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搂着姑娘”，一边还妄想“不负如来”？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轰然倒台，经济刑事犯罪、私生子情人、豪车袈裟天价佛珠...活脱脱一出当代“金池长老现形记”。

把本应清心寡欲的佛门净地，熏染得铜臭冲天。骂他鸠占鹊巢、败坏名声，实属轻了。

宗教要生存、要运转，离不得钱。庙宇要建，僧侣要吃，经书要印，法事要做，这钱不会从天而降。于是乎，“搞钱”成了贯穿宗教史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最“原始”的套路，莫过于伸手要。佛陀定下比丘托钵，本意是“去除经营之累”，让世人“多种福田”。

早期僧侣，堪称职业乞丐。这活儿不仅佛教干，基督教也干得“风生水起”。

欧洲中世纪的“托钵修会”，如方济各会，美其名曰“模仿基督贫穷”，实则一群有组织的宗教乞丐。

创始者方济各年轻时也是浪荡子，经历战俘、重病后“幡然醒悟”，带着一群追随者靠乞讨“潜心传道”，还曾把触角伸到元朝中国。但托钵？太不稳定也太寒酸！朱元璋当和尚时就被迫干过这苦差，深知其中辛酸。

宗教真正“发达”，是傍上权贵之后。信徒捐点钱粮是常态，王公贵族大手一挥，捐出大片土地才是“硬菜”！教会、寺庙迅速成为坐拥万顷良田的“超级地主”。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躺着收租都收到手软。土地多到种不过来？好办！发明“世俗兄弟”制度，本质就是给教会打工的“合同工”，专门负责种地、做买卖，脏活累活全包，还不占修士编制。

光收租不够狠？那就收税！“什一税”堪称教会的“天才发明”。借口《圣经》里亚伯拉罕献过十分之一，教会硬是把信徒收入的十分之一变成了“信仰税”。

查理大帝用法律将其固化，教会从此有了稳定暴利的“提款机”。直到宗教改革乃至法国大革命前夕，教会靠什一税和地租，轻松攫取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赎罪券，不过是零花钱把戏。

教会还嫌不够？亲自下场经商！中世纪欧洲科技文化大倒退，唯有教会保存着“秘方”。

比利时修道院“复活”了失传的啤酒工艺，连教皇喝了都大赞“液体面包”，特批给修道院专营。

靠着垄断技术和教皇背书，修道院啤酒成了暴利产业，至今仍是比利时啤酒的金字招牌。教堂广场因避难人群聚集形成集市？好！收税！商业税也不能少。

东方的日本佛教，敛财手段更“霸气”。得益于“神佛习合”和政治庇护，寺庙势力凌驾王权之上。平安时代，比叡山僧兵抬着神轿武装进京“上诉”，朝廷敢怒不敢言。

幕府时代，寺庙享有“不输不入”特权——不纳税、不受官府管！净土真宗更是“离经叛道”，教义宽松到“念句佛号就能上西天”，彻底废除僧侣戒律，公然娶妻生子，宗主之位父死子继。

结果石山本愿寺成了拥有庞大信众、独立武装和雄厚财力的“佛国军阀”，能与战国大名联姻、叫板，甚至修建了大阪城的前身！这哪里是寺庙？分明是披着袈裟的割据政权！

如此嚣张，自然招致天谴。日本出了个“佛敌”织田信长。比叡山庇护他的敌人？杀光僧兵，一把火烧成白地！石山本愿寺负隅顽抗？围城四年，照样付之一炬！

信长“第六天魔王”的称号，正是踏着佛门的尸山血海而来。经此浩劫，日本佛门彻底被世俗权力踩在脚下，再难翻身。

反观欧洲天主教会，虽经宗教改革冲击，但手段相对“温和”，且懂得适时向民族国家低头，依靠捐款和合法产业维持了体面。

核心在于：教会虽贪，但“手”伸得没日本同行那么长、那么硬，没直接威胁到军事强权的核心利益。

寺庙搞点文创、武术表演、收收门票，维持生计，世人皆可理解。毕竟“出家人也要吃喝拉撒”。但方丈开公司、搞集团、坐豪车、玩情人，将神圣殿堂彻底异化为个人享乐的销金窟，将“清规戒律”践踏成泥，把“六根清净”抛到九霄云外。一边“搂着姑娘”，一边还妄想“不负如来”？

这般行径，念经时敢抬眼直视佛祖金身？这等奢靡腌臜之物，别说登极乐净土，怕是连地狱都嫌他污秽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