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中国三大瘟疫，才明白抗击新冠的所有对策，都是老祖宗的智慧

文 | 尼尔笔记

编辑 | 尼尔笔记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人们的脚步不断被看不见的敌人阻挡——传染病从未真正离场。在这一条与疾病激烈搏斗的道路上，痛苦与探索并存。古今中外，瘟疫不断塑造着社会、打磨着人性，乃至推动医学演进。细数中国历史，三场影响深远的瘟疫，既是浩劫，也是知识的催化剂。我们经历过它们带来的恐慌，也继承了那些因应危机时孕育出的应对策略。借助现代数据与丰富案例，换个说法，重新回溯这段与病毒角力的漫长历史。

**一、汉末瘟疫：乱世之中的伤寒恶影**

东汉末年，历史上极为惨烈的一次瘟疫悄然降临。据多方史料推断，其发端大约在公元217年，久拖不息，造成的直接及间接死亡数高达三千多万，整个社会气氛在哀伤和失序中徘徊。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机器孱弱、战乱叠加饥荒，瘟疫如野火燎原席卷四方。

当时流行的多被称作“伤寒”。而这一称谓实则涵盖了流行性的高热疾病，远不止现代所指的肠道伤寒。而据多项近代医学溯源分析，结合《说疫气》和张仲景行医手札等原始材料，其真实的流行病学属性或更接近于流感病毒，甚至疑与肺炎球菌有关。很多患者高热、咳嗽，呼吸窘迫，很难得到及时救治，离世速度令人触目惊心。

人口流动是灾难的助推器。东汉后期，民不聊生，大批百姓为避饥荒、兵乱而流徙，将带有病毒的人群扩散到了更广的地带。交通不便虽限制了初期传染速度，但难以彻底屏障。在战场上，病毒突破了阶层壁垒，军队和名门大族也被卷入同一命运漩涡。据史籍推算，三国时期“建安七子”中，仅有不到一半倖存，王粲病逝时，甚至惊动了曹丕，史载“鸣驴送葬”一事，一半荒谬，一半凄凉，透出台下人对瘟疫束手无策的绝望。

瘟疫蚕食，不仅让百姓流离，甚至改写了历史格局。流行病学与史学界长期分析赤壁之战，很多证据均表明，曹操部队的失败，实际瘟疫是绝对推手之一。彼时战争、流行病、社会动乱彼此倒灌互生恶果——人口从汉灵帝时的5500余万骤减到不足1500万，社会秩序濒于垮塌。张仲景——后世尊奉为“医圣”——在他的家族中看到近200人有七成死于这场疾病。他虽然身为医者，却依然无法挽回身边亲人的生命。

但绝望之下，创新的火苗没有熄灭。张仲景冒险奔赴疫区，自制简易口鼻防护布，穿梭在患者之间，与病魔抗衡。他把多年的诊疗体会整合成《伤寒杂病论》，不仅为中原抗疫提供了科学工具，还为后世中医理论留下了不朽丰碑。根据《中华医学杂志》等现代医学刊物的考证，《伤寒论》中的部分处方甚至参与当今流感型病毒的辅助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中医药国际标准行列。

同一时代的医学家华佗、董奉，也在防疫实务中发挥作用。医学的飞跃往往诞生于黑暗时刻，这一规律至今仍然适用。可以说，“医圣”之所以被铭记，某种程度上也是因整个社会对“活下去”这件事的极端渴望与绝境中钻研医学的精神使然。

这里有个小细节：张仲景用布掩口鼻，已隐隐涉及现代“口罩”原理；这一举措，千年后终于在新冠疫情时成为国人首选防护措施。至于当时的抗疫经历，现代流行病学教材屡屡引用，尤其在新冠初发时多有历史借鉴。

**二、天花：“皇帝病”与中国最早的免疫革命**

跳出中原乱世，追溯至清代，北京城内的一场噩梦令人印象深刻。天花，这种在人类史上肆虐几千年、以可怕致死率和终身免疫为特点的传染病，让皇帝都胆寒。据荷兰皇家医学会和《柳叶刀》2023年再分析，天花在中国一度每年杀死上百万。

1649年正值顺治年间，天花登场摧毁满清贵族的健康。史料与医学期刊均记录，满族对天花极其敏感，感染后死亡率高达八成。康熙、雍正、乾隆这些大帝都与天花有着命运的纠缠。顺治惨死于天花，康熙则因病幸存，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麻面皇帝”。有意思的是，玄烨能登上皇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天花疫苗”带来的“血统安全感”，据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记载，他明确建议选择“有免疫力”的皇子继承大统。

古人也并非完全无助。早在北宋年间，《痘疹新书》等医籍中已经有人发明“人痘接种”——取患者痘痂研粉纳鼻，尝试诱发轻症以获长久免疫。清朝时，“避痘所”“盘查隔离”等措施极为严格。宫廷内的“种痘”很快成为皇子幼年仪式。公开数据显示，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宫廷幼儿疫苗规避天花的成功率飙升，存活率大大提升。实际上，中国是全球最早大规模实践免疫接种的国家，日本、俄国及英国种痘技术大都源自清代记录。

直到1965年，出身八旗的齐长庆等专家开发出“天坛株”（参见北京传染病研究所1954-1970年简报），结合更完善疫苗管理体系，率先实现中国境内天花完全绝迹，比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宣布全球消灭天花早了十整年。这项成果直接影响了全球免疫接种路径。

正是清王朝那个被天花整治到心惊胆战的年代，让现代中国有了口罩隔离制度和疫苗接种观念雏形。新冠时期，口罩、核酸、疫苗屡屡成为舆论热词，背后的实践与发端都能追溯回那个防痘如防贼的皇宫岁月。以此为基础，相关防控措施在全国范围广泛推行，极大减少了疫情蔓延速度。

**三、东北鼠疫：现代防疫的启蒙与全球影响力**

时间迈入20世纪。1910年冬，清帝国风雨飘摇，一场被全世界医学界视为顶级危机的东北鼠疫大爆发。疾控中心（CDC）2022年研究回顾数据表明，该次疫情夺走超过六万条生命，且最初被误判为“老鼠带来的腺鼠疫”，导致初期防控迷失方向。

局势不断恶化，多国争相介入。当时俄、美、日陆续派出了医学和媒体代表，要求参与防控与监督。面对外部巨压和本土医学短板，伍连德一跃成为担纲全权总指挥。值得一提的是，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归侨，圣约翰学院医学博士。抵哈时，哈尔滨瘟疫如烈火蔓延，外国专家坚称“扑鼠可控”，但伍连德坚决反对，认为东北天寒地冻潮湿不足，空气传播才是关键。

他深入检验逝者遗体后，确认流行的是肺型鼠疫，通过飞沫在人际间传播。伍连德亲自设计复层口罩（即后来的“伍氏口罩”），亲手推广隔离、封锁病区、焚烧尸体等西方和中国混搭的公共卫生措施。他提议焚尸处理尸体，遭遇强烈社会阻力，甚至需要摄政王批复才能启动。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后，疫情曲线首次明显反转下行。

官方报告指出，从伍连德接管起仅67天，死亡病例激增至顶点后骤降，全国蔓延之势迅速遏止。《自然·医学》2020年研究曾以伍连德“人民防线”为案例，分析口罩、隔离、封锁在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中的核心作用，直接被新冠防控初期的中国疾控系统采纳为历史先例。

再看国际影响：1911年，“伍氏口罩”随国际医学会议广泛传播，成为后来源源不绝医疗口罩与N95的灵感起点。今日哈佛大学医学公共健康项目统计，新冠疫情暴发伊始，巴西、意大利等多国仍参考“哈尔滨封城-焚尸-口罩”三连措施以应对危机。

**多元镜头下的公共健康启示**

中国与瘟疫的较量，从未只停留在医学范畴。社会、宗教、制度共同修补裂隙。自春秋战国起，各地曾用逐狗法预防狂犬病，周朝就已设立类似消毒的制度。大灾过后，从张仲景一块布，到清代皇室避痘，到伍连德的口罩、隔断、焚尸等组合拳，中国社会在一次次劫难后，反复总结并沉淀经验。尤其是防控方案的演变和国家政策的升级，集中展现了百姓自救与体制创新的全链条。

新冠时代，口罩、疫苗、核酸检测、隔离“组合包”，正是几千年历史经验逐步盘活的“智慧结晶体”。今天的中国医学团队研发出的新型口罩和mRNA疫苗，正陆续获得国内外药监机构认证，数据公开显示，2023年国产口罩合规产量世界第一，疫苗高效覆盖率领先亚太。而一线医护人员和平凡家庭也主动学习、适应这些新措施，这种“全民参与感”成为征服新型病毒的核心战力。

**历史教给我们的，不只是生存技巧，更是持续创新的必需品。**

走过千年，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反复化险为夷，从未因一次疫情而彻底陷落，背后是“历经风浪，不忘初心”的抗疫共识。每一次与病毒的博弈，都是技术、观念、制度乃至大众心理的自我修复。

如今，瘟疫也许还会有，挑战不会休止。但只要我们能够持续吸收前人的智慧，不断优化自身应对方法，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难关。

你怎么看中国历史上的抗疫经验？未来在抗击新兴传染病时，我们还能从历史中获得哪些启迪？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