译运动”；再再次就是蒙古西征和郑和下西洋后，联通了东西世界，华夏宋元明文明再次影响西方，直接促进了近代欧洲的崛起。中间可能还有多次，有待深入研究。

近现代西方又反过来影响中国，所谓“言必称希腊”，反映了中国学习西方的悲壮而无奈的过程；如今中国再次奋起赶超，全面复兴华夏，与美帝争雄，坐二望一已指日可待。这说明了世界历史东西互动夷夏互变的过程非常复杂。

我整体上也认同“光从中华来”。我主编的《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其实也是表达这个意思：世界文明的源头在中国，甚至在大湖湘地区。该书的论述甚至比黄河清先生的更加详细，绝不是黄河清一句“荒谬”就可以概括的。

黄河清的整体思路就是如此：中华影响西方，世界历史从东往西，这是一次性的完成了的过程。而且，他的世界历史的建构，其实是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样听起来很“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逻辑似乎也很自明。所谓的“华夏文明”，不是自古以来建立在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基础上的吗？

三、以“黄河中心论”还是“湖南中心论”，建构世界历史？

重写世界史，建立中国人的世界历史观，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问题是，华夏自古就出自黄河吗？华夏文明的来龙去脉到底如何？如果把世界历史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根基是否牢固？

我要指出，黄河清一系列悲壮而又略显荒诞的言论，就源于他把世界历史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一般而言，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黄河文明确实只有5000年左右。

比如黄河流域最典型的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被人认为是尧的都城。所谓“尧都平阳”，某些学者鼓吹此地乃“最早的中国”。如某些西史辨伪学者在《辨别真假文明，重返中国大道——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文化意义》中认为：“陶寺遗址乃中国文明的起点，亦是人类文明的真正源头。”

再如陕西的石峁遗址，确实是史前规模最大的古城之一，距今4300年-3800年。又被人鼓吹为“华夏第一城”，是黄帝的都城或黄帝部族的都邑。

黄河流域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址是郑州西山古城，距今5300年，面积较小，约10万平方米。

黄河流域的族群主要是黄帝系的后裔，大致没错。黄河文明始于距今5000年左右。按照世界历史的时间序列，苏美尔文明大致兴起于距今6000年，古埃及文明大致兴起于距今5500年。如果世界历史必须以“黄河中心论”为基础来建构，那么黄河清就必须狠心一刀切下去：古埃及、古两河、古印度都是虚构伪造的，不存在的。不然世界历史还得从西亚的两河文明说起。

殊不知，中国考古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性的发展，考古界早就形成了如下共识：世界最早的农业革命（14000年前的稻作）、城居革命（6300年前的常德城头山）、陶器工业革命（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距今20000年左右）、青铜器工业革命（起始于6000年前的长江中游）、精神文化起源（7800年前的高庙白陶艺术），都发生在以湖南或两湖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尤其高庙文明堪称华夏文明的精神文化源头。

这就是我认为的“湖南中心论”。

历史学家郭静云提出了一个“云梦泽苏美尔”的问题，其实就是讲环洞庭湖文明或两湖文明，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在两湖地区。先有湖南洞庭湖文明再有湖北江汉文明，湖南有史前最早的古城，湖北有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市群。中国两湖文明和西方两河文明的作用是类似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可以改变以往对世界历史的解释。

就中国文明的起源，她认为只有在城头山这类南方的农耕城市文明中，才可以看到文化内在的系统性和发展的连续性。城头山所代表的原生文明的兴起，其意义不亚于古埃及和苏美尔。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城头山代表了政权的兴起、国家的曙光。

而黄河文明属于次生文明，是在相对较晚的阶段，由多种文明特别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战争文明混合而形成的；黄河文明虽重要，但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境内最早的原生文明发祥地。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南方是农耕文明，北方是战争文明——这是一种华夏和戎狄区分的观念。

城头山古城是原生农耕文明社会漫长发展的结果，是农耕区的“土城”；而石峁古城是游战掠夺族群的城邦，是石头垒筑的“石城”“军城”。这些族群以战争掠夺为生，对象是南方富裕的古文明地带。

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认为，史前中国出现过三次艺术浪潮，最早的一次是8000-7000年前长江流域为中心的高庙白陶艺术；其次是7000-5000年前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彩陶艺术；再次是5000-4000年前的琢玉艺术，遍及大江南北。

而湖南高庙白陶艺术作为“史前中国的第一次艺术浪潮”，尤为关键。她不但在时间上出现最早，高庙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可系统解释的图像符号。而且，白陶上的符号比如太阳纹、凤鸟纹、獠牙神面纹、八角星纹等，辐射的地理范围更广，从长江流域传播到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同时穿越了历史时空，影响到了夏商周青铜器文明。甚至影响到了西方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世界历史学还有一个“北纬30度”的问题，最早的几大古文明都诞生于北纬30度一线上，恰恰中国的长江流域在这条线上。湖南、四川、安徽、浙江等，都在这条线的上下。这一带气候温润适中，适合古人类生存和古文明发育。

黄河清曾经说过“考古不是很重要”，他忽略了中国南方的伟大的考古成果，早已颠覆了“黄河中心论”。他始终不断地批判“湖南中心论”，是他最大的失误之一。同时他四面出击，既否定古埃及、古两河乃至古希腊罗马，也抨击“湖南中心论”为代表的古华夏，让他现在面临“四面楚歌”。

我之所谓“中心论”，其实是反“唯一中心”的“中心论”。这也是符合5000年前古代中国历史的真实状况，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还没完全统一，不是一个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中国”，也就没有一个绝对唯一的中心。全世界范围都还没有出现一个大的帝国，属于城邦林立的邦国或王国时代。中国已进入到了以五帝为天下共主的时代，一直到距今4000年的夏朝进入家天下时代。

“湖南中心论”具有典型代表性，但我既不排斥浙江中心论、四川中心论，也不排斥古埃及、两河文明甚至古希腊文明等。在古代，从有效农耕的面积和人口数量上来看，湖南一省的体量，几乎可以比肩古埃及、古两河。所以，单独拿出华夏一省，足可称为一大文明中心。浙江有明显的万年古文明的序列，四川也有特色鲜明的川蜀古文明。四川和湖南其实都属于“大湘西”或大西南范畴。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之一，是华夏的一大象征。所谓“黄河中心论”，是作为华夏文明的一种象征。建立在“黄河中心论”基础上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过去中国人的一种认识。郭静云认为，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母亲河”是历史晚期形成的神话。

洞庭湖，可谓古中国的母亲湖，华夏古人曾经长期在洞庭湖平原辛勤耕作，开创文明，洞庭湖可当作古华夏的一大象征。所谓“湖南中心论”或环洞庭湖中心论，是讲万年华夏文明主要起源于湖湘，这是今人依据考古得出的新认识。“湖南中心论”当然不是讲什么都起源于湖南，也不是什么“地方中心主义”，从精神属性来讲她恰恰是一种“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可算万年华夏古文明的一大象征。

“黄河中心论”代表是过去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湖南中心论”代表的是今天的万年华夏文明史。

如果黄帝或黄帝后裔主要是“黄河文明”的开拓者（第一代黄帝曾长期生活于环洞庭湖地区，后黄帝后裔逐步向北拓展），神农则是“长江文明”或“洞庭湖文明”的开拓者。神农氏在万年左右最早开启了世界农业革命，所以古人也有世界“大九州”之说，当囊括了古两河、古埃及、古印度的农耕文明。先有神农炎帝，再有黄帝。

如果当初“西史辨伪”群体和“湖南中心论”一直合作，不是以“黄河中心论”而是以“湖南中心论”为基础重写世界史，则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结构性问题。

湖南城头山距今6300年左右，高庙文明距今7800年，“湖南中心论”在时间序列上足可傲视全球。世界历史从东往西，古华夏影响了苏美尔，苏美尔影响了古埃及。（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和古埃及文明是突然出现的移民文明，当来自中国南方）。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强烈地反对乃至全盘否定这些古文明，纠缠于某件文物的出土时间和其真伪。如此言之凿凿，认为这些古文明都是虚构伪造的，授人以笑柄，引起全世界哗然，并非好事。

四、苏美尔是世界文明源头，还是华夏文明支流？

今天，中国南方的考古不断刷新世人的视野。从时间的序列来看，当是古华夏文明影响了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影响了古埃及文明。

但在19-20世纪，苏美尔文明震惊世界时，中国的考古事业才刚刚起步，甚至中国尚沉浸在“古史辨”的否定中国上古史的怪异氛围中。中国南方的考古几乎尚未启动，华夏文明历史的来龙去脉也不见头绪。所以，西方学者得出结论“历史始于苏美尔”，或认为世界文明的源头是苏美尔文明，这是西方人根据19世纪的考古得出来的结论，不足为凭。

我们今天要做的真正的“西史辨伪”是：到底苏美尔文明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还是华夏文明的支流？这对澄清世界历史的真相，至关重要。

而苏美尔人的来历，至今尚是个谜。在出土的苏美尔文书中，苏美尔人自称来自海上的“黑头人”。

英国学者伦纳德·伍雷在《苏美尔人》一书中认为：“所有移民中迁入最晚的是苏美尔人。他们是一个黑发的种族——‘黔首’，文献里如此记载……苏美尔传说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端的解释似乎暗示了海上民族的涌入，这些海上民族只可能是苏美尔人自己。”

西方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文明，但又几乎一致认为苏美尔人是移民，从东方迁徙而来。实在是十分矛盾。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指出：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但不管怎样，是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文明。”

按照西方人的叙述，在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之前，两河流域虽有靠天吃饭的原始农业，但未有成熟的灌溉农业。而在世界范围内，6000年前已创造了发达农耕文明且实现了城市定居的，只有中国的南方人。距今8000年前，华夏古人在湖南澧阳平原开始大规模拓展稻作农业。该平原已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最早的稻作农业灌溉系统之一。浙江上山也有类似的灌溉稻作农业，年代差不多。

在澧阳平原，华夏古人在8000年前就开始修建大型环壕聚落，为大溪文化城池的建造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最后于6300年前建立华夏第一座古城——城头山。学者陈敬亭在其《历史自信——中华文明照亮世界》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湖南，第一个城邦国家是城头山。

所以，源自中国南方的苏美尔人一来到两河流域平原，就能挖掘沟渠，利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河水，进行有效农业灌溉和耕作，并且善用天文历法，如有60进制的概念，和中国的60甲子循环相似。同时建立村落聚集人口，大概在距今5500年开始用泥砖造城（也和中国人相似），然后开启了两河城邦争霸的历史。

斯塔夫里阿诺斯敏锐地指出，苏美尔人和印欧人、闪米特人在人种和语言上不同，因为苏美尔人正是从事农耕的华夏族，为黄种黑头人；而印欧人是骑马的狄人，闪米特人是牧羊的羌人，多是游牧白种人。两河地区与中国类似，也长期是华夏族和戎狄族斗争又融合的历史。一开始苏美尔华夏族勇悍占上风，但内部也是你争我斗；之后更好斗的北方戎狄向苏美尔人学习先进文明技术，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波斯帝国相继崛起，雄霸一时，反过来吞噬苏美尔华夏族——苏美尔人在世界历史上彻底消失，其来龙去脉成为一个谜。

其实两河流域是很恶劣的地方，也是个四战之地，周围沙漠纵横，战略回旋余地也小。两河不像中国南方，是天然的农耕之地，四季分明、阳光充沛而常风调雨顺——所以，中国南方才是世界文明真正的发源地。两河没有天然充沛的雨水，苏美尔人是依靠华夏早已成熟的灌溉农耕技术，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引流，解决了农业灌溉用水，养活了众多人口，才开启西方人眼中的“人类第一个文明”。

两河地区南部原是一片沼泽地，缺木、缺石头、缺金属矿（铜、金、银），穷乏得只剩下泥巴。所以苏美尔人迫不得已在泥巴上刻写文字，最后发展出楔形文字。黄河清坚持认为泥版不可能保存三、四千年，故那些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都是近代西方人伪造，讥刺此乃一种“反智”行为。若西方人真要伪造，何不以近代技术直接造不朽的石刻文、铜版文，却要伪造容易被雨水朽坏的泥版文？此种辨伪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无数出土的楔形文泥版或砖头，让人无法否定其在历史上的存在。泥版文正好反映了两河生存条件的恶劣，是一种自然的表现。

而中国南方金、木、水、火、土五行不缺，尤其不缺木，这些是创造文明的必备条件。

就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而言，在9000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一件棒形坠饰上刻有一个极为工整、纤细、端正的字符“

”，即为甲骨文之“五”字。此字堪称“世界第一字”，且反复出现在中国其它遗址如浙江上山的陶器上。距今73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了630个刻符，史学界称之为“双墩刻符”。学者冯时指出，距今七千年前的湖北秭归柳林溪，目前已发现八个单字，是迄今所知明确无误的最早的汉字。广西的甘桑石刻文距今4000多年，总字符多达1.8万个，是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系统文字。古汉字在中国南方有近万年的演进脉络，古彝文是这种万年古文字的活化石，其中还包含了众多英文字母。

更多学者意识到，在发明纸之前，中国更多的古文献是刻在竹（木）简上。南方丛林多竹木，不但竹木刻字较易，且简牍更方便阅读，古人不可能舍易求难。发现简牍最多的地方仍是两湖，尤以湖南为最。只是简牍难以保存三千年以上。所以今人见到的多是战国两汉的简牍。古人是靠简牍刻写文字的接力赛，把古文献流传至今，故中国有最古老系统的文献史书。

李零先生在《七读子弹库帛书》中认为，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思想和学术。

伏尔泰则在《风俗论》中说：“当迦勒底人还只是在粗糙的砖坯上刻字时，中国已在轻便的竹简上刻字，他们还保存有这些古代的竹简，外面涂着清漆不至于腐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出土大量简牍，伏尔泰却说竹简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物了。如果竹木能一直保存下来，那我们能看到的古汉字文献更是惊人。

中国人玩竹木，苏美尔人玩泥版，古埃及人玩石头和莎草，是因地制宜，各扬其长，都玩到了极致。西方人认为“距今5000年左右的楔形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这肯定不成立。汉字只会比苏美尔文字更历史悠久，也更丰富系统，故能传承万年而有生命力。

杜钢建教授在《大湘西古文字对苏美尔文字的影响》中认为，古苏美尔文字原本是表意象形文字，属于大湘西古汉字。苏美尔其人其字都源于中国南方。

后苏美尔文字为了适应泥版上的书写，逐步演变成楔形文字，一开始也是表意文字，最后变成纯表音文字，与古汉字完全脱节：“苏美尔古文字虽然也被称为原始楔形文字，但是在本质上不属于楔形文字……脱离古汉字的纯粹表音的楔形文字是没有前途的。这就是为什么采取纯粹表音的楔形文字的国家后来又改回来使用阿拉米字母。所谓阿拉米文字也是源于大湘西古汉字的文字体系。”

拱玉书在《苏美尔文明》一书中，引述了德国天才解读家格罗特芬如何解读楔形文字。格罗特芬在尼布尔临摹的铭文B上，发现了一组反复出现的七个字符：

。这组符号在短短的三行内就反复出现了四次，于是他在古波斯语铭文的启发下，认定这组符号为“王”。楔形文字是拼音文字，用七个符号来表示“王”，是不是很累赘？而汉字一字一音一意，简洁明了。显然，楔形文字是一种很繁难的文字，可断定是一种落后的文字。难怪后人弃之不用了。

而西方人解读的楔形文字文献，描述的多是苏美尔的神话故事或神权社会的内容，大致符合那个历史时期的文明发展程度。我们尽可以去质疑死去的楔形文字是否被准确解读，或其内容是否是真实的历史，但全盘否定泥版楔形文的存在实为“不明智”，甚至真的是“反智”呢。

比如，美国亚述学家克莱默在《历史始于苏美尔》中，认为苏美尔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49项“最早”或“第一”：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两院制议会、最早的农历、最早的宇宙演化论和宇宙论、最早的史学家、最早的药典、最早的英雄时代、最早的黄金时代……等等。我们大可质疑，显然这些绝对化的表述过于武断了。

真正的西史辨伪，不是去轻易否定西方现成的考古文物和文献——除非你有充足的证据和绝对的把握——而是怎么去解读这些公认的文物和文献，重新解释整个世界历史，甚而在宏观上开创一套中国人的史观，使西方历史也能够嵌入这套史观，无缝对接中国历史。

郭静云认为，从人类历史的视野来看，屈家岭文化的早期古中国社会最早形成于澧阳平原，其早期的上限不会晚于距今5300年左右，甚至有可能在距今5500年左右。这年代恰好相当于苏美尔前期首都埃利都（Eridu）、古埃及早王国首都阿拜多斯(Abydos)的时代。

从时代、经济与社会情况、国家结构等数项指标来看，以云梦泽为中心的古国可称之为“云梦泽苏美尔”，而城头山的位置则类似于埃利都城在两河苏美尔文明中的位置。

有人认为，应称两河流域为“苏美尔云梦泽”或“西方云梦泽”，因为苏美尔人是后来从东方移民到两河流域的。这不无道理，古华夏和苏美尔有着太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古埃及文明似乎也来自于突然出现的灵感。有一种“王朝种族理论”，认为古埃及文化的突然变化来自于两河流域“外来精英”的影响。

关于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苏美尔和华夏都有人首蛇身的图腾，苏美尔是恩基（Enki）和宁玛（Ninmah），华夏是伏羲和女娲。而古埃及的上埃及以鹰为图腾，下埃及以蛇为图腾。

在精神文化层面，苏美尔和华夏都有太阳神（天）崇拜，苏美尔人的图像符号有八芒星、太阳、鹰，对应了中国高庙人的八芒星、太阳、凤鸟（鹰）。古埃及的太阳神崇拜及鹰、蛇崇拜亦十分明显。

湖南学者阎朝科在《谁是人类最早的文明》中的第十二章对苏美尔文明的来源作了探讨，发现苏美尔出土文物上，有不少八芒星。英国汉学家鲍尔在其《汉语与苏美尔语》中认为，楔形文字的“神”读作dingir，字形是一颗星

，也代表天。这和汉字的“帝”字形同源，发音也相同。而汉语“帝”的含义和“天”有关联，如有天帝、昊天上帝、皇帝即天子等说法。楔形文字的“神”（天），看上去是一个很形象的八芒星，说明其来源是太阳崇拜。

根据苏美尔王表的记载，在洪水前的统治时期，王权从天而降，王权在埃利都，阿鲁利姆为埃利都国王，他统治了28800年。苏美人是在距今6000年前后移民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王不可能统治28800年。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漫长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只可能源自中国南方。因为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南方的历史连续不断，自盘古开辟以来有200万年以上。

苏美尔、古埃及和古华夏，在文明源头上是一体的。也可说两者是古华夏文明的分支。苏美尔文明中包含了伏羲人首蛇身的传说，苏美尔人可能是在神农时代高庙文明兴起后逐步迁徙到西亚，带去了太阳神崇拜，进行农业灌溉和耕作。然后一如中国黄帝天下时代的来临，开启了王权不断兴衰转移的历史。苏美尔文明又推动了古埃及文明的兴起。

苏美尔、古埃及文明相继崛起，好比是西方的两个“小华夏”。但是，西方的这两个“小华夏”，虽然推动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发展，却因处于四战之地，先天根基不足：两河的农耕沃地后来逐渐盐碱化，苏美尔先亡，包括她的种族、文明和文字；古埃及地缘环境稍好，但埃及民族不好战，结果被好战的游牧暴力帝国不断征服——农耕族不敌游牧族，终被戎狄所灭，最后彻底淹没于西方一神教的汪洋大海中，华夏多神信仰败于戎狄一神信仰。

苏美尔、古埃及文明最后成为黑格尔眼中的“古墓里的文明”，只有中国保留了较为纯粹的黄种华夏文明。

整个世界史就是华夏与戎狄分分合合斗争又融合的夷夏互变的历史。

五、中国兴则戎狄衰，再次“以夏化夷”

看得出来，黄河清、黄忠平等，都是崇敬毛主席的。而我说，毛主席本人就是“湖南中心论”的代表。古华夏文明奠基于湖湘地区，近现代中国文明同样也是湖南人（从王船山到曾左到毛刘）为主开创奠基的。古今形成了呼应。

近代以来，湖南人就引领历史之潮流，是变革中国的主力军，毛主席在提出“改造中国”的同时，更是提出要“改造世界”，新中国又是湖南人领导建立起来的。毛主席本人就是“湖南中心论”的最大代表。在朝鲜战场，“湖南中心论”打败了“西方中心论”，华夏再次战胜了戎狄。

他早年的《心之力》阐述了他的“文明观”“文明学”：“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创立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

毛主席认同“华夏是世界文明的源头”。这是一百多年前他的直觉，这和我们今天的“湖南中心论”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中国南方是一致的，也启发了我们该如何建构世界历史和新文明史观。这个结论还得到了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科学证明。如黄石教授的“现代人出东亚”说已得到更多人认同，支持了“湖南中心论”或中国南方起源论。文明比较研究也证明，“世界历史自东往西”，华夏文明确实是最古老而悠久的文明，然后不断向全球扩散。

认同华夏是世界文明的源头，但不必过度排斥其他文明。我们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毛主席还说，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种气魄，尤为值得今天的中国人学习。今天我们搞“全球文明对话”，就是通过一种文化对话形式，来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如果古埃及、古两河都是虚构伪造的，今天又焉能“文明对话”？

《中国青年报》在7月18日的评论文章《脱离证据的“伪史”叙事能给文化自信加分吗》中说：“它们在自我标榜‘打破西方中心叙事’的同时，却在事实层面制造了更大的混乱，把历史变成了一种情绪投射。”“真正的文化主体性，建立在脚踏实地的研究积累之上，而不是靠质疑别人、否定历史、制造幻象来获得。”

以“黄河中心论”来建构世界历史，显然没有让“黄河清”，也没有让“世界同”——获得世人广泛认同，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知识混乱和情绪对立。

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才是我们华夏文化的终极追求。中国兴则戎狄衰。天下苦美久矣，中国以工业强国，抵御美帝的金融和军事霸权，则中西之间攻守易势，东升而西降，天下太平之日将临。华夏文化全面复兴，再次影响全球，“以夏化夷”，提升其它落后地区的文明水平，才是我们今天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